王齊洲：我的啟蒙老師文昌富

題記：

這是三年前我在《閱讀時代》發表的一篇小文，以緬懷我的啟蒙老師文昌富。他們這輩人吃苦耐勞、勇敢頑強、恪盡職守、堅忍不拔，為國家的穩固和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共和國的脊梁，我從內心里敬佩他們。今請古代小說網轉發此文，以表達我對他們這輩人的崇敬之情和對師長的懷念之義。

2021年在洪湖峰口鎮留影

2022年12月21日下午，一位89歲的老人走了。我匆匆趕到洪湖，與他告別，參加他的追悼會，護送他的骨灰安葬到老家的墳地上。落葉歸根，他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與他的父輩、祖輩在一起，一定是安詳的。他叫文昌富，是我的堂兄，也是我的啟蒙老師。

回到武漢，我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曾經的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現。堂兄艱苦卓絕的一生令人感嘆，其奮發有為的一生又令人敬佩！他們這代人完成了常人難以完成的奇跡，留給后人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應該為他們驕傲，也應該將他們的精神發揚光大，激勵自己奮勇前行，再創輝煌。

我與堂兄同祖父母。祖父姓王，祖母姓文。祖父幼年喪母，童年喪父，15歲流落沔陽郭河文家橋，被文家大戶收留做長工。由于勤勞善良又聰明能干，文家將他招贅為婿。祖父母生下了堂兄的父親和我的父親倆兄弟。

按照當地習俗，祖父領文家門戶，其子女都應該姓文，所以堂兄的父親叫文必明，我的父親叫文必祥。三代歸宗也是當地習俗，到我們這一代就應該歸宗姓王了，為了延續文家香火，大房一支需要有人世代姓文，于是堂兄繼續姓文，我則歸宗姓王了。

1932年，祖父母領著全家搬遷至洪湖花古八溝長松垸，墾荒定居。我們的父輩倆兄弟各自成家后，就分成兩家，但兩家臺基相連，田地也相連。

堂兄生于1934年農歷七月二十六日，他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不滿周歲便遇上水災，生活無著，母親背著他逃荒三年，四歲才重返家鄉。五歲開始“躲兵荒”，在日本人統治下過著悲慘生活。九歲上私塾，不到一年即輟學。十三、四歲復學，前后學習僅兩年。

1948年水災，他只好離開家鄉到外地謀生，做過提籃小賣，挑過貨郎擔子，風里雨里，披星戴月，甚至在大寒節氣，打赤腳穿草鞋踏凍雪到十幾里地外販鹽，參加土工隊修堤以糊口，當時，他還不滿十五歲。

1949年農歷五月，長江再次潰口，家鄉再次被淹，他也再次離鄉背井，討過飯，放過牛，打過工，后來得了傷寒，碰上解放軍醫療隊才撿回一命。由于病后體弱，又染上瘧疾，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很久才恢復。

為了生活，他刷過財神，砍過柴山，打過短工，什么苦活、累活、臟活都干過。盡管他勤奮努力，拼命苦干，卻連一個棲身的地方都沒有。

1955年入河南信陽步校登記照（舊照片Al翻新）

新中國成立以后，堂兄的生活才出現轉機，其生命也煥發出異樣的光彩。

1951年初，他響應政府號召報名參軍，作為15軍新兵，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后，于1952年10月初開赴朝鮮戰場，成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一員。

他以一名通訊兵的身份，參加了著名的上甘嶺戰役，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極寒天氣下、在敵人的狂轟亂炸中保證有線電話指揮的暢通，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飲的是雪水，吃的是干糧，經受住了身體和意志的極端考驗。

1953年上甘嶺戰役結束后，他又隨部隊轉戰元山。在這些戰斗中，他親歷過身邊戰友一個個犧牲，收殮掩埋過被炸成碎片的烈士遺體，自己也在執行任務途中遭到敵機轟炸，隨炸塌的木橋墜落而受傷，落下終身疾患。

8月25日，朝鮮停戰協定簽署，他參加了清除遺留炸彈的危險工作，幫助朝鮮人民重建家園。在此期間，他參加了部隊的文化掃盲學習班，用半年時間學完了小學六年級的課程，經過考試結業。這成為他后來工作的文化基礎。

1954年4月下旬，他被部隊先期派回國內，以迎接他所在的部隊5月歸國。在湖北孝感花園鎮，其所屬部隊進行營地建設時，他被提拔為通訊連文書兼五員班長。1955年元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回家探親結婚，動員家里參加了農村合作社。

