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鄉村教師被判死刑，行刑前委屈大喊：我為江姐做過很多事

風聲漸息，時間回撥到兩年前。1951年2月，黃茂才正給孩子們講聲母韻母，一名公安人員推門而入。“借一步。”短短三個字，把他帶出了教室，也帶向一條漫長的求證之路。拘押通知書寫著：國民黨軍統看守，涉嫌殘害革命烈士江竹筠。鄉親一看紅頭文件，立刻把“看守”與“劊子手”畫了等號。謠言借著惶恐四散開，“必須償命”的呼聲越卷越高。黃茂才在看守所里反復辯解，卻拿不出一頁書面證明。兩年后，他被判死刑。

為何一個鄉村教師會被扣上如此沉重的帽子？再往前追溯，答案藏在1948年的重慶渣滓洞。那年黃茂才不過十七，因躲兵役從自貢跑到重慶，陰差陽錯成了軍統小看守。他寫得一手好字，被分派做文書兼管押解。7月，一名特殊女犯送進渣滓洞——江竹筠。特務之間流傳的“江姐”故事，他早聽得耳熟能詳：老虎凳、竹簽扎指，什么都壓不垮。真正見到本人時，他反而怔住：面色蒼白，個子卻挺直，眼神像刀。那天登記完籍貫，江竹筠抬眼掃他一下，輕蔑卻鎮定。那一瞬間，黃茂才的“敵我”概念出現裂縫。

幾天后，江竹筠被轉入女囚室，與曾紫霞、李青林等關在一起。三個星期的放風時間里，黃茂才不斷被這群女犯拉去“聊天”。他是貧農子弟，沒有受過任何正規訓練，又挨過地主盤剝，自卑而迷茫。江竹筠遞給他的第一張小紙條只有幾十字：“人要有立場，為苦人做事，出路就在前面。”他盯著那幾個字，徹夜難眠。試想一下，一個看守若真鐵石心腸，怎會對囚犯的一張紙條念念不忘？

賭上性命的考驗很快到來。1949年初，重慶地下黨急需把“組織被破壞”的消息傳出去。江竹筠把折好的薄信塞進黃茂才掌心：“路上當心。”這短短一句，是她第一次明確托付重任。黃茂才清楚，一旦泄露，腦袋不保。可他還是利用采買機會，把信帶到重醫女生宿舍，交給了聯絡員礦淑華。從那天起，外界對渣滓洞的情報傳遞重新暢通，幾十名被捕者因此轉移獲救。

黃茂才的角色變化在監獄里并非秘密，卻被同志們嚴密保護。國民黨敗局已定，特務機關草木皆兵。1949年國慶那天，重慶還未解放，所長對黃茂才徹底失去信任，借故要把他“遣返”。恰好老家來信說母親病重，他拿著準假條，提前離開渣滓洞。臨行前，江竹筠交給他一封信——那就是后來名揚全國的江姐絕筆。信中既托付三歲兒子彭云，又點名：黃茂才已被爭取，可放心依靠。黃茂才不知道，這封信不僅見證他的轉變，也成了他此后半生的救命文書。

三周后，渣滓洞大屠殺開始。江竹筠等英烈遇害，黃茂才在鄉下得知噩耗，抱著幾位女囚合織的藍色毛衣失聲痛哭。兩天后，他被徹底遣散回鄉。新中國成立不久，各地掃盲班缺老師，他被村里推舉當了鄉村教師，生活似乎重新歸于平靜。

然而罪名卻像影子一樣纏上來。1953年春，縣里有人寫匿名信揭發“黃茂才曾在渣滓洞直接行刑”。調查組走馬觀花，沒找到反證，定性“重大嫌疑”。于是有了那年夏天的死刑判決。行刑喊冤后，法院把“死”改成“無期”，理由簡單：案情存疑。

獄中十二年，他一邊接受勞動改造，一邊琢磨如何自救。每當情緒崩潰，他就默背那封絕筆信里提到自己的那一句：可以信任的同志。他認定真相終會亮出來。1955年，表現良好改判十五年。1964年出獄時，他已是白發夾青，卻仍需“群眾監督”。在那段灰暗時間里，“殺江姐的看守”成了周遭對他的唯一標簽。買米、趕集都有人指指點點，妻子楊淑瓊撐著全家，一句怨言都沒出，說得最多的是：“總要給個說法。”

轉機到來前，還得再等十五年。1979年，中央發文鼓勵平反冤錯案件。黃茂才寫了三份申訴，一份遞公安，一份交檢察，一份送法院。材料里，他把渣滓洞的來龍去脈寫得條理分明，可關鍵證人無處可找。檢察官搖頭：“缺致命證據，難。”他走出大門，八月的日頭打在臉上，眩暈又刺痛。

1981年5月，一封來自重慶烈士陵園的信像一道閃電劈進老屋。落款人盧光，信中說：整理江姐檔案時發現多處提及你在獄中送信、買報紙、掩護同志。請務必到園內核實。黃茂才站在院壩，信抖得厲害，半晌才合攏。三天后，他背起行囊直奔重慶。盧光仔細聽完他的講述后，只問了一句：“還記得曾紫霞嗎？”隨后給出線索：成都中醫學院教研室里，有位姓曾的教授，就是當年的女囚。

成都與榮縣相隔三百余公里，綠皮火車晃了一宿。進學院的大門，他被領到一間辦公室，對方面容清瘦，神情干練。“你是？”“曾老師，我是渣滓洞的黃茂才。”這短短一句，讓兩人都紅了眼眶。曾紫霞當天就寫下證明，又聯系多名在世老同志聯名作證。11月，榮縣調查組重新核案，查檔、走訪、比對，歷時五個月，結論出來：原判錯誤，黃茂才無罪。

1982年4月12日，四川省高級法院下達再審決定，撤銷全部刑事指控。榮縣政協隨后聘他為委員，每月補助三十元。消息傳開，昔日那些喊“償命”的人陸續登門道歉。有人愧疚得不敢抬頭，他擺擺手，“過去的事，就過去。”

晚年，黃茂才常被邀請到學校、部隊講渣滓洞往事。他不善演講，卻始終把那件已經洗得發白的藍毛衣掛在講臺旁。“這不是紀念品，它提醒我，當年有人相信我，我就活下來了。”臺下的年輕人屏息靜聽，沒有掌聲喧嘩，只有安靜的注視。

1997年秋，重慶歌樂山重修渣滓洞群雕。紀念館請黃茂才擔任顧問。站在女囚舊舍門口，他輕輕撫摸鐵柵欄，低聲說了句幾乎聽不見的話：“江姐，我來遲了。”工作人員默默退到遠處，沒有打擾。

黃茂才之后的人生平淡無奇，他種菜、寫字、教外孫做算術，偶爾回榮縣老宅。村里新起小學，他捐了幾千塊錢，只提一個要求：圖書角多進歷史書。旁人問理由，他答得干脆：“孩子要知道，講真話比活命更難，但也最值得。”

這件歷時三十年的冤案終歸塵埃落定。可在冗長歲月里，謠言、猜忌、制度缺口把一個普通看守變成“劊子手”，又把“劊子手”生生磨成正名不屈的老人。無法忽視的是，那封絕筆信、一件藍毛衣和幾位幸存者的共同記憶，最終撕開了迷霧。若無文字與人證，歷史往往會滑向另一個方向。這一次，它終于回到了應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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