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殺暴行，生命卻永遠定格在36歲

孤獨，是一只蟋蟀隔湖而鳴的輕響

是夕陽下樹林里葉片的沙沙聲

孤獨聞起來像一片紫羅蘭的芬芳

聽起來像風穿過高草的低語

1978年，10歲的張純如寫下了這些詩行。此時距離她因《南京大屠殺》而震撼世人還有19年。

1995年，27歲的她從美國加州出發輾轉抵達江蘇南京。在一輪深紅色的夕陽下，她穿過城東郊區的荒草，來到一塊不起眼的紀念石前。58年前，日本侵略者在此殺戮無辜。盛夏黃昏里，唯一打破寂靜的，是持續不息的蟋蟀鳴叫。

這一幕，以及張純如在南京改變其一生的三周旅程，都被她的母親張盈盈寫入了《張純如：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一書中。該書于2011年出版，在此七年前的2004年11月，張純如結束了自己年僅36歲的生命。

2014年12月，75歲的張盈盈和丈夫張紹進來到南京，在楊夏鳴等研究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的學者們的陪同下，追尋女兒的足跡。20年前，當張純如凝視著紀念石與周遭的破敗時，站在她身旁的正是楊夏鳴。

“在那里，這個幾天前才認識的性格活潑的女孩子忽然陷入一種近于悲愴的沉思。” 楊夏鳴說。張純如在南京采訪大屠殺幸存者期間，楊夏鳴擔任了這位年輕的華裔美籍女士的翻譯。

“這些死者的悲劇是1937年12月13日拉開序幕的這場大慘案中的一部分。侵華日軍在連續六周的時間內殺害約30萬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強奸無數婦女。傾聽那些從尸山血海中爬出來的人的故事，足以讓任何人的靈魂震顫。”

其中一次采訪，對象是生于1929年的幸存者夏淑琴老人進行的。這位老人今天仍然健在，而她的雙臂上也依舊留有日軍刺刀留下的深深傷痕。

“1995年的時候，老人66歲，我們陪著她去到她當年的老屋舊址。在那里，年僅八歲的她透過木窗格，目睹了家人被害的慘狀。”楊夏鳴回憶道。

“如果你了解張純如的家族史，你就會明白這些采訪在她心里激起了怎樣的驚濤駭浪。”

上圖：1995年夏，張純如（右二）采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左二）。夏淑琴的手臂上至今仍留有1937年被日軍刺刀砍下的深深傷痕。
下圖：1995年張純如采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時，楊夏鳴（右）為她擔任翻譯。

家族記憶與戰爭陰影

1968年3月，張純如出生于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個中國移民家庭。

“她是個好奇心極強的孩子，”母親張盈盈說，“八九歲的時候，她就不停地問我們：‘你們像我這么大時在做什么？’她的故事就是從這些問題開始的。”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同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南京百姓大規模逃亡，張盈盈的父母也在日軍進城前一個月奔赴后方。

其后的八年，他們先后在貴陽、重慶生活。1940年張盈盈在重慶出生，而在同一座城市的郊區，住著她未來的丈夫張紹進 ——張純如的父親。

1937年出生的張紹進抵達重慶時只有六個月大。至今，他仍記得當年轟炸時的情景。

“我那時大約六歲。日軍飛機幾乎晝夜不停，我們偶爾從防空洞出來透氣時，看到外面的人臉上濺著鮮血。父親告訴我，重慶的苦難遠不如南京慘烈。” 張紹進此前接受《中國日報》采訪時說。他于今年1月25日辭世，享年88歲。

正如六歲的張紹進無法想象南京的慘狀，盡管張純如自小聽著日本侵略暴行的故事長大，但在1994年12月，當她在美國加州庫比蒂諾市舉辦的世界反法西斯歷史保護聯盟會議上看到南京大屠殺的巨幅照片時，她依然被震撼得無以言表。

“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做好心理準備——那些黑白照片里，是被砍下的頭顱、被剖開的腹部、被強奸后被擺成色情姿勢的赤裸女性，她們的臉上寫滿難以忘懷的痛苦與羞辱。” 她后來寫道。

