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告別世界第一？二孩催生無效后，國家向住房出手了

印度人口超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這不僅僅是個數字游戲。當“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帽子被摘下，我們才猛然意識到，新生兒的啼哭聲正變得越來越稀薄。

二孩催生、三孩放開，效果平平。問題出在哪？錢袋子，尤其是被房子壓得喘不過氣的錢袋子。國家終于向住房這個“硬骨頭”出手了，但這劑藥方，能解開低生育率的死結嗎？

數據背后的困境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4年人口數據顯示，全年出生人口僅為886萬，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75‰，這是自2021年以來連續第四年負增長。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住房市場的長期壓力，貝殼研究院數據顯示，2024年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均價為6.2萬元/平方米，一套90平方米的剛需住房總價近560萬元，而同期一線城市平均家庭年收入約為18萬元，房價收入比高達31.1:1，遠超國際通行的合理區間。

這種高房價壓力直接傳導至生育決策環節。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2025年發布的《城市家庭生育意愿調查報告》顯示，在“不愿生育二孩或三孩”的受訪者中，68.3%將“住房壓力過大”列為首要原因。

報告進一步測算，一線城市一個家庭從孩子出生到18歲成年，平均養育成本約為226萬元，其中“學區房”溢價占比達35%，成為除教育、醫療外的最大單項支出。對于多數年輕家庭而言，購置住房已需動用夫妻雙方父母的“六個錢包”，并承擔20至30年的房貸，再疊加養育子女的長期投入，財務壓力讓生育決策變得異常謹慎。

此前多年，生育支持政策多集中于補貼和假期調整。2021年三孩政策實施后，各地陸續推出生育津貼、延長產假等措施，但效果有限。

以某東部沿海省會城市為例，2023年推出的二孩生育補貼為一次性3000元，三孩5000元，相較于動輒數百萬的住房支出，這樣的補貼對生育決策的影響微乎其微。調研顯示，僅12.7%的家庭表示“生育補貼會影響生育計劃”，多數家庭認為“補貼力度遠不及住房、教育成本的增長”。

政策轉向

2025年，生育支持政策迎來結構性調整，住房領域成為調控重點，形成“穩房價、增供給、強補貼”的三維發力格局。在穩房價方面，“房住不炒”定位持續深化，一線城市率先出臺“限房價、限地價”的雙限政策，同時加大二手房交易監管力度，抑制投機性炒作。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5年1至11月，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均價同比回落4.2%，二手房均價回落5.7%，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

保障性住房供給的加速推進成為關鍵舉措。住建部2025年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全年建設籌集保障性租賃住房240萬套，其中70%布局在人口凈流入的一線城市和新一線城市，重點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群體。

普通商品住房相比，保障性租賃住房租金低于同地段市場租金20%以上，且戶型以40至70平方米的小戶型為主，適配年輕家庭需求。以上海為例，2025年首批推出的8萬套保障性租賃住房，上線后一個月內申請量達23萬次，供需比超過2.8:1，足見年輕家庭對 affordable 住房的迫切需求。

針對多孩家庭的住房定向支持政策同步落地。全國層面明確，多孩家庭在申請保障性租賃住房時可優先配租，且配租面積可適當放寬。

地方層面則推出更具針對性的措施，湖北天門對三孩家庭提供最高10萬元的購房補貼，疊加人才引進政策后，最高補貼金額可達28.51萬元；內蒙古呼和浩特采用分期發放模式，三孩家庭可獲得10萬元購房補貼，分10年發放，以長期支持家庭養育支出。這些政策將住房支持與生育意愿直接掛鉤，試圖通過降低住房成本激活生育潛力。

組合發力

住房調控的深化為生育意愿釋放創造了條件，但低生育率的破解仍需多領域政策協同。2025年，全國性育兒補貼制度正式實施，為每名3歲以下嬰幼兒每年發放3600元，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同等享受，這一政策覆蓋全國約3500萬嬰幼兒家庭。

在稅收優惠方面，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扣除標準提高到每個子女每月2000元，相較于2021年的1000元標準實現翻倍，進一步減輕家庭稅負。

上海的政策落地實踐展現了多維度支持的效果。2025年上海育兒補貼政策實施后，線上申請系統開放初期便有近13萬人提交申請，首批審核通過家庭的補貼已陸續發放，且全部免征個人所得稅。

現金補貼外，上海同步增加普惠托位供給，2025年新增0-3歲普惠托位2.3萬個，托位缺口較上年縮小40%，有效緩解了“帶娃難”問題。數據顯示，上海2025年三季度生育登記數量環比增長8.3%，其中二孩、三孩登記數量環比增幅達12.1%，政策協同效應初步顯現。

職場環境優化成為政策發力的另一重點。針對生育女性面臨的職場歧視問題，2025年《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修訂實施，明確要求用人單位不得因女職工生育降低薪酬、限制晉升，同時鼓勵企業設置“生育友好崗”，推行彈性工作制。

部分地區還推出企業激勵政策，對吸納生育后女性就業的企業給予稅收減免，試圖從供需兩端改善生育后的職場環境。不過調研顯示，仍有45.2%的女性表示“擔心生育影響職業發展”，職場環境的徹底改善仍需長期努力。

預期與挑戰

住房與生育政策的聯動調整，正在逐步重塑家庭生育決策的預期。中國社科院2025年四季度發布的《生育信心指數報告》顯示，全國生育信心指數較上年同期提升15.6%，其中“住房政策改善”對信心提升的貢獻度達42.3%。

是在保障性住房供給充足、購房補貼力度較大的二三線城市，生育意愿提升更為明顯，湖北天門、內蒙古呼和浩特等城市的三孩生育登記數量同比增幅均超過20%。

政策落地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和分配需要完善的配套機制，部分城市已出現“申請流程繁瑣”“選址偏遠”等問題，影響政策實效。

房地產市場的平穩轉型也需兼顧地方財政平衡，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城市在調控過程中面臨更大壓力。此外，教育、醫療等配套服務的提升速度仍滯后于生育意愿的釋放需求，“擇校難”“看病貴”等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成為制約生育決策的次要因素。

人口結構的調整是一個長期過程，住房與生育政策的聯動效應也需要時間逐步顯現。從國際經驗來看，生育率的回升往往滯后于政策調整3至5年。當前國家推出的住房調控、現金補貼、服務提升等一系列組合政策，本質上是通過系統性改革降低家庭生育的綜合成本，重建家庭對未來的穩定預期。

當住房不再成為年輕家庭的沉重負擔，當養育成本得到社會的合理分擔，生育決策才能回歸對家庭幸福的本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