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張書劍 陳傲丹：從大國競爭到全球南方，莫迪政府對非策略有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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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書劍 陳傲丹

編輯|曹寅聰

審核 |朱依林 陳玨可

內容提要

印度與非洲均為全球南方的重要組成部分，印非關系是考察全球南方內部互動的重要案例。本文基于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系統分析了莫迪政府時期印度對非外交戰略的形成邏輯，以及非洲在印度對外戰略中三位一體的定位。本文認為，全球南方崛起、印太地緣競爭加劇和中國在非洲影響力上升的體系壓力，經過戰略認知、現實主義戰略文化、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等中介變量的過濾與轉化，促使莫迪政府將非洲定位為地緣博弈競技場、經濟發展伙伴、全球南方話語試驗田三重戰略空間。印度對非外交體現了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內中介變量互動的復雜性，非洲已成為印度維持戰略自主、爭取全球南方領導權的重要地區。

關鍵詞：新古典現實主義 莫迪政府 印非關系 全球南方

圖源：網絡

“全球南方”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基于相似的歷史境遇、現實發展階段、共同發展目標及相同政治訴求而形成的身份認同。其內涵已超越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地理邊界，演變為兼具社會經濟邊緣性、反殖民抗爭性與改革訴求性的政治符號。非洲與印度均為全球南方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皆經歷過殖民歷史，在經濟與社會發展層面面臨相似挑戰，并在改善國際治理體系、提升南方國家話語權方面擁有共同利益。

早在獨立之前，印度和非洲就在英帝國的殖民網絡中建立了密切的經濟與社會聯系，這一時期前往非洲的印度移民為日后印非關系發展奠定重要基礎。冷戰期間，獨立后的印度始終積極支持非洲反殖民斗爭，非洲成為印度推進不結盟外交、倡導亞非團結的重要伙伴。克瓦米·恩克魯瑪、納爾遜·曼德拉等非洲領導人在領導各自國家民族解放運動過程中與印度保持密切合作關系，并從印度獨立運動尤其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汲取政治經驗。冷戰結束后，隨著經濟自由化改革開啟，印度逐漸完成對非外交戰略轉型，非洲成為印度拓展經濟利益、追求大國地位的重要伙伴。2005—2011年，印度與非洲貿易增速達到32.4%，高于同期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增速（27%），印度私營資本在電信、信息技術、能源和汽車領域對非洲投資呈現激增態勢。2014年莫迪擔任印度總理后，非洲在印度對外戰略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2015年10月，莫迪政府在新德里舉辦第三屆印度非洲論壇峰會（IAFS），邀請非洲聯盟54個成員國代表參會，釋放出大幅提升印非關系的強烈信號。2018年7月，莫迪在烏干達議會發表演講時提出印度對非關系十項原則，這是印度首次公布對非合作的綱領性指導原則。2023年1月，印度舉辦首屆“全球南方之聲”線上峰會，47個非洲國家派出代表參會，占全部125個參會國家的1/3以上，標志著非洲已成為印度在全球南方發起多邊倡議的重要支持力量。

作為全球南方內部合作的重要案例，印非互動引起國際政治研究者的關注。早在莫迪執政之前，國際輿論就開始構建“中印在非洲競爭”的話語，學術界對印度在非洲的經濟活動以及中印在非洲的互動予以持續關注。以伊恩·泰勒（Ian Taylor）為代表的歐美學者系統梳理了印非關系的歷史演變與現實動力，將印度在非洲的活動描述為介于中國國家主導模式與西方附帶干預性條件模式之間的中間路徑，并認為這種模式有助于非洲自主發展和外交多元化。但是，這類觀點過多強調印度在非洲的活動以私有企業為主，未充分考量印度經濟自由化改革后以大財團為代表的私營資本同政府之間的密切聯系，低估了印度政府在推動印非關系中的主觀能動性，從而弱化了中間路徑的解釋力。隨著印非關系不斷深入以及征地糾紛等爭議問題暴露，越來越多的歐美學者開始質疑“中間路徑”和“中印爭奪非洲”的觀點。卡伊羅-塞斯佩德斯（Gemma Cairó-Céspedes）和科洛姆-哈恩（Artur Colom-Jaén）以印度對塞內加爾的投資為例，認為印度政府提供的優惠貸款雖然為當地改善基礎設施與提振就業創造機會，但投資集中于初級產品，而且援助帶有明確的出口促進性質，雙方在收益上的較大差異消解了印度構建的“雙贏”敘事。菲利普·吉格（Philipp Gieg）通過對比分析中印在非洲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的互動，駁斥了中國與印度發展對非關系只為攫取資源的錯誤認知，認為印度對非關系重在構建差異化的競爭敘事，而非直接挑戰中國。米拉·文卡塔查拉姆（Meera Venkatachalam）和丹·巴尼克（Dan Banik）則指出，印度的南南合作雖然被包裝為互利共贏、非剝削的伙伴關系，但本質上仍是新自由主義秩序下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再生產。

