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點,天安門城樓迎來震耳欲聾的禮炮聲。擁擠的人潮里,一臺萊卡相機悄悄探出護欄,一個瘦小的身影努力側身對準毛主席揮手的瞬間。為搶時間,侯波整個人幾乎懸空。就在她按下快門的那一秒,衣角被輕輕拽住——“放心拍,我抓著你。”低沉的男聲來自周總理。照片定格,新中國的第一幅開國影像就此留下,也悄悄改變了這位山西姑娘的命運。
![]()
時間撥回1924年。閻千金在夏縣呱呱墜地,家里貧寒卻書香未斷。父親早逝,奶奶遞出四枚銀元:“別做亡國奴。”14歲的小姑娘含淚走出中條山,轉身已是共產黨員。延安女子大學的土窯洞里,她第一次摸到照相機,黑布一掀,光影世界像一道閘門轟然開啟。
1942年春,窯洞外杏花盛開。徐肖冰端著相機走進課堂,兩人交換了膠卷,也交換了人生。從延河水畔到東北松花江畔再到北平的胡同,夫妻倆一路記錄烽火與重建。抗戰勝利后,東北電影制片廠缺人,侯波挑起攝影科長的擔子;再后來,北平新聞電影制片廠又貼出調令,她被點名進中南海。
1950年初,中南海的一間小屋亮著暗黃燈光。葉子龍遞過任命書:“成立攝影科,你來帶頭。”侯波愣了幾秒,隨后點頭。自此相機背帶不再離身。會議、接見、外事、游泳,她幾乎跟著毛主席的全部行程。首長們不愛擺造型,她就學會“潛伏式”抓拍;光線不足,她就摸索自制反光板。有人打趣:“她像影子。”的確,侯波把自己訓練成一枚無聲快門。
1957年11月,莫斯科氣溫零下十度。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上,克林姆林宮安檢嚴格,只有元首級才能入內。宋慶齡一句“照顧生活方便”,將侯波帶進宮墻。會場里,赫魯曉夫的講話引來掌聲,記者區卻水泄不通。一個法國代表拉出椅子,她貓腰鉆桌底,又被一名蘇聯記者截胡。侯波索性加速,竄上桌面連拍十數張。閃光燈一亮,全場側目,但主席的簽字動作被她牢牢鎖定。鏡頭里,筆尖落紙,墨跡未干,這組照片后來成為檔案館的頭號珍品。
次年夏天,長沙湘江水暖。毛主席堅持下水,警衛一圈又一圈地擺手示意記者后退。侯波為了取角度,后腳跟沒站穩,“撲通”掉進岸邊糞池。全身污漬,鏡頭卻保住了。沖洗鋪里,水槽翻騰肥皂泡,人們聞味而退,她一句低聲嘟囔:“人臟無所謂,膠卷不能臟。”洗出的底片,被新華社當夜發往全國。
河南棉田的尷尬更讓人哭笑不得。那年棉花大豐收,老鄉把新摘的棉絮堆成雪山。侯波跳上去想拍領導與群眾同樂,沒料堆心是空的,一下陷進去只剩帽沿。毛主席聽到呼救,揮手讓人營救。被拽出來時,她渾身白得像蒸汽,機身縫隙也塞滿棉絮。這張略帶失焦的照片后來刊登在內部刊物,注釋成了一行小字:“拍攝者掉入棉堆后完成。”
十二年里,侯波為黨中央主要領導人拍下4772幅影像。這些底片多數鎖進檔案柜,名字卻很少出現在報紙署名欄。有人問她是否遺憾,她搖頭:“影子不需要站在燈下。”話語平淡,卻道出職業的分寸。
1961年4月,中南海丁香花剛剛吐蕊。調令到達,侯波即將前往新華社任攝影記者。那天傍晚,工作人員把她領到豐澤園。書房里,毛主席翻完一份文件,眼鏡架在鼻尖:“你在我身邊十二年,不容易啊。”沉默幾秒,他補了一句:“以后常來看我。”侯波點點頭,沒有多說。相機靜靜放在腳邊,鏡頭蓋緊扣,仿佛在提醒——此刻無需拍照,記憶足夠清晰。
離開中南海后,侯波跑遍大江南北,災情、工地、試飛現場都留下她的身影。七十年代,彩色反轉片興起,她又自學顯影配方。有人評價她“專業過硬”,也有人說她“低調得過分”。無論反饋如何,她始終保持一句口頭禪:“歷史偏愛我,我就多做點事。”
1989年,《帶翅膀的攝影機——侯波》出版,幾乎一夜售罄。讀者才驚訝地發現,開國大典、莫斯科會議、主席暢游長江,那些熟悉的經典瞬間,都出自這位女攝影師。書里,她用兩頁紙寫到1961年的那場道別,卻只引用毛主席那句話,不加半字渲染。簡短到極致,卻將情分埋得極深。
多年以后,豐澤園舊址對外開放。講解員指著走廊盡頭說,這里曾出現一條光影的“固定軌跡”——一個一米五八的身影,總是左手扶墻右手舉相機,腳步輕悄。墻面因為頻繁摩擦,漆色早已暗淡。新涂的墻灰蓋住舊痕,卻蓋不住相機快門一下一下的余響。
![]()
侯波晚年常說,攝影記錄的是時代的呼吸,自己只是握住了閥門。那句“以后你要常來看我”始終留在心底,像一束恒定的光,讓她在每一次按下快門前都多了分敬畏,也多了分堅韌。
2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