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南京城的梅花剛冒芽尖,雨水卻沒停。清晨六點,張明準時從將軍路出發,他要去拜訪一位曾經的對手——邱行湘。院門一開,兩人握手,誰也沒多說寒暄,那一瞬間的沉默,像把時鐘撥回到三十五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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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邱行湘而言,南京既是新起點,也是懲戒后的安身處。1959年冬,他與溥儀等33名戰犯被特赦。和不少人選擇留京不同,他執意回到母親所在的南京。八十歲老母一句“落葉歸根”,比任何安排都管用。
落戶手續辦完,他第一件事是找工作,而非找住宅。江蘇省政協急需懂軍事又熟歷史的文史專員,他便留下。此后二十多年,白天查檔案,晚上手抄筆記,越干越起勁。工作人員調侃他“比年輕干部還坐得住”,他只抬頭笑笑:“欠的,總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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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往回倒,1948年3月的洛陽夜晚燈火昏黃。邱行湘身著大氅,站在城樓上自信地說,“三個縱隊,不足為慮。”同一時刻,城東壕溝外,一名營長正用粉筆劃敵情圖,那人就是張明。雙方距離不過三百米,卻像隔著山河。
洛陽防守并非紙糊。護城河寬,內外甕城層層相扣。可攻守觀念不同導致結局迥異。張明主張“讓每個人都知道下一步干什么”,基層士兵人人看圖,人手一份標記紙。邱行湘則延續黃埔時期的“單向命令”,情報只在高級軍官的小圈子內傳遞。短板,一觸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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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小時,東門失守,戰史后來把這支部隊稱為“洛陽營”。撤退時,邱行湘還在想,是炮火太猛還是情報被泄?直到1980年春他偶然參觀總統府舊址,與退休干部聊天才發現,“對方竟靠一張細到標注配電房的手繪圖。”他當場愣住。
1959年至1979年,邱行湘閉口不談舊事,把全部精力放在采訪口述與整理檔案。江蘇省第一部系統記錄抗戰時南京防空史的文集,有三分之一出自他手。有人指責他“洗白”。他攤開紙頁:“史料要擺上桌,哪怕不體面。”口吻平靜,卻透出倔強。
對張明來說,戰后生活同樣急轉。1955年被授予三等功后,他被選送到南京高級步校學習攻城作戰。他常說,如果沒有洛陽那一役,自己可能還停留在傳統陣地戰思維。課堂上,他把那張敵情圖再次貼在黑板:“攻城之難,不在城高,而在腦子。”全班哄笑,但都記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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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鏡頭拉回1983年的那場拜訪。茶幾上,兩杯綠茶冒著熱氣。張明先開口:“昨天是炮火,今天是座談。”邱行湘點頭,沒回話,像在醞釀句子。片刻,他低聲說:“守城時,我只讓參謀動腦。這步棋,走錯了。”張明沒有接茬,只把那本剛上市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遞過去,書頁夾條簽名簽:“張明敬贈。”
談話持續了兩小時,大多是研究南京保衛戰與淮海戰役的細枝末節。偶有觀點相左,也只是記在紙上,準備回去再查檔案。告別時,張明握住邱行湘的手:“不打不相識。”這句話以前在戰壕里喊,如今在水杉樹下說,力度卻更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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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新華日報》文化版刊出一條小消息:南京軍區副司令張明拜訪江蘇省政協文史專員邱行湘,雙方就軍史資料整理交換意見。這則不足百字的新聞,沒有照片,也沒有花哨形容,卻凝結了兩代軍人從對壘到合作的長鏈。
此后幾年,邱行湘身體日漸衰弱,但仍堅持每周步行去檔案館。張明調往第三十七集團軍前線視察時,寫信給他:“資料已收集,待回南京再議。”回信只一句:“慢慢來,文件不會跑。”字跡略抖,卻看不出疲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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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深秋,邱行湘去世,遺囑里留下一箱手稿,叮囑子女移交省檔案局。開箱時,最上面那頁夾著一張黑白合影:兩位老人并肩而立,神情淡然,背后是總統府青瓦屋頂。照片背面用鉛筆寫著六個字:“舊怨化于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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