在印度學界，以魯吉塔·貝里（Ruchita Beri）為代表的學者長期關注冷戰后印度對非政策調整與轉型，認為印度發展對非關系的動因已從冷戰時期的反殖民斗爭轉變為加強經濟合作、團結印度僑民、打擊恐怖主義、執行維和任務、開展國防援助等五大目標。隨著莫迪執政后印度在非洲利益不斷拓展，一批出身印度外事服務系統（IFS）的戰略學者開始系統性地為印度對非整體外交建構話語體系，試圖在“中印在非洲競爭”的話語中探索印度的比較優勢。曾任印度駐南非高級專員的拉吉夫·巴蒂亞（Rajiv Bhatia）在2022年出版的專著《印度非洲關系：變化的視野》中，全面回顧了印非從共同開展反殖斗爭到構建多維現代伙伴關系的歷史。巴蒂亞將中印在非洲的影響力競爭比作馬拉松，認為印度憑借共同歷史、相近文化和軟件技術上的相對優勢，能夠保持對非洲的長期影響力。曾任印度外交部非洲司聯合秘書、駐埃塞俄比亞大使兼駐非洲聯盟代表的古爾吉特·辛格（Gurjit Singh）在同年出版的《哈蘭比因素：印度—非洲經濟與發展伙伴關系》一書中，重點評估了印非經濟和發展伙伴關系。與巴蒂亞類似，古爾吉特·辛格也將中國在非洲的活動定位為“一種依賴大量資金投入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工程建設模式”，而印度則更多地被視為“一種軟實力模式”。巴蒂亞與辛格的觀點在印度戰略界頗具代表性，即認為印度在歷史心理、文化等所謂軟實力因素上相比中國更具優勢，但這一論斷仍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對中國在非洲缺乏軟實力這一刻板印象的影響，即認為具有移民歷史紐帶的印度人比中國人能更好地融入非洲社會。

非洲學者強調以非洲本土視角看待印非關系，對“中間路徑”論持保留態度，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印度“軟實力優勢”論。埃塞俄比亞學者范圖·切魯（Fantu Cheru）和尼日利亞學者西里爾·奧比（Cyril Obi）較早對中印兩國在非洲的競合關系展開系統對比，指出中印在非洲雖呈競爭態勢，但雙方投入規模的巨大差距使競爭形式大于實質，從中長期看印度或憑借制度與軟實力優勢對中國形成更有針對性的競爭。南非國際事務研究所（SAIIA）首席執行官伊麗莎白·西迪羅普洛斯（Elizabeth Sidiropoulos）等人指出，莫迪上臺后將經濟外交與南南合作話語并置，視非洲為獲取能源、礦產與市場份額的關鍵地緣經濟空間，印非峰會則成為整合援外、信貸、僑民與私營部門資源的制度平臺。印度對非援助正由需求驅動轉向商業戰略驅動，并試圖借發展伙伴關系敘事對沖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然而，印度承諾與實際交付差距明顯、對非產能合作深度不足，而且非洲國家內部對印度的“互惠”條款存在分歧，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地緣經濟構想的落地。

中國研究者多從地緣戰略層面或農業、能源等特定領域合作層面論述印非關系，分析莫迪執政后印度加強對非外交的戰略動因，重點關注印度對非戰略對中國的影響與啟示。徐國慶分析了莫迪政府在“印太戰略”框架下的對非政策，認為印非關系的發展彰顯印度在印太地區地緣與領域方面的獨特優勢，有利于提高印度在美日印澳四方機制涉非議題上的發言權。楊思靈分析了印度“中間路徑”的外交敘事如何服務其對非戰略目標，認為印度對非影響力的擴大雖難免沖擊中非關系，但其話語敘事可為中非關系發展提供啟示。葉海林、姜莉比較了中國和印度對非戰略發展前景，認為兩國戰略存在結構性差異，既未能開展互利共贏合作，也沒有聯合非洲協調立場以形成應對西方的統一陣線，印度在非洲經濟戰略甚至含有排斥和取代中國的意圖，導致中印合作潛力難以發揮。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從地緣戰略視角對印度調整對非政策的動因以及“中印在非洲的競爭”進行相對深入的分析，形成“中間路徑”論、“軟實力優勢”論等觀點，但鮮有以理論視角對印度對非政策的動因進行結構化的系統分析。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結合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分析在全球南方語境下，非洲如何成為印度平衡體系壓力與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重點對象。本文認為，莫迪政府對非外交戰略并非僅僅是對國際體系中權力結構變化的被動反應，而是國際結構性壓力與印度國內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變量共同作用下的主動構建。非洲在莫迪政府外交中被定位為一個“三位一體”的復雜空間：它既是印度制衡中國、追求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戰略競技場，也是滿足印度國內經濟發展需求、實現“發展外交”的重要伙伴，還是印度塑造其全球南方領導者形象的話語試驗田。

