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晚年回憶：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和我說這件事的是陳賡大將

1954年9月，在蘇聯核爆實兵演習現場，熾白的光球剛剛升起，觀禮臺上卻有人低聲嘟囔了一句：“鑰匙擺得再精致，沒有導彈就是擺設?！闭f話的是陳賡。這句話后來被翻譯偷偷記在了日記里，也成為錢學森與陳賡真正結緣的伏筆。時間再往后推一年，錢學森從洛杉磯港口登船回國，一邊整理行李，一邊回想著那串關于“鑰匙”的議論。他不知道的是，國內已經有人為他預備了一連串考題——第一個出題人，正是陳賡。

錢學森在上海落腳時，國內媒體給出的稱呼還是“空氣動力學專家”。不少同行暗自猜測，他最多是來搭建力學研究所的框架，至于導彈，那是裝備制造部門的事。可就在同年11月初，一則“東北考察”的簡短電報，讓外界的猜測全部失效：錢學森突然離京北上，而且考察的范圍涵蓋沈陽、長春和哈爾濱三地軍工點位，這明顯不是單純的學術調研。

旅程第一站，沈陽二四二廠。廠區車間里，聽見錢學森隨口問了一句：“你們的高溫合金是哪里配比的？”工人們面面相覷，沒人答得上來，因為廠里壓根還停留在鑄鐵階段。第二站長春機場，機翼上落滿霜雪，錢學森摸了摸合頁，沒說話，只是拿本子記了兩行“濕冷、腐蝕、零配件”。隨行的技術干部覺得氣氛緊張，生怕這位大教授失望。實際上，錢學森并沒有不滿，他在琢磨的是：假如短期內要做導彈，哪些零部件能就地取材，哪些必須新建生產線。

25日清晨，一臺黑色小車安靜駛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道路兩旁的白樺樹結著冰晶，迎接的人群里站著陳賡。沒有儀仗，也沒有采訪，只見陳賡快步迎上前，用純樸的湖南腔一句：“我這兒沒什么保密，對你敞開。”寒暄不過幾秒，兩人就鉆進了實驗樓。樓里最顯眼的裝置是一座粗糙的固體火箭試車架，焊縫還泛著銀光。錢學森幾乎是撲上去看數據記錄板，隨口連珠提問：“燃速？噴管溫度？推重比？”現場的年輕教師羅時鈞被問得汗涔涔，卻又欣喜若狂——因為從未有人如此關注他們的“業余玩具”。

午餐時間，兩人坐在學院小食堂。陳賡夾起一塊凍豆腐，突然壓低聲音：“咱們中國人能不能親手整出火箭？”錢學森手中的筷子停了一下，語氣平靜卻肯定：“能，外國人行，中國人就更行?！倍潭淌邆€字，像一記重錘敲在陳賡心口，這位大將當場拍桌：“那就干！”

哈軍工考察結束后，陳賡隨即飛回北京。第二天清晨，他把一張紙條交到總參作戰部：“三句話，第一，錢學森愿意；第二，需要統籌國家資源；第三，時間至少五年?！弊謼l馬上被送往中南海。周恩來閱后批示，讓錢學森“多看、多聽、多講”，同時著手組建跨部門小組。緊接著，1955年12月，中央內部召開了一次小范圍匯報會，分列席位的有軍隊、工業口和科研口負責人。會上錢學森第一次系統闡述“火箭—導彈—航天”三步走設想。會場極其安靜，只聽得見鉛筆劃過紙面的沙沙聲。

與會人員最關心的問題是“底子差怎么辦”。錢學森給出了兩條路：先修基礎設施，以風洞、推力測試站、發動機車間為核心；再分階段攻克材料、控制和制導。有人擔心勞民傷財，陳賡當場回應：“打仗打的就是時間差，等別人打到家門口再上實驗臺，那就成了瞎忙。”這句話讓不少猶豫者閉嘴。

1956年春，國家科委成立遠景規劃領導小組，錢學森擔任綜合組負責人。規劃中把“噴氣推進與導彈技術”列入十大緊迫任務之一。當年6月，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在京西一處荒坡破土動工，外界只知道院部代號“053”。開工儀式極其簡樸，一塊木牌插在黃土中，上書八個字：“自力更生，嚴守機密”。錢學森站在人群后面，與工人們一樣戴草帽，偶爾彎腰撿起一塊石頭，看質地、敲聲響。有人悄悄議論：“大科學家也這么土？”旁邊的技術員低聲回一句：“真干活，不怕土?！?/p>

建設速度出乎所有人預料。不到八個月，起重機已吊裝第一臺風洞主機。設備并非全靠進口，很多零件是沈陽、包頭、貴陽三地的工廠連夜趕制。試想一下：幾千公里外，船運加鐵路輾轉，卡車司機吃著冰涼窩頭把渦輪葉片送到北京西郊，只為了一句“趕進度”。這種協同場面，放在當時的工業體系里堪稱奇跡。

與此同時，蘇聯派團來華，提出提供整套導彈設計換取資源，條件是技術封閉。會議室里，錢學森只問了一個問題：“如果關鍵制導芯片你們不賣，咱們飛行距離誤差誰負責？”對面代表沉默了足足半分鐘。最終，這樁“整套買賣”沒談攏。旁觀者事后感慨，關鍵節點上，正是錢學森的“較真”避免了技術依賴。

1957年冬，國防部五院科研樓里燈火通明。錢學森帶隊做控制系統仿真，每天凌晨兩三點還在敲計算尺。那會兒計算機稀缺，仿真全靠手算。年輕助理困得直打盹，錢學森遞過去一杯茶：“再熬一陣子，數據就閉合?！闭l也沒料到，三年后，這堆密密麻麻的手稿催生了中國第一枚短程地地導彈。

1960年11月5日，新疆荒漠。倒計時一聲令下，火光撕開夜幕，導彈拔地而起。追蹤雷達上的曲線穩如直線，最終命中預定靶場。觀測席里最平靜的仍是錢學森，他只抬腕看表，記錄“飛行時間：483秒”。那天晚上，參加試驗的士兵自發鞠躬致敬，多數人并不認識這位身材瘦削的先生，只知道他姓錢，是總設計師?；氐今v地，錢學森給陳賡發去簡短電報：“第一步完成，向你報告。”電報另一端，陳賡已因勞累在病床上喘息，他讓秘書復電一句：“好，好，好?！?/p>

十幾年后，錢學森談到這段往事，仍舊把陳賡擺在“第一個提出者”的位置。他說：“若沒人敢問那一句‘能不能’，科學家再有熱情也只能做學術文章?！痹捳Z里沒有半分客套，也沒有英雄傳奇，只有工程師的質樸邏輯。

后來者常拿這段歷史與今天對照，卻忽略了一個細節：那場飯桌對談里，如果錢學森稍微保守一點，或者陳賡沒有拍板，整個中國導彈航天路線圖都會被迫延后。決定未來的往往是當下的一句干脆利落；真正的“關鍵先生”，在燈光下與在暗處，恰恰由這一聲回應連接起來——“能”字出口，路徑便已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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