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郁悶：選不下去的澤連斯基

2025年深秋，第聶伯河畔的基輔在金黃落葉與未愈合的戰爭傷疤間，呈現出一種矛盾的生命力。當西方政治觀察家們翻開最新一批烏克蘭民調數據時，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浮現：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在國內的支持率，依然穩固在50%至60%區間。這一數字，雖不及2022年戰爭爆發初期那高達90%以上的“聚旗效應”巔峰，但在任何成熟民主國家的政治光譜中，這仍是足以確保連任的壓倒性優勢。

與此同時，在大西洋彼岸，一場政治大戲正拉開序幕。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愛荷華州的集會上，面對支持者再次表達了對“那個喜劇演員”的復雜情緒。他無法理解，一個處在全面戰爭狀態已近四年的國家，其領導人如何能保持如此高的民意支持。更讓他困惑的是，這場戰爭已進入消耗階段，而澤連斯基的政治生命卻似乎愈發頑強。
聚旗效應后的理性支持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坦克越過邊境的那一刻，烏克蘭政治版圖發生了根本性重組。一夜之間，政治分歧、地域裂痕、意識形態差異在生存威脅面前退居次席。澤連斯基的支持率飆升至驚人的93%，創造了現代民主國家戰時領導人支持率的紀錄。

然而，政治學者們當時就預言，這種“聚旗效應”必然隨著時間推移而消退。戰爭初期的腎上腺素會逐漸被漫長消耗戰的疲憊取代；全民團結的激情會讓位于對具體政策的批評；領導人的每一個決策失誤都會被放大檢視。
令人意外的是，這種消退在烏克蘭呈現出獨特的“軟著陸”模式。截至2025年，盡管戰爭已持續近四年，盡管西方援助偶爾出現波折，盡管國內有征兵爭議、腐敗丑聞和能源危機，澤連斯基的支持率依然穩定在民主政治中令人艷羨的高位。
這背后是烏克蘭民眾對領導層的理性評估，而非僅僅是戰時盲從。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的民調顯示，支持澤連斯基的選民中，超過70%是基于“他在危機中的領導能力”和“國際舞臺上有效代表烏克蘭”而做出的選擇，而非簡單的愛國情緒。這是一種經過時間沉淀的認可，是在目睹領導人應對無數危機后的理性選擇。
戰時民主的韌性
烏克蘭的案例挑戰了傳統政治學的一個假設：戰時國家必然走向威權化。相反，烏克蘭在炮火中維持了令人驚訝的民主活力。盡管戒嚴令仍然生效，但媒體批評、議會辯論、地方選舉的有限恢復，構成了戰時民主的特殊景觀。
“這不是沒有爭議的統治，”基輔政治分析家奧列克西·哈蘭在《烏克蘭真理報》專欄中寫道，“民眾對澤連斯基政府的批評從未停止——從戰術決策到重建資金分配，從腐敗問題到與軍方關系。但這些批評是在支持國家生存這一更大共識框架內進行的。”
這種“有條件的支持”構成了澤連斯基政治資本的核心。它不是無條件的崇拜，而是一種基于持續表現的信任合約。每一次成功的國際斡旋、每一批關鍵武器的到位、每一次對前線形勢的坦誠溝通，都在這份合約上增添信用。
大西洋彼岸的困惑
這種政治現實讓特朗普及其顧問團隊感到困惑甚至沮喪。在美國政治語境中，戰爭往往是領導人的政治毒藥——從越南戰爭的林登·約翰遜到伊拉克戰爭的喬治·W·布什，歷史似乎證明了這一點。
但烏克蘭的情況截然不同。這場戰爭被絕大多數烏克蘭人視為生死存亡的衛國戰爭，而非遙遠地域的干預行動。領導人的堅定立場不是政治負擔，而是政治資產。當特朗普在2023年暗示烏克蘭應“考慮領土換和平”時，他在美國國內或許獲得了一些孤立主義者的掌聲，但在烏克蘭人看來，這是對主權核心的背叛。
更讓特朗普團隊郁悶的是，澤連斯基打破了他們的政治劇本。按照美國政治規律，長期戰爭必然導致民眾厭倦，領導人支持率下滑不可避免。然而，在烏克蘭，時間似乎沒有發揮預期的作用。戰爭進入第四年，澤連斯基的支持率曲線呈現出的不是斷崖式下跌，而是穩定在健康民主國家領導人難以企及的高原。
領導力與時機的不對稱
特朗普與澤連斯基的政治軌跡呈現出戲劇性的