一、理論基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

分析邏輯

新古典現實主義于20世紀90年代在現實主義陣營中發展起來，首次出現于吉登·羅斯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的書評《新古典現實主義和外交政策理論》。該文系統闡述了體系壓力、機遇—單元內部傳導—對外政策的分析路徑，在肯定體系結構從根本上約束國家對外政策的同時，強調國內層次因素作為必不可少的中介變量，體系結構因素需經國內因素過濾后方能塑造最終的外交政策。在理論發展過程中，新古典現實主義逐漸從解釋結構現實主義視角下的異常現象，發展為構建獨立的外交政策理論，并將解釋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國際后果和結構變遷。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發展歷經三個階段，其理論內涵不斷深化。第一類新古典現實主義聚焦于修正結構現實主義的異常案例，認為國際體系傳遞的威脅或機遇信號往往模糊不清，決策者的認知偏差、國家資源提取能力的差異，會導致相同體系壓力下的政策分化。例如冷戰時期美蘇兩極格局對中小國家的約束顯著，但不同國家對陣營選擇的回應差異，需通過國內政治結構予以解釋。第二類新古典現實主義則試圖構建獨立的外交政策理論，強調在體系壓力提供戰略可能性范圍的前提下，領導人認知、戰略文化、國內制度等變量決定了政策的具體形態。當體系信號清晰時，國內變量的影響相對有限；而當信號模糊時，國內變量的作用更為突出。第一類和第二類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均試圖打開國家這一黑箱，在肯定結構作為根本制約因素的前提下引入國內因素，強調外交政策并非體系刺激的直接后果。但是，這兩類理論依然將因變量局限在國家的政策選擇，未能充分關照到政策選擇亦會反作用于國際體系。第三類新古典現實主義則進一步將理論解釋范圍擴展至國際結果與體系變遷，提出“體系結構—結構性調節因素—國內變量—政策實踐—體系反饋”的完整鏈條。諾林·里普斯曼等學者明確將體系變量細化為“相對實力分布”與“戰略環境清晰度”，將國內中介變量歸納為領導人的意象、戰略文化、國家—社會關系、國內制度四類，從而形成可操作的分析模型。

新古典現實主義既繼承了現實主義對國際體系無政府性與權力競爭的核心認知，又吸收了自由主義對國內層次因素的關注，為解釋國家外交政策的復雜性提供了更有力的工具。對于分析全球南方視域下莫迪政府的對非政策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適用性體現在以下兩點。首先，它為解析莫迪政府對非戰略提供了觀察國際環境與國內政治互動的視角。該視角既關注國際體系內中美博弈加劇、全球南方崛起等結構性壓力，又重視印度國內的政治生態與國家利益需求，避免從地緣戰略的單一視角看待印度與非洲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其次，它強調國內中介變量的“過濾”機制，為理解印度對非外交的獨特性提供理論依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莫迪執政時期印度對非外交路徑的調整，以結構化框架呈現莫迪執政后國內日趨高漲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對非外交政策之間的聯系。正如拉吉夫·巴蒂亞把中印在非洲的競爭比作“馬拉松”所隱含的邏輯：中印在非洲的互動固然重要，但印度的歷史文化優勢或許才是維持長期競爭力的關鍵，這一觀點本身同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邏輯不謀而合。

本文基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分別選取體系層次和國內層次的自變量，共同解釋莫迪執政時期調整全球南方框架下對非政策定位的動因，具體分析框架如下圖所示：

圖源：“中國非洲學刊”微信公眾號

（一）

體系變量

國際體系作為國家外交政策的外部環境，其結構特征與權力分布構成制約國家行為的根本性約束。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體系壓力并非直接決定外交政策，而是通過向國家傳遞“威脅”或“機遇”的信號，塑造政策選擇的可能性空間。對莫迪政府而言，國際體系的多重結構性變化共同構成其調整對非戰略的外部誘因，這些變化既包括全球格局的權力分布，也涉及地區層面的結構性刺激。

