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問：新中國首都定在哪里最為妥當？王稼祥的一番話，最終敲定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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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河北西柏坡，毛主席在聽取關于山西戰局的匯報。

在場的徐向前正在講述攻打太原的難度，閻錫山把那兒修得跟個鐵桶似的。

毛主席聽完，掐滅了煙，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大意是：太原非打不可，但北平，最好不要打。

這句話，當時就讓華北軍區的聶榮臻心里有了底。

可幾個月后，平津戰役打響，部隊兵臨城下，指揮東北野戰軍的林彪卻有不同看法，認為靠談判不現實，不如直接武力解決。

一個主張和談，保全這座千年古都；一個主張強攻，速戰速決。

這座城市的命運，就懸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之上。

01

在北平的命運被摁下暫停鍵的時候，關于新中國“心臟”到底安在哪兒的討論，早就開始了。

你可能想不到，在1948年那會兒，中央領導們心里頭的“第一選擇”，根本不是北京，也不是西安、南京，而是遠在黑土地上的–哈爾濱。

這事兒吧，咱們現在聽著挺怪，但在當時，這幾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合理的選擇。

為啥？

咱們把地圖拉回到1948年初，那會兒全國大部分地方還在打仗，國民黨還占著各大城市，什么北平、上海、南京、武漢，都還沒解放。

但哈爾濱不一樣。

它在1946年就解放了，是全國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到1948年，人家那兒的社會秩序早就穩定了，工廠開工，學校開課，簡直是亂世里的一片“凈土”。

這就解決了第一個問題：安全。

你總不能把“指揮部”設在一個天天挨炮彈的地方吧？哈爾濱，穩當。

第二，它有工業基礎。雖然算不上頂尖，但好歹有底子，能支撐起一個“首都”的架子。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點，你看看地圖，哈爾濱在哪？

