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銀行清點周總理遺物，翻出46萬神秘存款，戶主已逝21年，調查組上門后：錢主竟是自家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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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國銀行的一次內部賬目清理，讓所有人都驚呆了。

一筆高達1.2萬英鎊的存款，孤零零地躺在賬上。

戶主一欄的名字，更是讓在場所有人倒吸一口涼氣——周恩來。

這筆錢是1967年存入的，算上30年的利息，折合人民幣高達46萬多！

總理的工資標準全國人民都知道，這筆巨款，究竟是從哪來的？

01

咱們得把這事兒掰開了揉碎了說。1997年，中國銀行搞內部審計，這不查不要緊，一查就查出了個大“雷”。

一筆1.2萬英鎊的存款，戶主周恩來。

在場的工作人員全懵了。這是什么概念？總理每個月工資也就400塊錢，他老人家一輩子清廉，兩袖清風，這是全中國都知道的事兒。

他怎么可能在銀行里，還存著這么一筆連他本人都“不知道”的巨款？

而且這筆錢是1967年存進來的。按當時的匯率，1.2萬英鎊，折合人民幣8萬多塊。在那個年代，8萬塊錢能干啥？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

更要命的是，總理已經去世21年了。這筆錢，成了一樁懸案。

銀行方面立馬成立了調查小組，這事兒非同小可，必須查個水落出。這不光是錢的事兒，這關系到總理一輩子的清譽。

調查組的人翻開了那本已經發黃的存單檔案，厚厚的灰塵下面，藏著30年前的一段往事。

02

時間拉回到1967年。

那一天，周總理辦公室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件。信封里沒有長篇大論，只有一張1.2萬英鎊的匯票，和一張小紙條。

紙條上就一句話，大概意思是：捐獻給國家，支援國家建設。

落款？沒有。地址？沒有。

這可把總理給難住了。在那個火熱的年代，海外華人、愛國人士匿名捐款的事兒不少見，但這么大一筆，實屬罕見。

總理的態度很明確，精神可嘉，但這錢不能收。國家的規矩擺在那兒，個人收入，國家不能平白無故地收。

可這錢退給誰呢？連個名字都沒有。

總理思來想去，做出了一個批示：先把錢存入中國銀行，暫時放在他的名下，銀行方面要繼續想辦法查找寄款人。一旦找到了，這筆錢必須原封不動地還給人家。

這就樣，這1.2萬英鎊，加上周總理的“批示”，成了一份特殊的檔案，在中國銀行一躺，就是30年。

三十年風風雨雨，這筆錢的主人，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03

鏡頭轉回1997年。調查組的人看著這份檔案，心里五味雜陳。

總理的清白是保住了，但這筆錢的主人還沒找到啊。30年了，人還在不在都難說。

但銀行的人就是有股韌勁兒，活要見人，死要見“信息”。他們從當年的經辦人、可能的匯款渠道，一點點地往前摸排。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大量繁瑣的查找和比對，線索，竟然指向了銀行內部！

調查組的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筆巨款的主人，極有可能就是中國銀行總行營業部的兩位退休老干部——劉本昆和劉道蕊。

這下更讓人迷惑了。自家的老員工，捐了錢不留名，還搞得這么神秘？

調查組立馬聯系上了這兩位老人，打算把這筆連本帶息高達46萬7千元的人民幣，物歸原主。

可誰能想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比這筆巨款本身還要讓人吃驚。

老兩口一聽是這事兒，態度非常堅決，就兩個字：不要。

無論銀行工作人員怎么勸，怎么說這是規定，老兩口就是一句話，捐了就是捐了，他們堅決不收。

46萬啊！在1997年，這筆錢能在北京買好幾套房了。這兩位老人，到底是什么來頭？他們為什么要把這么大一筆錢捐出去，又為什么死活不肯收回？

這背后的故事，遠比這筆錢更“值錢”。

04

咱們得先說說劉本昆。這位老爺子，來頭可不小。

他20歲就考上了清華大學，正經的學霸。畢業后正準備一展拳腳，結果趕上了七七事變，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心里都憋著一股勁兒。

劉本昆輾轉多地，最后在1943年被外派到了英國倫敦的中國銀行工作。

而在倫敦，他遇到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女人——多莉（Dolly）。

多莉是個土生土長的英國姑娘，出身貧寒，從小就特別看不慣社會上的不公平。1940年，22歲的她也進了倫敦的中國銀行工作，當出納。

多莉這姑娘，人美心善，還有點“軸”。她負責給上百名中國海員發工資、辦匯款。可她發現，這些海員在國民黨管理的俱樂部里，染上了一堆壞毛病，成天聚眾賭錢。

多莉看不下去，她主動勸那些海員，只要你們不賭了，我幫你們減免手續費。

但真正讓她和劉本昆產生交集的，是一次“捐款箱風波”。

那時候是抗戰最苦的時候，國內在募捐，銀行里放著民國政府和紅十字會的兩個募捐箱。

多莉發現，好多民國官員的手腳不干凈，打著募捐的幌子，暗地里往自己兜里撈錢。

這英國姑娘的暴脾氣一下就上來了。她自作主張，把民國那個募G箱給撤了，藏到了柜臺底下，只讓大家通過正規的紅十字會渠道捐。

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了。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國民黨那幫人立馬跑到銀行經理那告黑狀，說多莉私藏募捐箱，肯定是自己貪了。銀行經理頂不住壓力，打算把多莉給辭退了。