首先，多極化趨勢與全球南方話語權的上升，成為這一時期最為顯著的體系特征。冷戰結束后形成的“一超多強”格局發生變化，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版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南方國家的GDP（按購買力計算）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超越，金磚五國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在2020年超過以七國集團為代表的傳統西方工業強國。“全球南方”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集體身份，逐漸成為推動全球治理改革的關鍵力量。與此同時，美國對外戰略調整及其主導全球能力相對下降，加速了世界多極化趨勢。2017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強調單邊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減少對傳統多邊機構和國際協議的依賴，削弱了美國作為全球主導力量的相對影響力，將國際秩序推往更加復雜、多極互動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方向。這一變化促使其他國家和地區力量尋求擴大自身國際話語權與影響力，填補美國戰略收縮帶來的權力真空。印度作為全球南方國家中人口數量最多、經濟規模僅次于中國的重要力量，在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過程中作出重要貢獻，被視為未來國際體系中的一極。而非洲作為全球南方的核心板塊，擁有54個聯合國成員國，在多邊機制中的投票權與話語權持續提升。通過聯合非洲國家，印度可借助“全球南方”的集體力量提升自身在國際治理中的權重，擴大其在印度洋沿岸地區的地緣影響力。

其次，美國在印太戰略下對華地緣競爭加劇，構成促進印度深化對非外交的體系壓力。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明確定位為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并正式將“印太”作為戰略概念納入戰略規劃。報告強調，中國試圖替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推廣國家驅動的經濟模式，并按對其有利的方式重塑地區秩序。而印度作為遏制中國在印太地區擴展影響力的重要力量，能夠在南亞及印度洋地區發揮區域支柱作用，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為此，美國不斷擴大與印度的防務與安全合作，深化軍事交流和技術轉讓，推動雙方形成穩定的安全合作框架。2020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防授權法》，進一步提出加強美印在西印度洋地區的防務合作，要求美國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及非洲司令部與印度在西印度洋地區進行最大限度的防務合作，增加軍事交流。美國將印度視為反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影響力擴大的平衡力量，支持印度擴大與非洲國家的經濟與安全合作，使印度在介入非洲事務過程中獲得更多外部支持。

最后，中國不斷深化與非洲關系，被印度視為清晰的威脅信號。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指出，體系信號的清晰度越高，國家往往會做出更為明確和果斷的政策回應。“一帶一路”建設加速了中國對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涵蓋交通網絡、能源設施、港口、通信等多個領域。在經貿領域，中國連續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2024年中非貿易額達到2956億美元，連續第4年創歷史新高。此外，中國還通過提供獎學金、文化交流項目和醫務援助等人文合作手段，增進與非洲民眾和政府的關系，構建全方位的跨領域合作網絡。中國對非洲影響力大幅提升，被印度視為對其在非洲市場份額和資源獲取權益的重大挑戰。與此同時，中國派遣海軍編隊在亞丁灣開展護航行動、在吉布提建立海外保障基地等安全措施，也被印度戰略界解讀為對印度海上通道和能源供應線的潛在挑戰。綜上所述，中非關系深化對印度形成清晰且具體的威脅信號，印度將中國視為對其在非洲政治、經濟、安全等多個領域利益的系統性挑戰。為應對中國壓力，莫迪政府不斷強化對非洲的外交和安全投入，積極參與非洲多邊機制，力圖在對非競爭中穩固并擴大自身戰略影響力。

（二）

中介變量

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國際體系壓力需經國內層面中介變量的過濾才能轉化為具體政策。這些國內變量包括領導人的意象、戰略文化、國家—社會關系、國內制度，它們共同構成體系信號的解讀框架與執行載體。

領導人的意象是政策形成的核心過濾機制。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領導人的個人特質與認知模式直接影響其對體系信號的解讀。莫迪自幼加入印度教民族主義核心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RSS），在漫長的從政生涯中逐漸把確立印度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主導地位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同印度大國崛起的戰略目標相結合。這種認知模式投射到對非政策實踐中，表現為莫迪政府善于利用右翼宗教組織加強與非洲印僑的聯系，在對非公共外交中側重印度教文化元素，注重打造不同于傳統大國崛起的“文明國家”敘事。與此同時，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復興敘事也使莫迪政府在參與全球治理、對非提供公共產品上更為積極主動，以此彰顯印度的“世界導師”形象。

戰略文化作為長期形成的認知模式，為政策提供了隱性框架。承襲自英國殖民者的現實主義風格構成印度戰略文化底色，使其在獨立后大多數歷史階段都以務實態度處理對外政策。從冷戰時期積極支持非洲大陸的反殖民斗爭，到后冷戰時代圍繞現實經濟與安全利益的合作，再到莫迪時期對全球南方領導權的追求，印度始終以自身利益為核心調整對非定位。在對非話語敘事上，印度也會根據其與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親疏，在冷戰時期的民族解放和反帝反殖與冷戰后的“民主能力建設伙伴”之間靈活轉換。與此同時，英國殖民時期英屬印度和英國在非洲殖民地之間的密切聯系，不僅在客觀上拓展了印度的海洋利益空間，更在歷史記憶和戰略認知上加強了非洲在印度“擴展鄰國”利益范圍中的權重。這種深受殖民遺產影響的戰略文化，無疑放大了印度對中國在非洲活動之威脅的信號解讀。