9月，進入解放軍第五步兵學校（信陽步校）學習。在信陽步校，經過嚴酷的軍事科目訓練和系統專業理論學習，他的各方面素質得到很大提高，總評為上等生。

1955年國慶節與戰友合影

1956年，他被分配到29師軍士教導營當實習排長，得到營領導和學員們的一致好評。

1957年初返校，由于朝鮮戰爭舊傷復發，他在3月份的一次訓練中摔倒，無法站立起來，被轉入部隊59療養院治療，不得不離開心愛的步校。

然而，治療并不順利，險些造成終生癱瘓，在采用把全身捆綁在木板床上一個月的特殊治療后，他奇跡般地站立起來。當他可以勉強行走回到步校時，同學們已經畢業分配。

雖然組織上希望他繼續留部隊康復治療，但他還是選擇了復員回家，不給組織添麻煩。

1957年12月，他帶病回到自己家鄉療傷，等待組織分配。然而，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總想為家鄉做點什么。

1958年春節過后，在上級主管領導的支持下，他在村里義務辦起了小學班，用新式方法教學生。學校是借用一個村民的堂屋做教室，放上兩張方桌，每張桌子配上四條長凳，學生圍著方桌看書寫字，條件盡管艱苦，學習氛圍卻很濃厚。

我當時已經6歲半了，到了可以上學的年齡，就上了他開辦的這個小學班，他便成為了我的啟蒙老師。

當時社會上有兩種學校，一是公辦，學校不收學費，學生只繳書本費。一種是私塾，學生要拜師，需要繳一定的學費。私塾可以體罰學生，主要是打手心之類，公辦學校一般不許體罰學生。

堂兄辦的小學，不僅不收費，書本還是他提供的，也不體罰學生。學生只學語文、算術兩門課程，學完了可以換書接著學，這一點與私塾做法接近。也許是他的教學得到了上級主管領導和學生家長們的肯定，4個月后，他被安排為鄉村掃盲校長，夜晚負責對成人進行掃盲，白天繼續給我們這些孩子上課。

1987年全家福（二老和兒子、媳婦、孫子、孫女）

1958年8月，堂兄被組織安排就任洪湖縣汊河區人民武裝部干事，正式成為國家干部，離開了他創辦的村小。他帶的我們這些小學生則轉入大隊公辦小學就讀。

9月初我們入學，經過考核，一年級的語文、算術我都已掌握，便被插入二年級學習。堂兄自己靠自學掌握了小學文化，知道該怎么學習，他對我這半年的小學啟蒙，給了我自主學習的充分自由，讓我能夠在無拘無束中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以致養成了我后來喜歡自學的習慣。

我到公辦小學后，往往在老師還沒有講授之前，就自學了教材后面的內容，老師的問題我都能夠回答，這讓老師很是驚訝。

記得三年級上學期結束時，班主任葉世鑒老師要我跳級，讓我下學期就轉入四年級學習，說學校已經同意，也跟四年級班主任打了招呼。春節時堂兄回家，我們征求他的意見，他說：“學習不能急躁冒進，還是把基礎打扎實為好，你大姐跳了兩次級，現在成績就不冒尖了。你還小，何必著急呢。”

我相信他的話，就沒有同意跳級。后來在公社高小畢業考初中，全區就我一人考上了洪湖一中。實踐證明，堂兄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

堂兄到區武裝部后，因區武裝部長外出進修，由他全面主持區人武部工作，他帶領汊河區民兵師參加了洪湖縣國慶大檢閱，完成了當年冬季征兵任務。

1958年的大躍進，瞎指揮，浮夸風，他雖然不能阻止，卻堅持了實事求是，沒有照搬棗陽經驗。

1959年開始的天災人禍，他和全區人民一起承受痛苦，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1年的反五風、1964年的四清運動、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都能夠正確理解和執行中央精神和有關政策，不搞極左那一套，減少了運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1965年，荊州軍分區任命他為汊河區人民武裝部部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和許多干部一樣，雖然不理解，在各方面巨大壓力下，仍然努力做好維持社會穩定的工作。在任“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主任期間，排除造反派的干擾，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1967年武漢“七二○事件”導致抓軍內一小撮，造反派污蔑他是三反分子、現行反革命，給他帶高帽，掛黑牌，蹬條凳，架飛機，批斗折磨，直至將綁他的棕繩捆斷，使其兩臂骨關節脫臼，晚上也不讓他休息，對其身體造成極大傷害。

