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葉子龍帶著毛主席的指示拜訪朱仲麗，朱：我愿當毛主席的特使

1949年7月10日，北京城午后的熱浪貼著灰墻往上爬，中南海西門卻一片安靜。警衛員悄聲跑進勤務處，說葉子龍正往西花廳趕。再過幾小時，他就要帶著一封寫好的信踏上南下列車。

兩個月前，中央機關從香山遷入中南海。遷入的第一周，周恩來把辦公桌搬進懷仁堂，毛澤東則把臨時住地定在菊香書屋。電報、文件晝夜不息，建國準備進入倒計時。人越忙，疏忽的事就越多——毛澤東想起了長沙梅溪沖那位八十高齡的楊老太太。

時間緊，人手缺。李維漢建議派湖南籍干部先行探望，但主席搖頭：老人只信熟人，得找個心細、說話穩的人。幾輪討論后，名單定在朱仲麗——王稼祥的夫人、蘇區舊識、又剛從莫斯科訪蘇團返京。葉子龍被交代當面轉達任務。

當晚九點，燈火映著朱仲麗的影子，她剛把隨身俄文原版《戰爭與和平》合上。葉子龍敲門后簡單一句：“主席讓您捎信給楊老太太。”語氣平平，卻透著不容推辭的分量。朱仲麗放下書：“好，我愿當主席的特使。”

車票已經備好，南下專列在永定門站發車。站臺昏黃燈光下，王稼祥把信塞進她隨身手袋，囑咐：“務必親手交給老人。”信里不止問候，還附一件皮大衣和兩匹洋布，都是主席親自挑的。物件雖輕，卻系著湖南母子近二十年的情分。

列車過石家莊、挺進鄭州，沿線仍可看到未修復的橋墩。朱仲麗靠窗記錄物資調度所見：部隊工兵在鐵道旁加固軌枕，地方政府張羅災后搶收。她心里明白，新中國要起步，后勤比禮節重要得多。

八月初到長沙，烈日加劇稻香。當地接待員安排她先回自家汾城街老宅省親。三天后，朱仲麗換上淡青布衫，帶著主席托付的行李，乘吉普車直奔寧鄉縣梅溪沖。山路顛簸，她緊握皮箱，深怕顛壞那件舊大衣。

楊老太太得到消息，早早候在堂屋門口。老人步履慢，卻精神矍鑠。朱仲麗遞上書信，只說一句：“毛主席惦記您。”對話就此打住，屋內轉而寂靜。十幾分鐘后，老太太擦了擦眼角：“請代我告潤之，勿念家事，先顧國事。”

短短一席話，朱仲麗聽得心里刺痛。她陪老人吃了碗紅糖糍粑，又把兩匹洋布給楊開智夫婦。離別時，山雨欲來，楊老太太執意送到巷口，把一封回信塞進她掌心。

返京途中正遇華中汛期，江面水位持續上漲。為了不誤工期，運輸部門用駁船把列車車廂連同乘客擺渡過長江。朱仲麗站在甲板，望著冰灰色江水，忽然理解主席那句“天下艱難際，國之命系于民”。

八月底，她再次走進菊香書屋。毛澤東起身接過回信，沒急著拆封，先問：“老人家身體如何？”朱仲麗答：“精神硬朗，唯一念頭是希望再見您一面。”主席沉默片刻，把信放進抽屜。對秘書說：“湖南那邊，多派醫生巡診。”

隨后的工作節奏更緊。中央人民政府籌備委員會連夜草擬公告，國旗、國歌、國徽設計方案都要定稿。朱仲麗被臨時抽調去做外文資料審校，俄譯稿、英譯稿堆滿辦公桌。從梅溪沖帶來的泥土味，在翻譯紙頁間漸漸淡去。

10月1日清晨，她被分配站在天安門樓外側西部通道，負責接應外賓。禮炮聲鋪天蓋地，旗桿上的紅旗隨風展開。那一刻，朱仲麗想到一個月前的梅溪沖，也想到未拆封的家書——老母親的牽掛與廣場上三十萬軍民的歡騰在心頭重疊。

開國后，王稼祥被任命為駐蘇全權大使。12月，夫婦二人乘“伊爾—12”飛機抵莫斯科。應酬多到目不暇接，朱仲麗卻仍抽空補俄語、旁聽莫大醫學預科。她常說：外交場合笑得再多，也得有真本事。

1951年2月，王稼祥卸任歸國。離開莫斯科的前夜，蘇外長莫洛托夫送來一幅伏爾加秋景油畫。對方客氣地表示，這是“給大使夫人紀念的”。朱仲麗心里清楚，比畫更重要的，是三年的磨合為中蘇關系留下的默契渠道。

回京后，她把油畫掛在新居客廳，墻邊則擺著那件舊皮大衣。許多人問起緣由，她只淡淡一句：“這是主席的心意，也是老太太的念想。”物品無言，卻把1949年那個滾燙夏天牢牢系住。

湖南母親、陜北兒子、特使朱仲麗、傳信葉子龍，幾條看似平行的線被一封信牽到一起。國事千頭萬緒，小事卻常常比大事更能照見人心。新中國的開端，正是由這樣一連串細小而真實的舉動搭建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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