國家—社會關系指國家核心治理機制與各類經濟、社會集團之間的互動關系，直接影響國家的對外決策和政策執行。莫迪執政時期，印度政府與大型財團的關系日益緊密。莫迪政府推行一系列旨在支持大型私營企業的經濟政策，使得包括阿達尼集團和信實工業在內的少數大型財團迅速發展。大型財團則利用政治獻金和媒體影響力服務莫迪政府利益，以此換取政治上的保障與庇護。這一時期的政商關系深刻影響了印度對非洲的利益認知和政策路徑，大型財團成為印非關系的重要利益攸關方。非洲既能為印度企業提供原材料和能源，也是印度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莫迪政府通過舉辦各類峰會和論壇，鼓勵和支持印度企業在非洲投資，為大型財團創造了新的增長點。此外，活躍于非洲商界的印度移民在客觀上能為印度企業提供市場信息、政策便利和社會支持。莫迪政府通過將印度僑民整合進印度的對非戰略設計，進一步深化了印度在非洲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力。國家—社會關系的特殊性，使本國大型財團和在非印裔成為印度全球南方對非戰略實施的重要支撐，同時強化了印度對非外交“中間路徑”和“軟實力優勢”的敘事。

國內制度涉及國家結構和國內政治制度，對國家應對體系壓力的能力產生重要影響。印度外交在傳統上由中央政府制定實施，與國內議會政治的聯系并不明顯，僅在涉及印度與周邊國家關系上存在特例。盡管如此，聯盟政治時期較低的政治穩定性迫使政府將大量精力和資源投入國內政治中，稀釋了政府對外戰略的一致性。然而，莫迪領導的印人黨在2014年和2019年兩次大選中穩獲過半議席，又在2024年大選中通過與盟友聯合繼續執政，在全國政治中保持相對長期的優勢地位。作為印度歷史上少有的連續執政超過十年的總理，莫迪在印人黨內的權威使其能夠推動長期戰略的實施，而不必受制于議會政治的短期博弈。相比于聯盟政治時期的政府，莫迪的頂層設計能力使印度在對非戰略上能夠快速響應體系壓力，形成一定的政策連貫性。

（三）

分析框架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構建了“國際體系壓力—國內中介變量—對非戰略”傳導模型。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化作為外部環境，構成制約和引導印度對非外交政策調整的根本性前提；而國內中介變量則作為體系信號的解讀框架和執行載體，決定政策的具體形式和路徑。體系壓力與國內變量的互動，共同塑造了非洲在印度全球南方政策中的“三位一體”戰略定位。

全球多極化趨勢與全球南方話語權的上升、美國以“印太戰略”為背景對華地緣競爭的加劇，以及中非合作關系的深化，構成影響印度對非戰略調整的三重外部壓力。這些體系信號帶有“機遇”與“威脅”的雙重性質，其強度和清晰度直接影響印度策略的取向：多極化和全球南方崛起為印度提供了領導權的戰略機遇；美國“印太戰略”所釋放的地緣政治空間為印度提供了擴展影響力的舞臺；而中國在非洲的深度合作則形成迫切的制衡需求。

在國內中介變量層面，領導人的認知結構成為政策形成的核心過濾機制。莫迪領導下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大國崛起戰略相結合，促使印度將外部體系的“機遇”轉化為謀求全球南方領導權的積極訴求，同時將“威脅”明確指向中國，采取有針對性的制衡行動。國家能力與經濟利益訴求構筑了對非政策的物質基礎，聚焦于關鍵資源的獲取和市場拓展，推動印度在非洲的投資與貿易。繼承自殖民歷史的現實主義戰略文化塑造了務實而分層次的政策實施模式，具體體現為對不同國家和地區采取差異化競爭策略及柔性軟實力輸出。活躍的印度僑民網絡則為政策的社會動員和落地執行提供堅實支撐，強化了印度在非洲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經過國內變量的篩選和重構，國際體系壓力最終轉化為印度對非的具體戰略定位：非洲既是滿足地緣安全與中印競爭需求的地緣競技場，也是實現資源供給和市場拓展的經濟伙伴，還是彰顯印度全球南方領導身份的話語試驗田。這三個維度相輔相成，構成印度對非戰略的整體框架。地緣制衡保障經濟合作的安全環境，經濟利益反過來鞏固地緣政治地位，而意識形態敘事則為這兩者提供政治合法性和國際話語權支持。

二、政策實踐：非洲“三位一體”的

多元戰略定位

全球南方崛起、印太地緣競爭加劇和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上升等外部壓力，通過莫迪的戰略認知、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經濟發展需求等國內變量的過濾與轉化，最終將非洲塑造成兼具地緣競技場、經濟發展伙伴與話語試驗田三重屬性的戰略空間。