1967年10月，毛主席發出“三支兩軍”的指示，他才從造反派的折磨中解放出來。

1968年5月，在“三支兩軍”的基礎上，汊河區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他任革委會主任，經過艱苦工作，收回了造反派手中的大部分槍支彈藥，避免造成更多的人道災難。

9月8日晚，從縣城來的全副武裝的“紅造團”在汊河區同伙的配合下，進駐區革命委員會，搶奪區人武部槍支。為了使槍械不被造反派搶走，他被造反派打成重傷丟棄路旁，擁戴他的群眾偷偷將他救走，轉移到隱蔽地方醫治，這才逃過生死大劫。傷剛好，他又上東荊河指揮防汛，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完全不顧個人安危。

1969年，縣革委會調他籌建化肥廠。1971年，縣里安排他揭發批判區委主要領導，他實事求是，不落井下石，不無中生有，保護了他們不受冤屈。

7月，縣里安排他到南套電排站任站長。這是一個省級大項目，干部職工隊伍還未組建，一切從零開始。他克服困難，與副站長方先昌等一起，搭班子，組隊伍，運設備，搞安裝，疏河道，清淤積，配渠網，創建節制閘，為抗洪排澇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后來高壇口泵站設計提供了科學依據。

1974年后，南套電排站管理逐步制度化、規范化，連續三年被縣政府評為先進集體。

1976年，南套電排站建立家屬基地，成立家屬隊，生產自給，發展集體經濟，解除了干部職工的后顧之憂。其間，他還服從縣里安排，兼管了一段黃家口公社三個知青點的知識青年再教育工作。

1981年5月，他離開南套電排站，調任東荊河管理段副段長。

1985年退居二線任調研員，后兼任工會主席，直到1994年退休。

1992年與筆者合影

在管理段工作期間，段長換了四任，他一直工作在第一線，即使退居二線后也仍然做著一線工作，與主要領導配合，完成了許多艱難堤段的吹填、歲修工程，為管理段穩定與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堂兄的一生，是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的一生，也是克勤克儉、光明磊落的一生。靠著勤勞與堅韌，不滿十五歲的他，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一家生活的擔子；靠著機智和勇敢，十九歲的他，在上甘嶺戰役的連天炮火中從死人堆里爬了出來；靠著善良和正直，三十多歲的他，在區人武部長的崗位上為穩定社會、制止動亂、保護同事、發展生產忘我工作，經歷了生死考驗，也做出了杰出貢獻。

靠著敬業和責任，他把南套電排站建成了組織科學、管理到位、功能完善的電排站，為洪湖的水利建設和農民的旱澇保收立下了汗馬功勞。

堂兄的一生，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一生，也是知恩圖報、無私奉獻的一生。他感念共產黨的救命之恩，牢記入黨的莊嚴誓言，加上軍旅生活和戰場錘煉，造就了他異于常人的堅定信念和頑強意志。

在44年的工作中，他忠于黨，忠于人民，不為名，不謀利，不徇私，不枉法，不唯上，只求實，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好干部，是有理想講節操的優秀共產黨員。他們這一代人的突出特點，在他身上得到充分和完整的體現。我為有這樣的好兄長而自豪，也為有這樣以身作則的啟蒙老師而驕傲！

1992年在湖北宜昌葛洲壩留影

堂兄安詳地走了。在走的前一年，正值中國共產黨誕生100周年，再前一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他獲得了在黨66年紀念章和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能夠同時獲得這兩枚紀念章的人，在全國屈指可數。他掛上這些紀念章，照了一張相，神采奕奕，自信滿滿，真像一位英雄。

是啊，他的確是一位英雄，他用自己的一生，經歷了人間的苦與淚、血與火、榮與辱，也見證了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無怨無悔，坦坦蕩蕩，足以令他自豪。兒孫們的孝順，也令他晚年倍感欣慰。我們計劃在他90壽誕時為他舉行慶典，祝福他長命百歲。然而，卻未能等到這一天，他還是離開了我們！

但我們相信，他的風骨和精神長存，會伴隨著我們一代一代傳下去。因為他們這些人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中國的脊梁，是人心的歸屬，是民族的驕傲，也是家族子孫們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