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發表長文《吸毒是否入刑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表面看是理性探討,細讀卻暗流涌動——通篇未正面回應公眾最關切的“吸毒記錄是否應封存”問題,卻以“慎用刑法”“反對重刑主義”“微罪非罪化”等話語層層鋪墊,悄然為“違法記錄封存”政策搖旗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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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羅翔反復強調“輕罪時代已至”“治安處罰實為小刑法”“行政拘留剝奪自由之嚴厲不亞于刑罰”,甚至引用學者觀點稱“我國犯罪治理需推動非犯罪化”。這些論述看似學術中立,實則邏輯指向清晰:若連吸毒這類行為都不宜輕易入刑,那么對已有違法者的社會性懲罰——如就業歧視、子女政審牽連、終身污名化——自然更無正當性。這不正是“記錄封存”主張的核心前提嗎?
更耐人尋味的是,他一邊說“法律要剛性”,一邊又高呼“摒棄對刑法的盲目迷信”;一邊承認毒品危害,一邊卻將吸毒者區分為“病患”與“癮君子”,暗示前者應被寬容。這種話語策略,既規避了直接支持“封存”的輿論風險,又為相關改革提供了理論掩護——堪稱“溫柔而堅定地遞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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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羅圣”之名再度刷屏。但這一次,那句“羅翔比西方人更加虔誠西方教義”已不再是褒揚,而是尖銳的諷刺。網友指出:當西方部分國家因毒品泛濫被迫轉向“去罪化”時,尚有配套的戒毒體系、社區監管與公共健康干預;而國內若僅單方面弱化懲戒、封存記錄,卻無健全的社會支持機制,恐將陷入“寬而不教、放而不管”的治理真空。
尤其在當前新型毒品蔓延、復吸率居高不下的現實下,許多民眾擔憂:過度強調“寬容”,是否會變相縱容?當一線緝毒警仍在用生命堵截毒流,法學精英卻在書齋里論證“刑法迷信”,這種割裂感令人不安。
羅翔或許出于良善初心,試圖以法理溫情消解嚴刑峻法之弊。但法治不是修辭游戲,公共政策更需直面現實。若真關心吸毒者回歸社會,就該正面回答:記錄封存如何防止濫用?如何保障公共安全?而非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為盾,行模糊立場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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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公開報道及羅翔署名文章內容評析,旨在促進理性討論。禁毒事關國計民生,任何政策調整都需兼顧人道關懷與社會安全。讀者請勿斷章取義,應全面審視毒品治理的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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