（一）

戰略競技場：國際壓力下的地緣政治博弈

對印度而言，中國在非洲的深度介入構成明確的體系性壓力。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構建的基礎設施網絡等合作機制，不僅重塑了非洲的地緣經濟格局，更被印度視為對其地區影響力的結構性擠壓。印度將自身定位為非洲的安全伙伴，卻把中國在非洲的安全存在描述為對區域安全秩序的沖擊。這種話語構建實質是為其地緣戰略布局賦予合法性，凸顯非洲作為中印地緣博弈競技場的戰略屬性。

在機制建設方面，莫迪政府重點強化由印度主導且排除中國的對非多邊外交框架，在深化與東非印度洋沿岸國家和海島國家傳統關系的同時，加大對西非、中非等資源富集國家的關注，構建真正意義上的整體對非外交體系。

在多邊外交上，繼2015年升級第三屆印度非洲論壇峰會規格、2018年提出印非關系十項原則后，印度又在2023年擔任二十國集團（G20）輪值主席國期間成功推動非盟成為G20正式成員。莫迪在峰會期間稱非洲為印度的優先重點，試圖在“全球南方”內部實現印度與非洲的利益捆綁。盡管原定于2019年舉辦的第四屆峰會不斷推遲，但印度自2023年起通過舉辦多屆“全球南方之聲”線上峰會，繼續保持印度與非洲國家在多邊平臺的高頻互動。

在雙邊外交上，印度不斷拓展與西非、中非等非印度洋沿岸非洲國家的關系，大力彌補長期以來使領館覆蓋不足的結構性缺陷。2018—2025年，印度在非洲新設16個大使館，將印度在非洲的大使館數量從29個增加到45個，將電子簽證設施擴展到33個非洲國家，重點填補非洲大陸腹地等印度外交空白。此外，高層訪問頻率也顯著提高。2015—2020年，印度總統、副總統和總理共對非洲進行27次正式訪問，超過曼莫漢·辛格擔任總理時（2004—2014年）的23次。訪問范圍擴展至此前較少覆蓋的西非國家，展現了印度對非整體外交布局的加速推進。

在安全合作領域，莫迪政府試圖構建集海上安全合作、聯合軍演、軍備出口、人員培訓等項目于一體的多維安全體系，為非洲國家提供中美之外的非陣營化安全伙伴選擇，將“中間路徑”的敘事擴展到安全合作中。

海上安全和聯合軍演方面，莫迪政府先后于2015年和2023年在毛里求斯分別提出“地區所有人的安全與增長”（SAGAR）和“印度洋同安共榮”（MAHASAGAR）愿景，致力于成為印度洋的“第一響應者”和“凈安全提供者”。印度重點強化與塞舌爾、毛里求斯等印度洋島國的合作，通過提供海上偵察機、啟動沿海雷達監視系統等措施，構建覆蓋關鍵海域的情報共享網絡；在馬達加斯加北部、毛里求斯、塞舌爾三地設立監聽站，將實時數據匯入位于印度古爾岡的“印度洋區域信息融合中心”（IFC-IOR），形成印度主導的西印度洋海域態勢感知網絡。與此同時，莫迪政府不斷擴大印非海軍聯合演習規模，將印度在非洲的海上安全合作伙伴由東非印度洋沿岸國家擴展至西非尼日利亞等國，將印度海軍執行聯合巡航、打擊海盜等行動的區域從印度洋沿岸擴展至西非幾內亞灣。2025年4月，印度與坦桑尼亞聯合舉辦首屆“非洲—印度關鍵海事合作”軍演，邀請科摩羅、吉布提、厄立特里亞、肯尼亞、馬達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舌爾和南非參加，全面提升印度與區域國家海軍的互操作性。

武器出口與能力輸出方面，莫迪政府在深化印非軍事人才培訓項目的同時，將非洲作為國防“印度制造”的重要市場。武器出口方面，印度著力打造適應非洲需求的軍備供應體系，通過優惠貸款向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和塞舌爾出口近海巡邏艇、直升機、裝甲車等裝備，在摩洛哥投資建設裝甲車裝配平臺，協助非洲國家建立成本相對較低的武器維護與生產平臺。人員培訓上，印度通過技術和經濟合作計劃（ITEC）持續加強對非洲安全人員的培訓，援建埃塞俄比亞國防學院、尼日利亞海軍戰爭學院、加納空軍學院與烏干達戰術兵棋中心，并周期性派遣教官赴博茨瓦納、萊索托、贊比亞等七國開展實地訓練，涵蓋反叛亂、海上執法與裝備維護保養，形成院校培訓與野外實訓相結合的培養體系。印度還在2022年防務博覽會（DefExpo2022）期間舉辦“印非防務對話”（IADD），并先后于2019年和2023年在印度浦那舉行兩屆“非洲—印度聯合野外訓練”（AFINDEX），將定期安全磋商、人員培訓與武器出口深度綁定。截至2024年，非洲占印度國防出口總額的15%。隨著印非防務合作的深化和印度國防工業能力逐步提升，印度對非武器出口額度仍有較大上升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印度將自己標榜為有別于中國和美西方的“中間路徑”，但在對非外交尤其是防務合作上積極加強與美國“印太戰略”的對接，并與法國、日本強化在印度洋的海上安全合作。通過重啟美印非洲對話、參與美國非洲司令部“彎刀快車”（Cutlass Express）多國演習、與歐盟在幾內亞灣和亞丁灣展開聯合海上軍演，莫迪政府在與美西方國家在非洲戰略與安全事務上始終保持密切溝通與合作。

