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一小職員透支公司100年工資被判死刑，兩年后疾呼：我有發明

1992年1月的一個清晨，長江邊升騰的霧氣還沒有散去，南京中院里卻已經排起了旁聽長隊。被押上法庭的仲開龍，看上去更像是普通的外貿職員，而不是卷走百萬巨款的被告。就在上個月，他的工資條上寫著九十三塊四毛；今天，公訴人列出的涉案金額卻高達一百零一萬余元，相當于公司整整一百年的工資支出。

往前撥回到1987年。彼時的江蘇外貿系統正處在計劃與市場并行的尷尬階段，制度縫隙多，監管薄弱，倒爺橫行。二十一歲的仲開龍從江蘇外貿學校畢業，被分到化工進出口公司包裝樣科。職位普通，卻掌握著進口聚乙烯出入庫和開票兩枚要害印章。一次，他偶然發現上級科長擅自調撥貨物而總部毫不知情，便意識到：制度空白就是機會。

機會很快被放大。1987年10月，他第一次私開五噸塑料粒子的調撥單給同學的哥哥夏某，要求現金結算。當晚，夏某拎著兩包十八萬元的舊鈔鉆進他位于虎踞北路的宿舍。厚厚兩沓錢拍在桌面上，仲開龍心跳快得像鼓。自此以后，他與夏某、南通制桶廠等單位十度交易，三年間席卷現金七十余萬元，存單和外幣三十余萬元。

巨額現金帶來的并非滿足，而是加速的欲望。為了掩飾收入來源，他在女友那里寄存了大額存單，又謊稱弟弟開著承包廠在“資助”自己。1990年國慶前夕，因拒絕婚約、言語失態，女友怒而報警。檢察院順藤摸瓜，一路追到如皋老家，僅床底便搜出十五萬元存單。面對數字證據，仲開龍在訊問室里只說了一句：“全是我干的。”

1992年2月，一審宣判死刑。宣判書遞到號房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絕望，而是盯著監號墻上那張過期的月歷出神。“還有多少天能用？”這是他反復問自己的問題。轉到監獄二號房后，偶得一本《青年博覽》，里面介紹了四鍵中文輸入方案。讀到“仍有改良空間”幾個字，他突然想到：三鍵是否可行？

監管起初并不當回事，仲開龍卻拿廢信封演算碼表，不眠不休，三個月列出五千余常用漢字三鍵編碼草稿。一次點名時，管教人員隨手翻了他的小冊子，發現重碼率顯著低于當時通行方案，便報告監區。軟件專業的浙江籍犯人也給出建議：“重碼還可以再壓。”仲開龍連夜調整，最終形成《全息中文碼》報告兩百余頁。

1993年7月，最高法派人提審，帶走全部草稿和樣機演示。短暫的采訪里，法官只問了一句：“編碼確系你本人完成？”他答：“若有一字盜用，愿加一等罪。”對話不過十秒，卻決定了生死。1994年1月14日，新判決送達：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理由之一是“在押期間完成具有獨創性的中文信息處理發明，可供國家采用”。

逃過立即執行后，他被調到監獄圖書室做登記員，白天核對書目，夜里繼續修訂碼表。1996年，經信息產業部專家會審，《全息中文碼》被認定為實用價值較高，可應用于教學機和掌上詞典，同年他由死緩減為二十年有期徒刑。此后四年，又憑改良坐便器排臭裝置、定時節水閥等五項實用新型獲三次減刑，刑期縮至十一年。

減刑并不意味著回歸社會就順利。家鄉父親因心衰去世，母親臥病在床，他無法送終；昔日同事大多避而不見，只有曾經的管教給他寄來一句話：“把腦子用在正路上，總比用在漏洞上強。”這句話，他剪下來貼在書柜上。

2003年春，仲開龍刑滿。出獄第二周，他把《全息中文碼》使用權無償授權給一家民營軟件公司，只保留署名。有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貪污，他只說：“三年荒唐，十年償命，夠了。”不再多言。

2005年，該中文碼被移植到低成本電子詞典，年銷量破十萬臺；2010年，手機端簡化版上線，仍能在部分老年機里找到。技術光環留名編碼史，但仲開龍始終保持沉默，拒絕媒體采訪。南京刑偵檔案館的卷宗上，封底至今夾著他寫的最后一句說明：“愿以殘余余生，補償國家損失。”

事件終結于法律文本，卻從未脫離社會環境：制度漏洞與個人貪欲相遇，形成巨大風險；同樣，發明與立功制度的結合，也給了罪犯改過的空間。仲開龍的故事提醒人們，一個看似平凡的崗位，一旦監管松弛，就可能形成難以挽回的缺口，而技術與法律交匯，又可能把死路變成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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