不對稱。前者在和平繁榮時期掌權，卻因分裂性言論和政策而始終無法突破50%的公眾支持率天花板；后者在國破家亡之際領導國家，卻贏得了超越黨派、地域和階層的廣泛支持。
這種對比揭示了領導力評價的深層邏輯：危機中的領導與常態政治中的領導遵循不同法則。在常態政治中，民眾關注經濟增長、社會福利、文化議題；在生存危機中，保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成為壓倒一切的議題。前者允許多元價值競爭，后者要求價值排序的清晰共識。
澤連斯基的政治天賦在于，他理解并把握了這種特殊性。他沒有試圖將戰時領導的政治資本濫用于非戰爭議題，而是專注于當好“戰時總統”。他的公開講話幾乎完全圍繞戰爭相關議題——前線形勢、國際援助、能源安全、戰后重建。這種聚焦創造了清晰的問責框架：民眾知道根據什么標準評價他。
民主韌性的壓力測試
烏克蘭的戰時政治為民主韌性提供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結果顯示，民主制度在生存威脅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可能激發出獨特的適應能力。
首先，戰爭創造了透明度和問責的緊迫性。當每一筆國防開支、每一次兵員動員都直接關系到親人生死時，民眾對政府監督的積極性達到頂峰。這種“生存監督”比和平時期的制度性監督更為嚴苛。
其次，戰爭簡化了政治議程。在和平時期，政治競爭分散于數十個議題；在戰時，這些議題被壓縮為一個核心：如何贏得戰爭并重建國家。這種議程簡化減少了政治分歧點，增加了共識空間。
第三，戰爭迫使政治精英超越黨派利益。烏克蘭各主要政黨在國防、外交等核心議題上形成了“戰時共識”，盡管在內政細節上仍有分歧。這種共識為政策連續性提供了基礎，而政策連續性在危機管理中至關重要。
國際舞臺的象征資本
澤連斯基的支持率不僅根植于國內表現，也與國際形象密切相關。在烏克蘭民眾眼中，他成功地將國家推到了世界舞臺中央，使烏克蘭的生存成為全球民主陣營的共同關切。
這種國際角色的成功扮演產生了國內政治紅利。每一次在西方議會的演講、每一次與大國領導人的會晤、每一次國際會議的參與，都在國內媒體報道中強化了“烏克蘭在國際上被認真對待”的認知。對于一個長期被忽視、被邊緣化的國家來說，這種國際認可具有深層的心理價值。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敘事在國際舞臺上收獲的更多是疑慮而非贊譽。他的政治品牌建立在對抗國際建制的基礎上，而澤連斯基的品牌則建立在代表民主價值對抗威權侵略的基礎上。這兩種敘事在國際和國內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共鳴。
戰后政治的預演
盡管戰爭何時結束尚不確定，但澤連斯基的高支持率已經為戰后政治格局提供了線索。政治分析家們開始思考：一個在戰爭中贏得廣泛信任的領導人，在和平時期能否維持這種支持？
答案可能在于澤連斯基如何定義自己的政治角色。如果他繼續聚焦于國家重建——將戰時建立的共識轉化為重建共識——他可能會成功過渡到和平時期的領導角色。但如果他試圖利用戰時資本推進有爭議的社會改革或憲法變革，則可能迅速消耗政治信用。
烏克蘭政治的未來還取決于戰爭如何結束。一個被廣泛認為公正的和平方案將鞏固澤連斯基的政治遺產；一個有爭議的妥協方案則可能撕裂現有的共識。無論是哪種情況，澤連斯基已經證明，民主領導人在危機中能夠贏得并維持廣泛支持，這本身就改寫了政治學的一些傳統假設。
特朗普的“郁悶”與民主的多元性
特朗普對澤連斯基“選不下去”的郁悶，本質上反映了對民主政治多元形態的困惑。在美國政治傳統中，戰爭支持率遵循“飆升然后緩慢下跌”的模式；而在烏克蘭，戰爭支持率呈現出“飆升然后穩定在高位”的模式。
這種差異揭示了民主的適應性：它沒有單一模板，而是根據國家處境、歷史經驗和集體心理呈現不同形態。烏克蘭的“戰時民主”展示了民主價值在極端壓力下的韌性，同時也揭示了領導力評價在不同語境中的彈性。
最終，特朗普的“郁悶”可能會轉化為一個更深刻的洞見：民主政治的成功不能簡化為支持率數字的比較，而必須置于具體的歷史、文化和生存語境中理解。澤連斯基的高支持率不是民主的異常，而是民主在特定條件下的特殊表達——是人民在生死存亡之際對堅定領導的理性選擇。
當第聶伯河繼續流淌，承載著一個民族的堅韌與希望，澤連斯基的政治命運仍在書寫。而對于大洋彼岸的觀察者來說，這一課或許比他們最初想象的更為深刻：在民主的世界里，有時最不可能的政治生存，恰恰發生在最不可能的條件下。

澤連斯基根本不用打擊競爭對手，躺平也能贏得總統選舉！不知道曾經地堡中的老人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