走進“黑暗的中心”

那時，她是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新聞專業的畢業生。此后的三年，她一頭扎進這段世界反法西斯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最終寫出一本正如澳大利亞學者羅斯·特里爾所說的，“幾乎令人無法閱讀，卻又不可不讀”的書。

她的研究始于美國：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里，她讀到了明妮·魏特琳的日記。這位1886年出生的美國傳教士在淞滬會戰爆發時擔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主任。她將校園變成難民營，拯救了數以萬計的中國平民，其中絕大多數人是婦女和兒童。目睹了太多暴行的她患上嚴重創傷疾病，于1940年初回到美國治療。1941年5月14日，她在公寓內打開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記中，魏特琳寫到：“如果日本婦女知道這些（她們的丈夫和兄弟們犯下的）恐怖行徑，她們會羞愧難當。”

魏特琳去世54年后，張純如讀到了她的日記。六個月后，她來到南京，追尋這位擁有非凡勇氣的女性的足跡，同時深入挖掘那些令她不斷落淚的故事背后的真相。（值得一提的是，魏特琳和張純如同為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畢業生。)

她的受訪人之一，是大屠殺開始時年僅19歲且已經懷孕七個月的李秀英。性格倔強的她與三個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數十刀，倒在血泊中數小時。后來人們發現她胸口微弱起伏，才把她送往醫院。昏迷中，李秀英在19日夜——也就是魏特琳寫下那條日記的那一天——流產了。

“五十八年了，傷痕都被皺紋擋住了。” 李秀英在采訪中指著自己的臉對張純如說到。曾經，這張臉上刀痕縱橫，讓李秀英的每一次對鏡自照都成為精神的折磨。

然而有些傷痛是皺紋永遠無法遮蓋的。在南京期間，張純如不僅被戰爭的殘酷震撼，更對正義的缺失深感痛心。

還有一次，她和楊夏鳴探訪一位名為劉永興的幸存老人。老人住在不足六平方米的“鞋盒”里，他們拜訪的時候他正在用一個臉盆擦身，盆中的水十分渾濁。

“我看見張純如移動攝影機的方式——從低矮的天花板、到熏黑的墻壁、再到堆滿垃圾的走廊——你能感到她心中的沉重。” 楊夏鳴說。

三年寫作

每周七十小時工作

據張純如的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說，回到美國后，張純如花費大量時間將所有在南京收集的資料仔細“提煉與過濾”。這個過程中，她每周工作七十個小時左右。

但仍然有很多的資料搜尋和研究工作要做。在發出一百多封信件之后，張純如終于收到了一封回復，來自約翰·拉貝的外孫女烏蘇拉·萊因哈特。出生于1881年的約翰·拉貝是一位德國商人，1937年12月拉貝與幾位西方人士共同設立了南京安全區，挽救了數十萬生命。正是通過張純如，拉貝在戰爭期間所寫的、為南京大屠殺提供了重要證據的日記才最終得以公開。

寫作期間，她常常打電話給父母。“她告訴我她做噩夢、掉頭發。” 張盈盈說，“我勸她停下來。但她拒絕了。她說：‘我要為那些不能再說話的人發聲。’”

《南京大屠殺》于1997年12月出版。

“我們原以為能賣一兩萬冊。” 張純如的丈夫道格拉斯說，“結果僅美國就賣出近50萬冊。” 該書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連續停留10周，次年被譯為中文。

上圖：張純如1997年的著作《南京大屠殺》（

The Rape of Nanking

下圖：南京大屠殺發生時的慘狀

榮耀背后是爭議與孤獨

名聲隨之而來，但攻擊也接踵而至，張純如不得不為書中內容的真實性辯護。

“她勇猛無畏，” 張盈盈回憶說。在1998年與日本駐美大使齋藤邦彥的電視辯論中，大使發表對南京的言論后，張純如轉向主持人說：“我沒有聽到‘道歉’這個詞。”

道格拉斯認為，從個人層面來說，這本書對張純如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張純如轉向其他寫作項目后依然存在。