（二）

發展伙伴：國內變量驅動的經濟外交

國內中介變量特別是經濟需求，構成連接國際體系壓力與對外政策制定的關鍵紐帶。印度經濟轉型的迫切需求，促使非洲成為其獲取戰略資源、擴大制造業出口市場和實現發展外交目標的關鍵平臺。這一戰略定位根植于印度國內經濟發展需求與“領導型大國”愿景的雙重驅動，其核心是通過“印度制造”與非盟《2063議程》深度對接，構建互利共贏的發展伙伴敘事。莫迪政府以資源稟賦、市場潛力和技術契合度為核心分類標準，實現了對非經濟合作的精準化布局。2015年第三屆印非峰會通過的《印非戰略合作框架》，明確雙方在貿易、基礎設施、可再生能源、農業與技能培訓等領域的優先事項，使印度得以全方位、機制化地參與并影響非洲的經濟轉型進程。

在資源保障方面，非洲被定位為印度能源轉型的重要伙伴和關鍵礦產的重要來源。長期以來，印度積極投資尼日利亞等非洲產油國的能源行業，自非洲進口原油數量大幅增長，非洲在印度原油進口中的占比一度在2017年達到16%的峰值。作為非洲第五大外資來源國，截至2024年印度對非累計投資已超過75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收購能源資產。與此同時，為支撐印度向清潔能源轉型的規劃，印度還將非洲作為本國光伏產品與行業技術標準輸出的主要市場。印度與法國于2015年氣候變化巴黎大會期間合作發起國際太陽能聯盟，為太陽能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提供高成本效益的太陽能解決方案，得到非洲國家支持。2024年12月，該組織與非洲開發銀行投資平臺“非洲50”合作設立非洲太陽能融資基金（AFS），向該基金提供2億美元用于支持非洲大陸分布式太陽能項目開發。此外，近年來印度還將非洲的關鍵礦產資源（占全球儲量30%以上）納入國家供應鏈安全體系。莫迪政府在2025年初啟動價值1630億盧比（約合19億美元）的“國家關鍵礦產任務”，其核心目標之一便是支持印度企業在非洲收購關鍵礦產資源。為保障國內先進制造業的供應鏈，印度重點加大對非洲鋰、鈷、鎳等關鍵礦產的收購力度，已經與贊比亞、津巴布韋、莫桑比克、馬拉維、科特迪瓦等國簽署關鍵礦產合作協議。

在市場開拓層面，非洲逐步轉型成為“印度制造”產品的重要消費市場。印非雙邊貿易額在2019—2020年約為560億美元，至2024—2025財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其中，2024—2025財年印度對非洲出口450億美元、進口580億美元，是僅次于歐盟和中國的非洲第三大貿易伙伴。非洲持續增長的人口對交通、醫療、清潔能源和數字服務的需求快速上升，帶動印度石油產品、藥品、整車及零部件等高附加值產品的對非出口。印度對非洲關鍵礦產、油氣與農產品的消費，以及非洲對印度工業產品和資本的需求，可使雙邊經貿投資形成利益閉環，降低雙方對第三方市場的外部依賴。截至2024年8月，印度已經向43個非洲國家的206個基礎設施項目投資123.7億美元。通過不斷擴大對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強化雙邊發展利益捆綁，非洲在印度對外經濟活動中的定位已從傳統意義上的原料來源地變為“印度制造”實現規模發展、延伸產業鏈條、分散市場風險的關鍵伙伴。

