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一生之敵：入黃埔3個月被蔣開除，14年后蔣下令將其處決

【1933年9月的一夜，“校長，他還是那副倔脾氣。”侍從長壓低聲音】蔣介石抬眼，沒有回答，只把手里的佛珠撥得更快。那一年，他剛把宣俠父從西安接到南京，本想收回這顆不安分的棋子，卻發現對方仍舊鋒芒不減。蔣介石似乎預感到，自己遲早要為這名學生付出代價。

宣俠父第一次闖進蔣介石的視線，是1924年盛夏。當時黃埔軍校才開學半個月，身為校長的蔣介石忙著巡視隊列、安置教官，卻突然聽到學生議論：“咱們這位校長，看著活像個新軍閥。”說話的人正是宣俠父。那小伙子生得又黑又高，站在隊列里特別顯眼。蔣介石隨即把他叫到辦公室，連問三句什么是軍閥。宣俠父倒背著手，一字一句：“不問是非，只要下級服從，那就是軍閥。”語氣冷硬，連窗外的知了都停了叫。

蔣介石當時并沒動怒，他心里清楚，這名來自浙江諸暨的年輕人寫得一手好文章，學員里難得的才子。可是，當特別黨部要在各區隊推選黨小組長時，蔣介石按慣例動了點“校長特權”，名單直接拍板。宣俠父不吃這套，拉著同學寫報告，堅持由學員民主推舉。那封報告擺在蔣介石案頭，濃墨潑灑，字字戳心——“軍校若失監督，易生獨裁”。蔣介石面沉如水，再度召見宣俠父，訓斥、禁閉、限期悔過，一套程序一氣呵成。

三天后，蔣介石派人去問悔過書。宣俠父抬頭：“我無過。”這句話把蔣介石徹底點燃，開除令當場落印。黃埔一期四百多學員，無人再敢碰鐵板，宣俠父成了唯一被開除的學生。有人評價，這一紙手令，是蔣介石同宣俠父長達十四年生死角力的起點。

被逐出廣州后，宣俠父輾轉北上，投奔馮玉祥。馮玉祥喜歡敢說話的青年，把他留在國民軍編行營。將西北多年的藏漢糾紛擺在他面前，這位筆桿子愣是跑遍山溝寺廟，坐在氆氌上同活佛論三民主義，硬生生讓十年舊賬“化干戈為共守邊”。馮玉祥感慨：“他的口才能頂二百門炮。”

1926年北伐烽煙啟，宣俠父在陜西設政工人員訓練班，開口閉口“抗日”，說得一批年輕軍官血脈僨張，一度影響了蔣介石集中力量“剿共”的部署。九一八之后，他又和吉鴻昌一道主張出關抗日，直接敲在蔣介石的痛處。蔣介石明面上對日不抵抗，卻要保證內戰節奏不亂；宣俠父四處鼓噪“攘外必先團結”，讓他騎虎難下。

1933年，蔣超雄把宣俠父的困頓情形帶到南京，說人已經在自己府上吃住一年。蔣介石心里盤算，這是降服的好時機，于是派車把宣俠父接來，寒暄幾句后隨手簽下一張委任狀——“中央軍校教導總隊少將參議”。他以為官位、俸餉、南京的舒適生活能讓這位舊學生歸順。誰知宣俠父白天穿軍裝進機關，夜里仍同地下黨聯絡，像條游弋在水下的魚，動作悄無聲息卻波紋四起。

到了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迫切需要各路人才。老黃埔同學拉了宣俠父幾次，他都一笑置之，還勸胡宗南“別在關中戀棧，槍口對外才是正道”。蔣介石感到威脅正在逼近：若再放任不管，整個西北軍心可能松動。于是，他圈定最可靠的蔣鼎文執行“特別手令”。

1938年7月中旬，西安陰雨。林伯渠約宣俠父赴蔣鼎文公館洽談物資調配，兩人分乘不同的車離開。路口暗燈下，三名便衣把宣俠父圍住，送進一輛無牌卡車。第二天清晨，西安郊外一處廢棄籃球場傳來槍響，隨后井口落水聲。宣俠父遇害，沒人敢聲張。蔣鼎文對外宣稱“人外出未歸”，還指揮警察大張旗鼓“搜尋”，演了一出自欺劇。

半個月后，一名特務嫌獎金少，跑去向中共地下組織談條件。消息傳到延安，周恩來當即電問蔣介石。南京方面先說“叛逃”，后說“不知去向”。內線證明人已死，逼得蔣介石松口：“他屢背吾志，不得不除。”此言一出，國共合作的瓦縫露出血跡，卻已無法挽回。

蔣介石對黃埔一期學生一向自詡“家長心態”，但對宣俠父，一次開除、一次暗殺，前后十四年，步步升級。有人評說，蔣介石懼怕的并非宣俠父本人，而是他背后代表的政治道路——那是蔣介石無法掌控、卻又必須面對的另一種中國。這種恐懼，最終以子彈的方式解決了個體，卻沒能消除歷史推力。不得不說，宣俠父的生命雖止于枯井，留下的震蕩卻在政治、軍隊、思想三條線同時擴散；而蔣介石一紙手令，也在檔案里為他寫下“終極敵人”的身份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