關鍵時刻，劉本昆站了出來。他力證多莉的清白，把事情原委一點點分析給經理聽，這才勉強保住了多莉的工作。

一個是中國來的謙謙君子，一個是正直潑辣的英國姑娘。這事兒過后，倆人就看對眼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兩人步入了婚姻殿堂。多莉給自己取了個特別好聽的中文名字——劉道蕊。

05

1949年，對劉本昆和劉道蕊來說，不光是結婚的大喜之年，更是他們人生中最高光、最兇險的一年。

那時候，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下了死命令，要把所有能帶走的外匯資產，全部轉移到臺灣去。

倫敦的中國銀行里，存著一筆數額巨大的外匯。這筆錢要是被卷走了，對一窮二白的新中國來說，損失簡直無法估量。

銀行內部也分成了兩派。支持國民黨的員工，準備執行命令，轉移外匯。

而劉本昆和劉道蕊這幫人，早就受夠了國民黨的腐朽。他們心里清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一場沒有硝煙的“銀行保衛戰”打響了。

劉本昆、劉道蕊等5名進步員工，決定先下手為強。他們秘密聯系了北京方面，根據指示，他們以中國銀行的名義，在倫敦的匯豐銀行另外開了一個英鎊賬戶。

最絕的是，他們定下了一個規矩：使用這個賬戶，必須有他們5個人中的一人簽字，方為有效。

就這么一個“神操作”，國民黨那邊的經理和員工，瞬間就被架空了。他們看著那筆巨額外匯，干瞪眼，一分錢都動不了。

這筆寶貴的國家外匯，就這么被劉本昆和劉道蕊他們，穩穩地保全了下來，全部交給了新成立的人民政府。

這哪是銀行職員啊，這簡直是戰斗在敵人心臟的金融衛士。

起義成功后，北京方面考慮到劉本昆和劉道蕊在英國已經落地生根，就安排他們繼續在倫敦工作。劉本昆被任命為襄理，劉道蕊協助他。

在新中國的銀行里干活，那氛圍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沒有森嚴的等級，上級下級都是同志，遇到困難組織上會真的關心你。

使館也經常邀請他們參加活動，了解國內日新月異的變化。

1953年，他們被安排回國參觀了一次。

這次回國，徹底震撼了劉道蕊。她看到的，是一個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是工人農民臉上那種充滿活力的精神面貌，是政府官員廉潔守法的工作作風。

她這才明白，以前西方報紙上那些對共產黨的宣傳，全是抹黑和攻擊。這個黨，是實打實在為老百姓辦事的！

一個大膽的念頭，在夫妻倆腦海里浮現——放棄英國的一切，回中國去，加入社會主義建設！

這在五十年代，簡直是石破天驚。

要知道，那會兒的英國，經濟優越。劉本昆一家在倫敦，收入不菲，有房有車，兒子也上了小學。這是一個標準的、舒適的中產階級家庭。

他們要去的那個國家，百廢待興，物資匱乏。

由奢入儉難，這個道理誰都懂。

但劉本昆這顆游子的心，早就飛回了故土。尤其是抗美援朝的勝利，讓海外華人徹底挺直了腰桿。他認定，共產黨是在為中華民族的復興鞠躬盡瘁。

那股埋藏在心底的家國情懷，徹底壓倒了在英國過安穩日子的念頭。

劉道蕊更是沒二話，她尊重丈夫的決定。她要放棄英國國籍，加入中國國籍。

可這事兒，說起來容易，辦起來難。

劉道蕊的家里人一聽，全炸了鍋，堅決反對。放著好日子不過，跑去“受苦”？

更麻煩的是英國政府。移民局一看，一個英國公民，要主動放棄國籍，加入那個“紅色中國”？他們拒絕辦理，還要求劉道蕊必須先出示中國政府愿意接收她的證件。

夫妻倆沒放棄，一次次地跟大使館交流。北京方面很快就給劉道蕊頒發了一張入籍證明。

英國移民局這才傻眼了，只好給她辦了手續。

劉道蕊，正式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但因為各種特殊原因，國內一直沒能安排他們回國工作。這一等，又是十幾年。

直到1967年，夫妻倆多次申請，有關領導才最終同意了他們回國的請求。

時間太緊了，他們走得非常匆忙。倫敦的家產，根本來不及好好處理。

他們把房子、車子，所有值錢的財物，全部廉價變賣，換來了1.2萬英鎊。

這就是那筆巨款的真正來歷——這是他們放棄了在英國的全部，換來的后半輩子的“家底”。

1967年，劉本昆和劉道蕊，帶著兒子，終于回到了他們魂牽夢繞的中國。

一踏上北京的土地，夫妻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這1.2萬英鎊交出去。

在他們心里，這錢不是他們的，他們回國是來建設的，不是來享受的。

可初來乍到，他們也不知道該從什么渠道捐。思來想去，他們決定把錢寄給最信任的人——周總理。

于是，就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一封匿名信，一筆巨款，和一句“支援國家建設”。

他們做完這一切，就悄悄地去單位報到了。

可現實，又給他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因為他們長期在西方工作，回來后并沒有像想象中那樣被委以重任，而是被雙雙分配到了中國銀行總行營業部，做最基礎的工作。

