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的一個清晨,長江邊升騰的霧氣還沒有散去,南京中院里卻已經排起了旁聽長隊。被押上法庭的仲開龍,看上去更像是普通的外貿職員,而不是卷走百萬巨款的被告。就在上個月,他的工資條上寫著九十三塊四毛;今天,公訴人列出的涉案金額卻高達一百零一萬余元,相當于公司整整一百年的工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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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撥回到1987年。彼時的江蘇外貿系統正處在計劃與市場并行的尷尬階段,制度縫隙多,監管薄弱,倒爺橫行。二十一歲的仲開龍從江蘇外貿學校畢業,被分到化工進出口公司包裝樣科。職位普通,卻掌握著進口聚乙烯出入庫和開票兩枚要害印章。一次,他偶然發現上級科長擅自調撥貨物而總部毫不知情,便意識到:制度空白就是機會。
機會很快被放大。1987年10月,他第一次私開五噸塑料粒子的調撥單給同學的哥哥夏某,要求現金結算。當晚,夏某拎著兩包十八萬元的舊鈔鉆進他位于虎踞北路的宿舍。厚厚兩沓錢拍在桌面上,仲開龍心跳快得像鼓。自此以后,他與夏某、南通制桶廠等單位十度交易,三年間席卷現金七十余萬元,存單和外幣三十余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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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現金帶來的并非滿足,而是加速的欲望。為了掩飾收入來源,他在女友那里寄存了大額存單,又謊稱弟弟開著承包廠在“資助”自己。1990年國慶前夕,因拒絕婚約、言語失態,女友怒而報警。檢察院順藤摸瓜,一路追到如皋老家,僅床底便搜出十五萬元存單。面對數字證據,仲開龍在訊問室里只說了一句:“全是我干的。”
1992年2月,一審宣判死刑。宣判書遞到號房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絕望,而是盯著監號墻上那張過期的月歷出神。“還有多少天能用?”這是他反復問自己的問題。轉到監獄二號房后,偶得一本《青年博覽》,里面介紹了四鍵中文輸入方案。讀到“仍有改良空間”幾個字,他突然想到:三鍵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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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起初并不當回事,仲開龍卻拿廢信封演算碼表,不眠不休,三個月列出五千余常用漢字三鍵編碼草稿。一次點名時,管教人員隨手翻了他的小冊子,發現重碼率顯著低于當時通行方案,便報告監區。軟件專業的浙江籍犯人也給出建議:“重碼還可以再壓。”仲開龍連夜調整,最終形成《全息中文碼》報告兩百余頁。
1993年7月,最高法派人提審,帶走全部草稿和樣機演示。短暫的采訪里,法官只問了一句:“編碼確系你本人完成?”他答:“若有一字盜用,愿加一等罪。”對話不過十秒,卻決定了生死。1994年1月14日,新判決送達: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理由之一是“在押期間完成具有獨創性的中文信息處理發明,可供國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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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過立即執行后,他被調到監獄圖書室做登記員,白天核對書目,夜里繼續修訂碼表。1996年,經信息產業部專家會審,《全息中文碼》被認定為實用價值較高,可應用于教學機和掌上詞典,同年他由死緩減為二十年有期徒刑。此后四年,又憑改良坐便器排臭裝置、定時節水閥等五項實用新型獲三次減刑,刑期縮至十一年。
減刑并不意味著回歸社會就順利。家鄉父親因心衰去世,母親臥病在床,他無法送終;昔日同事大多避而不見,只有曾經的管教給他寄來一句話:“把腦子用在正路上,總比用在漏洞上強。”這句話,他剪下來貼在書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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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仲開龍刑滿。出獄第二周,他把《全息中文碼》使用權無償授權給一家民營軟件公司,只保留署名。有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貪污,他只說:“三年荒唐,十年償命,夠了。”不再多言。
2005年,該中文碼被移植到低成本電子詞典,年銷量破十萬臺;2010年,手機端簡化版上線,仍能在部分老年機里找到。技術光環留名編碼史,但仲開龍始終保持沉默,拒絕媒體采訪。南京刑偵檔案館的卷宗上,封底至今夾著他寫的最后一句說明:“愿以殘余余生,補償國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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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終結于法律文本,卻從未脫離社會環境:制度漏洞與個人貪欲相遇,形成巨大風險;同樣,發明與立功制度的結合,也給了罪犯改過的空間。仲開龍的故事提醒人們,一個看似平凡的崗位,一旦監管松弛,就可能形成難以挽回的缺口,而技術與法律交匯,又可能把死路變成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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