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江青談委托律師人選，提到毛主席女兒李敏：我找家屬可以吧

1980年9月，北京西直門外一陣秋風剛起，秦城監(jiān)獄的值班電話卻比往常更頻繁。特別法庭核實各被告的辯護意向，名單每天都在更新。值班員在記錄本上寫下四個字：江青待復。彼時距審判正式開庭僅剩不足三個月，而江青對“誰能為自己出庭”依舊搖擺。

外界只看到“兩案”風聲鶴唳，很少有人留意，一套完整的庭審程序正在被重新搭建。案犯若拒絕律師，法庭仍須出具“已告知權(quán)利”的文件，否則審判程序缺口難以彌補。負責督辦程序的中紀委二辦工作人員說了一句帶著喘氣的笑話：“手續(xù)沒走完，別說江青，連紙簍都不能帶上法庭。”

張思之和朱華榮就是在這種氛圍里收到指派公函。張思之拿到文件時愣了半分鐘，只說出一句：“干律師這一行，總有躲不開的局。”隨后便開始翻卷宗。卷宗摞起來有半米高，他第一晚只翻了兩冊，胳膊就酸得抬不起來。

10月初，兩位律師第一次進入秦城。與多數(shù)影視敘述不同，那天并無劍拔弩張，更多是試探。獄警先引他們看訊問室，隨后通知江青。有意思的是，江青踏進來時表情并不激動，甚至帶著刻意的平靜。張思之示意落座后，亮明身份。江青輕輕“哦”了一聲，接著拋出一句：“我原想請史良，她年紀雖大，總算懂法。”

史良確實懂法，但彼時已近耄耋，且早有心血管病史，勉強出庭不僅程序上難以通過，醫(yī)學檢查也過不了關。張思之據(jù)實回復，江青沒表態(tài)，又提出第二人，“周建人，魯迅的弟弟，文化人，熟悉我的情況。”朱華榮在旁補一句：“周先生無律師執(zhí)業(yè)資格，不合規(guī)定。”江青皺眉：“那劉大杰呢？毛主席見過他。”律師告知，劉大杰已于1977年去世。

對話陷入停頓。過了半分鐘，江青抬頭：“如果這些都不行，我找家屬可以吧？李敏。”說到這，她聲音明顯放緩，好像在試探邊界。“家里人總能替我說話。”張思之只能再解釋，刑事訴訟不設家屬代理，辯護人必須是律師；即便出于情感考慮，程序也無法讓步。江青沉默，很快把話題扯開，“那你們準備怎么辯護？”

按法庭要求，律師必須取得當事人書面授權(quán)才能啟動工作。張思之耐著性子討論案卷事實，江青卻時常打斷，更多關注庭審形式，希望律師在法庭上“把控節(jié)奏”。朱華榮提醒：“我們只能提出法律意見，不能替被告人代言。”江青用手擋在耳后，裝作沒聽見。她第二次重復那句話：“我只是想讓可信的人幫我說話。”

談了近兩個小時，授權(quán)書依舊空白。臨別前，江青冷不丁冒出一句：“姓張的不行，姓朱的留下。”次日凌晨，法庭聯(lián)絡北京律師協(xié)會，最終由傅志人接手。張思之主動退出，表面理由是“被告不接受”，實則也是尊重當事人意愿。律師圈私底下議論，這算全國首例“被告挑律師”的公開個案。

傅志人在押送車里讀完卷宗摘要，第一件事同樣是闡明“不存在替代陳述”。江青仍想把辯護與代理混為一談。律師只得引用刑訴條例，“代理適用于民事，不適用于刑事。”江青聽完攤手：“那就沒辦法嘍。”隨即作出決定：不再委托任何律師。程序上，法庭記錄“被告明確放棄辯護權(quán)”。

另一邊，接受律師辯護的姚文元卻忙得不可開交。韓學章、張中帶著計算尺與日歷，把公訴書中每一段涉及具體年份的指控拆解比對。有人私下提醒：“別替壞人減刑。”兩位律師只回答一句：“法條不問好人壞人。”這種職業(yè)態(tài)度在當時法律環(huán)境里頗為新鮮，也讓許多旁聽代表第一次直觀理解到“辯護不是脫罪，而是程序正當”。

1980年11月20日，特別法庭開庭。辯護席上出現(xiàn)空位，那是留給江青本人辯護律師的。庭審進行到第三天，江青提出自行答辯。她拿起文件，說得斷斷續(xù)續(xù)，時而抬頭向?qū)徟虚L發(fā)問：“我講話可以不受限制吧？”審判長點頭示意：“請遵守庭審秩序。”現(xiàn)場氣氛一度緊繃，但程序仍按既定節(jié)奏推進。

最終判決早已寫進史料，外界更好奇的是那張空椅子。若江青當初簽下授權(quán)，也許走向并不會改變量刑，卻能讓中國刑事辯護史提前寫下一頁完整案例。遺憾的是，她堅持的“家屬代言”終被法庭拒絕，再無回旋余地。

那一年，全國公開執(zhí)業(yè)律師不足三千人，卻第一次在國人面前集體亮相。劉復之評價這次審判：“最大的意義，或許并不在結(jié)果，而在于讓一部停擺多年的法律機器重新運轉(zhuǎn)。”1980年的特別法庭由此記錄下中國律師制度恢復后最早的一堂實踐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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