“在她生命的最后七年里，人們不斷聯系她，向她傾訴自己遭遇日本軍隊暴行的恐怖經歷；也有不少人主動找到她，希望她繼續寫更多相關的書。”

2003年末，張純如開始為一本可能的新書展開調查研究，主題是“巴丹死亡行軍”——這是二戰期間被日軍俘虜的美軍和菲律賓士兵，被迫在菲律賓巴丹半島酷熱難耐的叢林中進行的慘烈強制行軍。

南京大屠殺發生時的慘狀

疾病、墜落與永別

2004年8月，張純如飛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會見一位巴丹死亡行軍的幸存老兵。抵達不久，她便在酒店房間里倒下，但之后入院治療。醫生的診斷是：“短暫反應性精神病”。

“我在1988年10月第一次見到的那個她，再也沒有回來。”道格拉斯說。

在與病情抗爭了數月之后，2004年11月9日，36歲的張純如用一把左輪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哀悼的信息紛至沓來，但她的去世也給了批評者可乘之機——有人聲稱她寫作《南京大屠殺》時陷入了某種妄想。

對此，作為夫妻相伴十三年的丈夫道格拉斯給予了堅決否認。“她在1997年初就完成了《南京大屠殺》，而直到2004年才首次出現精神疾病的跡象。”他說。他同時也不認為張純如的死與她在寫作此書時所承受的心理壓力有直接關聯。

“那些照片和資料非但沒有讓她崩潰，反而激勵了她，驅使她竭盡全力把這些故事講出來。”道格拉斯說到。

作為一名微生物學教授，張盈盈強烈懷疑，張純如去世前所服用的抗抑郁藥物加重了她原本就存在的自殺傾向。

2005年9月，也就是張純如去世后的第一年，張盈盈與張紹進夫婦受邀前往南京，參加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為張純如所立銅像的揭幕儀式。

2014年12月13日，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中）和張紹進（左）出席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我是在1949年隨父母離開中國的，那時我九歲。從那以后我從未回過南京，直到2005年。”張盈盈說道。“我們把歷史講給她聽，而她則用她的書，把我們帶回原點。”

2006年，張盈盈與丈夫在美國設立了張純如紀念基金會，致力于維護抗日戰爭歷史記憶，并推動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國際傳播。“我們資助美國的中學教師到中國學習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張盈盈說，“這是二戰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章節，卻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里幾乎完全缺席，也因此缺席于美國公眾的認知之中。”

作為《南京大屠殺》一書的作者，張純如于1999年受邀前往白宮會見希拉里·克林頓。

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圣何塞的張純如紀念公園于2019年建成。張純如曾居住在這座公園附近。

無法忘記，也不能忘記

在書的末尾，張純如寫道：“二戰期間日本的行為，與其說是危險之人的產物，不如說是危險政府、脆弱文化與危險時代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們能夠向那些本能上抗拒的人兜售各種危險的辯解。”

每一次張純如的父母來到南京，楊夏鳴都全程陪同。

“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并不鼓勵談論南京大屠殺，部分原因是因為那種羞痛。” 現年67歲的楊夏鳴說，“而如今，是另一種羞愧——一種由張純如在我心中播下的羞愧——推動著我繼續進行大屠殺研究。”

2024年11月9日，江蘇省南京市，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人們在張純如女士塑像前參觀瞻仰。 劉建華/FOR CHINA DAILY

2007年，楊夏鳴將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英文原著重新翻譯成中文。他說，他至今無法忘記當年張純如站在南京郊外紀念碑前的情景——落日的余暉為石碑鍍上金邊，也照亮了她年輕的面龐。

2024年12月12日，江蘇淮安，江蘇電子信息職業學院商學院大學生在張純如紀念館獻花。 趙啟瑞/FOR CHINA DAILY

對于那些見證過她青春才華的人，這一幕或許會讓人想起張純如在高中擔任校文學雜志主編時寫下的一首詩——《日出》：

玫瑰色的光芒升起

越過大地的邊緣

驅散所有黑暗

迎來新一天的誕生……

來源/中國日報雙語新聞

編輯/趙蕊

審簽/王慧瑩

監制/喬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