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自告奮勇勸降故交，眾人猶疑不決，黃克誠拍板：出了事我負責

1950年4月13日清晨，湘江薄霧未散，省公安廳院內忽然來了個不速之客——方天印。此人原是軍統湘西情報站副站長，三個月前剛被通緝，如今卻拎著一只灰舊行李箱主動敲門投誠，還帶來厚厚一疊名單。那份名單上，密密麻麻寫著湘西潛伏特務與匪首的暗號、聯絡點，甚至包括“羅二爺”羅文杰的藏身處——沅陵滴心洞。

廳長夏印審完材料，正猶豫下一步怎么走，方天印壓低聲音說：“讓我上山勸羅二爺下來。他信我。”這一句話讓會議室炸了鍋。因為方天印自己也是軍統舊將，若趁機脫身重返深山，后果誰擔？討論持續到深夜沒結論，最后只好把難題報省委。

次日，省委書記黃克誠聽完匯報，略一沉吟，說出了決斷性的八個字：“出了事，我來負責。”話音落地，眾人再無異議，行動方案就此敲定。

羅文杰的故事在湘西流傳已久。1906年他出生于永順，兩岔鄉人家富庶，本可安穩讀書，卻偏愛舞刀弄槍。二十歲不到便在山野聚眾，做起劫富自肥的生意。1928年，他接受國民政府“招撫”，當上瀘溪縣警備隊長，又陸續掛過桑植代理縣長、常德稽查處處長等名頭。可官帽子并沒讓他收心，1944年干脆再次落草，自封“第四師師長”，人稱“羅二爺”。當地有順口溜：“跟著二爺走，活到九十九；不跟二爺混，閻王把門等。”

羅文杰雖“惡名遠播”，卻也自認講義氣。1937年賀龍率部北上抗日，幼女賀捷生無人看護，輾轉由地下人員送回湘西，正是羅文杰暗中出錢出力保下小姑娘。憑這份舊情，賀家后來幾次向湖南省方面提起此人，認為尚有轉圜。可現實很殘酷——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打到桃源，羅文杰甫與主力交鋒便潰散，上百號人躲進滴心洞，靠山洞險要與糧草囤積茍延殘喘。截斷補給容易，強攻代價高，這成了湘西剿匪的最大棘手點。

方天印愿意去談，他跟羅文杰確有過命交情。二人早年在軍統共事，羅辭官重返山林后仍為方鋪路，推薦他擔任情報站長。如今舊部忽然投誠并要勸降，羅是猜不透的。一旦信錯人，整支隊伍或土崩瓦解；不信，又看不到繼續對抗的出路。心理掙扎，正是談判的窗口。

省公安廳隨即調集藥品、布匹、食鹽等易缺物資，讓方天印與羅文杰心腹黃忠義一同帶上山。臨行前，夏印囑咐：“不設暗樁，不派尾隨。只帶無線電，按時回報。”干部們心里都清楚，這既是執行黃克誠“信任”指示，也是給羅文杰吃定心丸。

三天后，滴心洞口亮起火把。羅文杰拄著木杖迎出，臉上新舊槍傷交錯，神情復雜。洞外風聲呼嘯，方天印先開口：“大哥，這趟回來只說一句，人間自有活路。”羅沒有答，接過信箋。那是黃克誠的親筆，寥寥兩百字，核心只有一條——“棄暗投明者，既往不咎；繼續為匪者，依法處置。”字跡直率，沒有半句空話。

夜里，洞內油燈搖曳，羅文杰幾度端起茶又放下。方天印不催，就靜靜坐著。忽然羅問：“真有人保我？”方回答只一句：“黃書記。”接著又補一句：“長沙可容我，你我還能并肩吃酒。”短短二十多個字，是全程唯一的對話，卻擊中了羅文杰長久壓抑的恐懼：活下去，還要活得有人情味。

第四天清晨，洞口懸起白旗。羅文杰和幾十名骨干隨方天印下山，最先見到的不是荷槍實彈的士兵，而是省衛生隊準備的手術擔架。羅腿傷潰爛，需立即處理。送醫途中，他多次要把兒子羅善達留下“做人質”，夏印擺手拒絕：“帶回去吧，孩子離不開父親。”

十月，羅文杰兌現承諾，率余部一千三百余人集體繳槍。湘西歷二百多年匪患，在短短半年內出現拐點。同一時期，湘西王陳渠珍亦表態配合，當地土匪不再成片聚眾，零星逃散者很快被肅清。湖南省統計，1951年春，全省登記投誠匪特近兩萬人，其中六成為羅、陳兩股勢力帶動。

羅文杰后來被任命為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雖官職不顯，卻足以衣食無憂。他仍保持行伍直爽，常去醫院探望舊部傷殘者。可1951年下半年，鎮反運動在全國鋪開，省里開始清理歷史案卷。羅早年打家劫舍、搜括民田的事實再次擺上桌。多番審查沒有直接定死罪，卻使羅文杰愈發惶惶。有人見他靠在窗前長嘆：“算起來，終究是報應。”1952年初春一個陰雨夜，他服下大量鴉片，第二天清晨不治身亡。

羅善達被安排到部隊衛生所做軍醫，后在回憶錄寫道：“父親一生戎馬，自負又迷茫；若無那封信，他未必有機會走出深山。”這段文字被收入《湘西文史資料》第十四輯，與當年的作戰簡報放在一起，相互映照，冷峻也真實。

黃克誠在湖南的任期并不長，1952年調離時只帶走幾只舊皮箱。省里送行，有人提到當年拍板之事，他淡淡一句：“剿匪不僅靠槍，還得有人肯擔責。”簡短一語，道出整場勸降行動的要訣——信任，是刃口，也是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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