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澤東宴請司徒美堂，事后周恩來詢問：你覺得毛主席怎么樣

1949年9月22日，清晨的北平城涼意襲人。太和殿后的北池子胡同里，81歲的司徒美堂正系好長衫扣子。他此行的目標很清楚——參加新政協，也親眼看看那個在海外聽了多年卻從未謀面的“毛委員”。老人腰背微駝，步伐卻不拖泥帶水。隨行的工作人員提醒：“山路顛簸，要不要擔架？”司徒美堂擺手：“路再難，也得自己走。”幾句輕描淡寫，透出他昔日闖蕩舊金山碼頭搏命時的脾性。

解放區的汽車開不進香山深處，途經雙清別墅前那段陡坡，吉普車停下，警衛們請他坐到改裝藤椅上。藤椅兩側綁著木棍，看似簡陋，卻出自毛澤東的點子——“抬穩，別晃。”老人被抬上山時，偶爾抬頭，楓葉間漏下一道道陽光，他笑著說：“這算是我給自己抬轎子。”抬轎的戰士也樂了，氣氛一下子輕松。

毛澤東在門口等候。他讓警衛把藤椅輕輕放下，雙手扶司徒美堂起身：“老先生辛苦了。”老人拱手作揖：“在海外呼號半生，今天能踏進人民的政府，值！”一句“值”字，說得鏗鏘。毛澤東請他入座，桌上卻不見山珍海味，只是家常豆腐、京味燒茄子。毛澤東解釋：“北平剛解放，糧食緊，咱們省一點。”司徒美堂點頭，端起酒杯道：“儉以養廉，這頓酒喝得踏實。”

席間，毛澤東更多聽而少說，讓老人談洪門、談海外華僑、談對未來中國的設想。司徒美堂對美國勞工運動頗為熟悉，他提醒：靠華僑匯款救急可以，但新政府要靠工業立國。“中國人要有自己的鋼鐵。”毛澤東頻頻點頭，把“鋼鐵”兩字寫在一張便箋上，放進懷里。

飯后，周恩來把司徒美堂送回北池子。車快到胡同時，周恩來輕聲發問：“剛才感覺如何？”老人想了想，用粵語蹦出一句：“冇架子。”再翻譯成普通話只有三個字——沒架子。周恩來莞爾：“我就放心了。”兩人的對話極短，卻在城里迅速流傳，“沒架子”成了香山里的口頭禪。

老人第二次上山，已是9月26日晚，新政協大會討論國號。會場氣氛熱烈，有人堅持沿用“中華民國”簡稱，有人主張徹底更名。輪到司徒美堂，他先站起，掃視四周：“中華‘官’國，與民無關；今天要的，是人民的國。”他一句重音，定了調。四排外地代表幾乎同時鼓掌。

10月1日登上城樓之前，朱德關心他的膝關節，提出再備擔架。老人笑道：“練了兩天深蹲，沒問題！”八分鐘石階，他咬牙穩穩踩完。毛澤東宣告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刻，司徒美堂摘下帽子，眉梢掛著淚痕。他并未喊口號，只低聲念了一句廣東鄉音的“好”。

慶典結束，老人本想即日返美。他身邊的舊皮箱里，仍放著一張回程船票。毛澤東聞訊后親到北池子：“建設新中國，需要您這樣的長者鎮得住場面。”周恩來補了一句：“今天是序章，經濟還得拉一把。”兩人一句場面話，一句實在話，把司徒美堂留住了。

冬天來得快，北平氣溫驟降。司徒美堂穿的依舊是薄呢大衣。周恩來得知后，讓工作人員領他去瑞蚨祥量體裁衣。一件純呢長大衣，足足花了六百美元的面料券。老人舍不得穿，逢人便說：“新中國給的第一件衣服，要留著見證。”

1950年春，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華僑事務顧問，每周固定半天接待海外僑領，解答政策，傳達北京態度。老人最常強調的一句話是：“共產黨和華僑不是兩張皮。”這一年，僑匯增長三成。各地僑領寫信說，北平的信任，抵得上千言萬語。

1955年5月8日拂曉，司徒美堂突發腦溢血。醫生趕到時，他已陷入昏迷。臨終前半小時，他微睜雙眼，對守護的秘書喃喃一句：“告訴香山，我沒走遠。”隨后再無言語。周恩來當天從萬隆歸來，顧不上休息，直奔北池子。靈堂布置簡單，桌上擺一束舊金山唐人街捎來的白菊。周恩來扶棺側立，默默站了三刻鐘。

10日公祭，八寶山人潮如織。送行隊伍最前面，是四名警衛抬著那把藤椅——木棍已舊，藤面斑駁，卻分外醒目。抬椅者說：“老先生生前說，自己也是抬轎子的。”這把椅子，算是對那句話的回應。

司徒美堂走后，海外華僑仍會提起他當年對羅斯福據理力爭廢除《排華法案》的往事。當美國《紐約時報》刊登訃告時，用了“革命海外的精神導師”八個字。沒提政治職務，倒也準確。老人做好了一生的“僑橋”，跨越太平洋，最終落腳紫禁城腳下。

毛澤東后來談起這位老朋友，說了兩句話：“從海外歸來的老人，把我們和世界系在一起；這樣的人，站在人民這邊，就很難被打敗。”這段評語未被正式記錄，卻在中南海茶余口口相傳。不得不說，比任何官方褒詞都更生動。

今天的香山雙清別墅里，那把藤椅安靜陳列在玻璃柜中。游客大多匆匆一瞥，并不知道它曾經載著一位八旬老人爬山的故事，更不知道椅子背后的那句評價——“沒架子”。可歷史細節就藏在這些舊物里，提醒后人：平等、儉樸、務實，并非口號，而是新中國開篇時最樸素的氣質。

司徒美堂用81歲高齡見證了新國家的誕生，又用最后五年為它站班、出力。有人說他功成不居，也有人說他鋒芒畢露。無論評語如何變，在1949年的那個秋夜，他對周恩來吐出的那三個字，卻像鐵釘一樣釘入史冊，告訴世界：偉人，先得沒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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