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行湘晚年定居南京，南京軍區副司令張明拜訪：我們是不打不相識

1983年2月，南京城的梅花剛冒芽尖，雨水卻沒停。清晨六點，張明準時從將軍路出發，他要去拜訪一位曾經的對手——邱行湘。院門一開，兩人握手，誰也沒多說寒暄，那一瞬間的沉默，像把時鐘撥回到三十五年前。

對邱行湘而言，南京既是新起點，也是懲戒后的安身處。1959年冬，他與溥儀等33名戰犯被特赦。和不少人選擇留京不同，他執意回到母親所在的南京。八十歲老母一句“落葉歸根”，比任何安排都管用。

落戶手續辦完，他第一件事是找工作，而非找住宅。江蘇省政協急需懂軍事又熟歷史的文史專員，他便留下。此后二十多年，白天查檔案，晚上手抄筆記，越干越起勁。工作人員調侃他“比年輕干部還坐得住”，他只抬頭笑笑：“欠的，總要還。”

時間往回倒，1948年3月的洛陽夜晚燈火昏黃。邱行湘身著大氅，站在城樓上自信地說，“三個縱隊，不足為慮。”同一時刻，城東壕溝外，一名營長正用粉筆劃敵情圖，那人就是張明。雙方距離不過三百米，卻像隔著山河。

洛陽防守并非紙糊。護城河寬，內外甕城層層相扣。可攻守觀念不同導致結局迥異。張明主張“讓每個人都知道下一步干什么”，基層士兵人人看圖，人手一份標記紙。邱行湘則延續黃埔時期的“單向命令”，情報只在高級軍官的小圈子內傳遞。短板，一觸即破。

五個小時，東門失守，戰史后來把這支部隊稱為“洛陽營”。撤退時，邱行湘還在想，是炮火太猛還是情報被泄？直到1980年春他偶然參觀總統府舊址，與退休干部聊天才發現，“對方竟靠一張細到標注配電房的手繪圖。”他當場愣住。

1959年至1979年，邱行湘閉口不談舊事，把全部精力放在采訪口述與整理檔案。江蘇省第一部系統記錄抗戰時南京防空史的文集，有三分之一出自他手。有人指責他“洗白”。他攤開紙頁：“史料要擺上桌，哪怕不體面。”口吻平靜，卻透出倔強。

對張明來說，戰后生活同樣急轉。1955年被授予三等功后，他被選送到南京高級步校學習攻城作戰。他常說，如果沒有洛陽那一役，自己可能還停留在傳統陣地戰思維。課堂上，他把那張敵情圖再次貼在黑板：“攻城之難，不在城高，而在腦子。”全班哄笑，但都記住了。

再把鏡頭拉回1983年的那場拜訪。茶幾上，兩杯綠茶冒著熱氣。張明先開口：“昨天是炮火，今天是座談。”邱行湘點頭，沒回話，像在醞釀句子。片刻，他低聲說：“守城時，我只讓參謀動腦。這步棋，走錯了。”張明沒有接茬，只把那本剛上市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遞過去，書頁夾條簽名簽：“張明敬贈。”

談話持續了兩小時，大多是研究南京保衛戰與淮海戰役的細枝末節。偶有觀點相左，也只是記在紙上，準備回去再查檔案。告別時，張明握住邱行湘的手：“不打不相識。”這句話以前在戰壕里喊，如今在水杉樹下說，力度卻更真切。

翌日，《新華日報》文化版刊出一條小消息：南京軍區副司令張明拜訪江蘇省政協文史專員邱行湘，雙方就軍史資料整理交換意見。這則不足百字的新聞，沒有照片，也沒有花哨形容，卻凝結了兩代軍人從對壘到合作的長鏈。

此后幾年，邱行湘身體日漸衰弱，但仍堅持每周步行去檔案館。張明調往第三十七集團軍前線視察時，寫信給他：“資料已收集，待回南京再議。”回信只一句：“慢慢來，文件不會跑。”字跡略抖，卻看不出疲態。

1987年深秋，邱行湘去世，遺囑里留下一箱手稿，叮囑子女移交省檔案局。開箱時，最上面那頁夾著一張黑白合影：兩位老人并肩而立，神情淡然，背后是總統府青瓦屋頂。照片背面用鉛筆寫著六個字：“舊怨化于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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