從倫敦的銀行管理層，變成了北京的基礎職員。這落差，換一般人，心態可能早就崩了。

但劉本昆和劉道蕊，連眉頭都沒皺一下。

他們不光沒抱怨，還把基礎工作干到了“極致”，尤其是劉道蕊。

這位英國老太太，把在倫敦銀行養成的那股“較真”勁兒，原封不動地帶了過來。

她工作時間從不“摸魚”，一進辦公室就是埋頭干活，直到下班。當時有些同事上班愛閑聊，想拉她一起，總被她一句“我很忙”給懟回去。

她甚至忍受不了辦公室里閑聊的氛圍，好幾次當面“開炮”，批評這種“摸魚”行為。

根據當時同事的回憶，劉道蕊對工作質量的要求，快到了“偏執”的地步。

有剛入行的小年輕打文件，哪怕只打錯了一個字母，老太太二話不說，直接把文件拿過來撕掉，讓對方重打。

小年輕們被她這么對待，常常是敢怒不敢言，背地里斜著眼看她。

但劉道蕊認為，一絲不茍地完成工作，這是一個員工的本分。

劉本昆則相對溫和，他發現當時有一批歸國技術人員，因為各種原因不受信任，被放在了偏僻崗位上，一身本事沒處使。

劉本昆覺得這是歧視，也是浪費。他主動向上級反映了這些情況。

領導慎重考慮后，采納了他的建議。一大批歸國同志得到了與自己能力相匹配的崗位。

劉本昆自己，也被安排到了研究所。劉道蕊也被安排到了教學崗位。

是金子，到哪都會發光。

劉本昆憑借他出色的國際金融經驗和流利的英文，日益得到重用。他升任了央行總行國際部副總經理，多次給國務院的副總理當翻譯。

劉道蕊在教學崗位上，同樣兢兢業業，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三八紅旗手。

工作上屢獲佳績，但夫妻倆心里，還有一個更大的愿望。

他們開始利用業余時間，認真研讀《毛澤東選集》和黨章。他們要入黨。

這不是一時沖動，這是他們幾十年來，親眼見證、親身經歷后，最堅定的信仰。

經過了組織的長期考察，1979年，劉本昆入黨。1985年，劉道蕊入黨。

面對鮮艷的黨旗宣誓時，他們終于在人生的后半段，許下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誓言。

入黨后，他們時刻都在踐行這個誓言。

哪怕腿腳不便了，黨組織的活動也從不缺席。組織上關心他們，問他們有沒有困難，他們的回答永遠是“沒有”，從不提任何額外要求。

有一次，劉道蕊重病住院。醫護人員看她年紀大，都親切地叫她“奶奶”。

可劉道蕊聽了，好像有點不高興。

直到一次換藥時，她才用那不太流利的普通話，認真地對護士說出了原因，她希望被稱呼為“同志”，因為她是共產黨員，她喜歡這個稱呼。

故事講到這里，咱們再回到1997年。

當中國銀行的工作人員，找到這兩位老人，要歸還那筆46萬多的“巨款”時，他們為什么堅決拒絕？

答案，已經不言自明了。

銀行的人不死心，又去了老人家里。他們看到的，是讓所有人都沉默的景象。

兩位老人，都是高級干部退休，但生活過得極其清貧。他們常年在食堂吃著窩窩頭，身上穿的，還是那身洗得發白的深藍色長褲套裝。

尤其是90年代，劉本昆長期患病，需要經常入院治療。家里經濟并不寬裕。

可就算這樣，他們也從沒想過，要去動用那筆錢。

銀行的人實在忍不住了，勸他們，這筆錢拿出來，補貼家用，或者看病，都是應該的。

兩位老人只是平靜地表示，一個人如果將個人所得全部用于享受，那么這筆錢就失去了意義。他們捐贈了這點錢，沒有什么值得表揚的。

在兩位老人持續的堅持下，中國銀行以這筆款項設立了一個基金會，專門用來激勵內部那些有著突出貢獻的員工。

劉本昆和劉道蕊這輩子，什么大風大浪沒見過，倫敦的繁華、銀行的暗戰，都過來了。但回國后，那份清貧和內心的堅定，才算是徹底踏實下來了。

那筆錢，在銀行里躺了30年。他們倆的生活，也清貧了30年。

在一些人看來，這簡直是“虧大了”。但在他們自己心里，用倫敦的房子車子，換來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證，和一張鮮紅的黨證，這筆“買賣”，值了。

1997年這筆錢被翻出來，對他們來說，就像是翻出了一件舊衣服，平靜地擺擺手，不要了。

這就是他們的選擇，沒什么好評價的。從他們決定回國那一刻起，這條路就走到頭了，不可能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