它背靠著蘇聯，挨著蒙古。

在那個時候，這就叫“戰略縱深”。說白了，咱背靠著老大哥，心里踏實。萬一蔣介石那邊有啥動作，或者美軍插手，咱在哈爾濱，轉圜余地也大，獲取支援也方便。

所以說，當時批準哈爾濱為“特別市”，各種資源往那兒傾斜，就是奔著“準首都”去的。

但人算不如天算，或者說，前線的將士們打得太快了。

戰局推進得太快，計劃圖紙都跟不上炮彈的速度。

1948年秋天，遼沈戰役一打，國民黨在東北的精銳，什么“新一軍”、“新六軍”，嘩啦啦全沒了。

緊接著，還沒等喘口氣，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餃子宴”擺開。

這一下，戰線“嗖”地一下，就從山海關推到了長江邊上。

原來覺得哈爾濱是“大后方”，挺安全。可戰線一南移，哈爾濱這個位置，一下子就顯得“太偏了”。

你這“大腦”在東北角，“手腳”都跑到長江流域了，指揮起來多費勁？

就因為勝利來得太快，哈爾濱這個“種子選手”，就這么遺憾地，從名單上劃了下去。

02

哈爾濱不行了，那目光自然就得轉回關內。

這一下，可選擇的就多了。中國幾千年的家底，最不缺的就是“古都”。

幾個“老牌勁旅”立馬就跳出來了：西安、洛陽、開封、南京。

這幾個地方，哪個拎出來不是響當當的？

先說西安。

好家伙，那名氣太大了，“十三朝古都”。一說就是周秦漢唐，那會兒全世界的“燈塔”就在長安。

而且你看它那地勢，四面環山，易守難攻，往那一蹲，安全感拉滿。

在很多老一輩人心里，這才是“正統”。

可問題也出在這。

西安的輝煌，是騎馬打天下的年代。到了近代，整個中國的經濟重心，早就順著黃河、長江，漂到東部沿海去了。

上海、天津、廣州，那才是“錢袋子”。

你把“大腦”安在最西邊的西安，離“錢袋子”十萬八千里，這在20世紀，可不行。

西安活在漢唐，洛陽怕黃河發水，南京是蔣介石的舊屋子。這幾個地方，哪個都不像是新家。

用王稼祥后來的分析說，西安的毛病，就是“位置太靠西”。

這不光是地理問題，更是經濟問題。一個現代國家，不能把指揮中心和經濟中心徹底隔離開。

西安，這個“情懷分”拉滿的選手，因為太“復古”，也被擱置了。

03

西安出局，再看“中原組”–洛陽和開封。

這倆也是“十三朝古都”、“七朝古都”，名氣不小。

可這倆“難兄難弟”，有一個共同的、要命的缺點。

它倆，不偏不倚，正好蹲在黃河邊上。

黃河是“母親河”不假，可它也叫“中國之愁”。在那個水利設施基本為零的年代，黃河啥時候發脾氣，啥時候改道，那真是看天吃飯。

國民黨那時候還干過“花園口決堤”的事，整個中原大地泡在水里，經濟早就一塌糊涂了。

把新中國的“心臟”安在這么一個水患重災區，這不等于剛搬新家，就得天天掂量著怎么防洪嗎？

王稼祥分析得也很直接：中原經濟太落后，水患問題短期內根本解決不了。

這太冒險了。洛陽、開封，也出局。

最后，就剩下一個最特殊、也最尷尬的選項–南京。

04

要說“現成”，那沒有比南京更現成的了。

人家就是國民政府的“首都”，總統府、行政院，各種辦公大樓都是現成的。地理位置也好，虎踞龍盤，靠著長江，經濟也不差。

簡直是“拎包入住”。

但南京的問題，比西安、洛陽還要命。

第一，政治上太敏感。

那兒是“蔣家王朝”的老巢，是國民黨統治的象征。

共產黨打天下，是建立一個新中國，不是換個朝代。你這剛把人趕走，自己“啪”一下坐進人家的“總統府”，那算怎么回事？

老百姓心里也不舒服。這叫“改朝換代”，不叫“人民解放”。

所以，從心理上，南京就“不吉利”。

第二，也是王稼祥后來點出的最致命一點：南京離東海太近了。

這在和平年代是優勢，叫“沿海”。但在1949年，這就是“軟肋”。

那會兒，蔣介石雖然敗退臺灣，可他的空軍、海軍還在。美國的第七艦隊也在海上晃悠。

你把首都安在南京，等于把自己的“心臟”扒光了，直接暴露在人家的炮口和轟炸機航程之下。

萬一有個擦槍走火，人家從海上過來，連個緩沖地帶都沒有。

這叫“有海無防”。太危險了。

西安太西，洛陽太窮，南京太“露”。

這幾個“老牌選手”看了一圈，全都有硬傷。

選來選去，好像都差點意思。

就在這個當口，北平那邊，迎來了轉機。

05

咱們把時間倒回1948年底。

就像開頭說的，聶榮臻和林彪，在“打”還是“和”的問題上，意見不統一。

聶榮臻當時是華北軍區司令，他對北平的感情和了解，比誰都深。他知道城里有200萬百姓，有故宮、有大學，這些都是寶貝，打爛一個都心疼。

而且，他手里還有一張“王牌”–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就是地下黨員。

他覺得，有這張牌，有城外百萬大軍的壓力，和談，能成。

林彪那邊剛打完遼沈，兵鋒正銳，他更相信手里的槍。他覺得，跟傅作義這種老軍閥磨嘰，是“幻想”，不如速戰速決。

倆人誰也說服不了誰。

聶榮臻干脆繞過了聯合指揮部，以個人名義，直接給毛主席發了電報，陳述利弊，建議先打天津，再逼北平。

林彪看的是眼前的仗怎么打，聶榮臻看的是將來的家安在哪。

電報發到西柏坡，毛主席那邊很快拍板：同意聶榮臻的方案。

毛主席的眼光，已經越過了戰場。他要的，不光是一座城池的勝利，更是一場政治上的勝利。

能和平解決，就是最好的“榜樣”。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戰役打響，打得那叫一個干脆利落。

天津一丟，傅作義在北平就成了“甕中之鱉”，所有的幻想都破滅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一座完整的、毫發無傷的千年古都，回到了人民手里。

