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打下尋烏，主席做了件許多人不理解的事，還留下一句名言

毛主席，早已和中國革命的歷程綁在一起，他做決策向來有深層考量，可紅軍打下尋烏后，他干的一件事，當時不少人都想不通，偏偏就是這件事，生出了一句影響至今的名言。

1930年初，國民黨調了14個團的兵力，對閩西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動第二次“會剿”。為了打破圍剿，毛主席想出個“離開閩西，鞏固閩西”的法子，和朱德帶著紅四軍回師贛南，把敵軍引開。5月2日，部隊攻克了閩粵贛三省交界的尋烏縣城。這座小城是商貿要道，南來北往的生意多，能集中反映周邊的社會情況，毛主席一眼就看中這里，覺得是摸清實際情況的好地方。

可誰也沒料到，打下縣城后，毛主席沒讓部隊接著推進分田，也沒急于擴大根據(jù)地，反倒決定停下來搞社會調查。這個決定一出來，不少干部戰(zhàn)士都犯嘀咕。當時局勢有多緊張？國民黨軍隊還在周邊盯著，隨時可能反撲，大家心里都繃著弦，覺得當務之急是練兵、發(fā)動群眾，哪有閑工夫搞這些。有人私下念叨：“敵人還在旁邊虎視眈眈，哪有功夫問這些買賣的事”，還有人直發(fā)愁：“這不是耽誤革命時機嘛”，甚至覺得這調查就是“無用功”。

面對這些質疑，毛主席沒動搖，只說“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再看其他地方就容易多了”。尋烏縣委書記古柏是本地人，對情況熟，主動過來幫忙。毛主席先讓古柏領著去了南門街的雜貨店，認識了店主郭友梅——這老爺子做了幾十年生意，還當過兩屆商會會長，是個“尋烏通”。毛主席拉著他的手說：“我想和你交個朋友，往后要請你多說說尋烏的情況”，后來又請了縣蘇維埃委員范大明，還有農民、秀才、前清小官吏，一共11個人，開起了調查會。

調查會一開就是十多天，地點就在城南馬蹄崗的一棟石樓里。毛主席自己當記錄員，桌上擺著油燈，每天晚上都要把當天的談話整理到深夜。一開始，參會的人還有點拘謹，怕說錯話，毛主席就耐心引導，不管是土地怎么分，還是雜貨鋪的糖賣多少錢，都讓大家放開了說。除了開會，他還天天往圩場跑，挨家店鋪問行情，米價、肉價、柴火價都記在本子上，連水貨店里醬油的原料、制作過程都刨根問底。走到田間地頭，就和農民一起干活，邊鋤地邊聊，問土地肥瘦、租子多少，還有地主是怎么剝削人的。

有一次，他專門找了三個不同村的貧苦農民開小會，才知道當?shù)?0%的農民一年忙到頭吃不飽，每年還有5%的人家破產(chǎn)，被逼得沒辦法只能賣妻鬻子。聽到這些，毛主席忍不住嘆氣，說絕不能讓老百姓再受這份苦。這次調查前后搞了20多天，毛主席記了滿滿幾本子筆記，后來在寧都小布整理成8萬多字的《尋烏調查》，連城里22個行業(yè)、130多家商店的底細都摸得一清二楚，甚至哪家鹽店本錢多少、哪家酒店生意好壞，都寫得明明白白。

就在調查的同時，毛主席看著黨內的情況也犯愁——當時不少干部捧著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和六大決議，機械照搬，根本不管中國農村的實際。之前紅四軍打下信豐縣城，就把農村沒收土豪財產(chǎn)的辦法用到城里，把十幾家商店都沒收了，結果商店關門、商人停業(yè)，老百姓生活不便，還招來了埋怨。毛主席意識到，不摸清實際情況，政策就會跑偏。于是他寫下《調查工作》，也就是后來的《反對本本主義》，明確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批評那些“閉著眼睛瞎說”的干部，還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可這篇重要的手稿，后來因為戰(zhàn)事頻繁弄丟了。沒想到福建上杭的農民賴茂基，把這份手稿用油紙包好，藏在墻壁的洞里，躲過了國民黨民團的搜查。直到1957年，賴茂基把它捐了出來，1961年送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高興地說，“失散多年的孩子”終于找回來了。1964年，這篇文章公開發(fā)表時，正式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

事實很快證明了調查的價值。依據(jù)尋烏調查的結果，紅軍調整了政策：土地分配不僅“抽多補少”，還加上“抽肥補瘦”，讓貧農、中農都滿意；對待城市商人，不再一概沒收，而是保護中小工商業(yè)者的合法經(jīng)營。這些政策一落地，分田工作順了，商人愿意開店了，根據(jù)地的經(jīng)濟活了起來，也爭取到了更多群眾支持，為后來粉碎國民黨“圍剿”打下了基礎。那些當初質疑的干部，親眼看到變化，也慢慢明白毛主席的良苦用心，開始學著深入群眾搞調查。

不管是在井岡山，還是到了贛南閩西，毛主席一直都認準一個理：革命不是靠本本和空想，得腳踏實地摸清情況、找準問題。尋烏調查只是他眾多調查中的一個，可就是這份較真勁兒，讓中國革命少走了很多彎路。

尋烏調查的實踐和那句名言都在提醒我們，任何正確的決策，都離不開對實際情況的深入了解。現(xiàn)在咱們做事，還能有這份刨根問底的調查勁頭，遠離空想和盲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