這一下，定都北平的最大障礙–“打爛”的風險，徹底清零了。

而且，就在北平和談還在進行的時候，1948年12月，中央已經提前任命了彭真和葉劍英，分別擔任北平的市委書記和市長。

葉劍英帶著上千名干部，就在北平西南的良鄉，開辦“接管培訓班”。

葉劍英當時就給這批干部“透了底”，大意是：北平是歷史古都，將來還可能是新中國的首都，咱們這次接管，必須做得漂漂亮亮，不能出岔子。

你看，這事兒吧，高層心里早就在盤算了。

06

北平雖然保住了，但這事兒還沒算完。

到底是不是它？毛主席還在等那個“滿分答案”。

1949年初，在東北搞城市工作的王稼祥，風塵仆仆地趕到了西柏坡，準備參加七屆二中全會。

毛主席一聽說王稼祥到了，立馬讓人把他找過來。

倆人，就在那間簡陋的土房子里，點上煙，開始了一場決定中國“心臟”位置的談話。

毛主席開門見山，把心里的那個大問題拋了出來。

大意是：“稼祥啊，我這有件大事想請教你。咱歷朝歷代的都城，西安、洛陽、開封、北京、南京…你搞城市工作經驗足，依你看，咱這新中國的首都，定在哪兒最合適？”

王稼祥一聽，這是個天大的問題。

他也沒繞彎子，把他對那幾個老都城的分析（就是咱們前面說的那些）先擺了出來。

西安太西，洛陽太窮，南京太險…

毛主席聽著，不住地點頭。

然后，王稼祥給出了他的最終答案：北平。

毛主席示意他繼續說理由。

接下來，就是王稼祥的“高光時刻”。他對北平的優勢分析，簡直是滴水不漏，把毛主席所有的顧慮都打消了。

王稼祥這套分析，把賬算絕了：首都得離海遠（南京出局），離經濟近（西安出局），還得離盟友近（北平勝出）。

第一，北平這地方，靠近蘇聯和蒙古。

咱的國界線是長，但那邊是盟友，不但不用擔心打仗，反而是一個安全的“大后方”。這就兼顧了哈爾濱的優勢。

第二，北平的防御。

這一點最絕。王稼祥指出，北平雖然離海近（天津港），但它不像南京那樣“赤裸”。

山東半島和遼寧半島，像兩只巨大的胳膊，把渤海灣緊緊抱在懷里。

這一下，渤海灣就成了“內海”。

敵人的軍艦想從海上打過來？先得過這兩道“大門”。

這就解決了南京“有海無防”的致命缺陷。

第三，從人心上講。

最近這幾百年，明朝、清朝都在這兒定都。老百姓打心底里，是認這個地方的。

而且，整個國家的行政體系、交通網絡，都是圍繞著北平構建的。

你把首都定在這，是“順理成章”，老百姓接受起來也容易。

這番話，有理有據，把地利、軍事、經濟、人心，全都算進去了。

它既有西安的安全（易守難攻），又有哈爾濱的“盟友”優勢，還解決了南京的“海防”短板，同時靠近經濟區（天津）。

簡直是完美答案。

毛主席聽完，連連點頭，表示完全同意。

07

西柏坡的這次談話，基本上就把調子定死了。

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開完。

毛主席在會上明確提出，4月或5月占領南京后，就要在北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會后，中央機關和毛主席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從西柏坡出發，遷往北平。

在路上，毛主席把這次行動，稱作是“進京趕考”。

從西柏坡的土房子，搬進北平的古城，這不叫享福，這叫‘趕考’。

3月底，毛主席等人抵達北平。

這之后，籌建新中國的工作全面鋪開，定都北平，也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實。

不光是中央這么想，很多民主人士也是這個看法。北平和談那會兒，原來的北平市長何思源就盼著新政權能定都北平。這是當時200萬北平人民的共同心聲。

到了1949年9月，開國前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這事兒被正式擺上了臺面。

大家對定都北平，都沒意見。

但又冒出個新問題：名字。

當時有人提，南京是不是也得改個名？黃炎培覺得，哎呀，為了省事，北平、南京都別改了。

不過，更多的人覺得，既然是新中國的首都，就不能再叫“北平”了。

“北平”這個名字，是朱元璋定都南京時，把這兒叫“北平府”。后來蔣介石完成北伐，也是把“北京”改叫“北平”，有“平定北方”的意思。

現在，新中國成立了，這兒就是“首都”，必須改回它以前的名字–“北京”。

毛主席也同意這個看法。

一九四九年9月27號，就在政協全體會議上，大會正式通過議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稱北京。

這一刻，所有的可能性，都畫上了句號。

西安、洛陽、哈爾濱、南京…這些曾經的熱門選項，都留在了討論桌上。

幾天后，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天安門舉行。

這座古都的命運，和新生的共和國，就這么緊緊地綁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