在數字經濟領域，莫迪政府將“數字印度”戰略延伸至非洲，形成以數字公共基礎設施（DPI）輸出為主的新型數字經濟合作范式，旨在實現印度數字標準的輸出和電子支付系統的深度對接。印度基于本國數字身份識別系統（Aadhaar）和統一支付接口（UPI）等相關技術與運營模式構建了“印度堆棧”（India Stack），為肯尼亞、加納、安哥拉等國建設數字支付與電子政務平臺。與此同時，莫迪政府還積極對接非洲各項數字經濟倡議，在2023年向非洲開發銀行管理的非洲數字金融包容性基金（ADFI）提供200萬美元，用于提升非洲大陸的數字金融包容性。此外，莫迪政府還在2019年專門發起印度電子教育（e-VidyaBharti）和印度電子醫療項目（e-ArogyaBharti），將遠程學歷教育與醫療合作拓展至東非、西非多國，將印非之間業已成熟的人員培訓和醫療合作機制推上新臺階，并運用自身在軟件技術與成本上的相對優勢服務于軟實力外交。

（三）

話語試驗田：塑造全球南方領導者形象

在莫迪政府對非戰略中，非洲不僅被視為地緣政治的競技場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伙伴，更是印度塑造其全球南方領導者身份的話語試驗田。通過對反殖民、民族解放等既有軟實力敘事進行印度教民族主義重構，以及對“第三條道路”進行差異化價值觀定位，莫迪政府試圖突破傳統的援助國形象，將印度塑造為具有文明引領意義的“世界導師”。這一政策路徑與印度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形成了交互影響。非洲對印度全球南方領導者地位的支持被視為國內“文明復興”的國際印證，激發國內民眾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和對莫迪的政治支持。反之，國民志愿服務團等印度教民族主義團體的發展壯大有助于激活以印度教徒海外社區為主體的僑民動員網絡，并為印度對非外交的“第三條道路”敘事賦予價值內核。

在文明敘事上，莫迪政府致力于將印度教民族主義價值觀雜糅到印非共同歷史和民主價值觀的對非話語中，消解傳統的亞非團結和反帝反殖話語。一方面，印度通過強調自身作為“民主之母”的定位，試圖將其代議制民主塑造為一種可與非洲分享的治理范式。2025年7月莫迪在加納議會發表講話時，引用印度教經典《梨俱吠陀》證明“民主是印度基本價值觀”，并將印非共享的“民主價值觀”視為印度移民融入加納社會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莫迪將圣雄甘地在南非的經歷及“非暴力”思想塑造為印非共享的精神紐帶，打造“去國大黨”“去尼赫魯”的印非共同歷史敘事，以此服務于國內選舉政治需求。2016年莫迪在訪問南非時專程體驗“甘地在南非的火車之旅”，借宣傳甘地通過非暴力抗議抵制種族隔離的歷史經歷強調印非歷史與人文交往，動員在非印度僑民為雙邊關系發展做出更大貢獻。但事實上，甘地在南非時不僅未參與任何反殖民、反種族主義的活動，甚至公開反對將印度人和南非本土黑人歸為一類。與此同時，莫迪政府刻意淡化國大黨政府和尼赫魯—甘地家族成員在冷戰時期對印非關系的重要歷史貢獻，在對非宣傳敘事中更多強調“文明聯結”和印度僑民的貢獻。在2015年印度非洲論壇峰會期間，時任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和津巴布韋總統羅伯特·穆加貝曾在講話中專門感謝尼赫魯與英迪拉·甘地對亞非團結事業和非洲大陸反殖民運動的支持，卻并未獲得莫迪回應。

在發展援助上，印度著力強調自身“第三條道路”的價值觀敘事，以區別于西方附帶政治條件的援助模式與中國的大規模基建投資。莫迪在2018年提出的印度對非關系十原則中標榜其合作倡議以非洲的優先事項為導向，重在釋放非洲潛力、創造本地機會，并且不附加政治條件。此外，莫迪政府將印度經濟自由化改革形成的“孟買共識”作為對非援助話語的模板，突出私營企業與低成本創新對于后發國家可持續增長的促進作用，以數字技術、技術培訓等“輕資產”塑造同“中國模式”相區別的差異化敘事。印度將成本相對較低的本國數字治理經驗輸出至非洲，并將大量小型項目與人員培訓描述為適于非洲發展的“小而美”模式。截至2021年，印度通過無償援助的方式在非洲設立8所職業培訓中心、7所信息技術中心和1所農村發展地理信息應用中心，并在技術和經濟合作計劃下持續為非洲的經濟民生、政府治理、國防安全等各領域提供人員培訓機會。

在多邊外交與全球治理上，印度通過積極擴大對非公共產品輸出，爭取非洲與印度在國際事務上的立場綁定，進一步將“世界導師”形象轉化為實質性影響力。在公共產品輸出上，莫迪政府將自身標榜為對全球南方國家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的“第一響應者”，大幅提升對非援助和公共產品輸出。印度積極協助非洲國家應對地震、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災害，發起對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等印度洋沿岸國家的人道主義救災行動，向萊索托、贊比亞、馬拉維、津巴布韋等國提供糧食援助，不斷拓展受援國范圍，提升援助時效。新冠疫情期間，印度向25個非洲國家提供價值超過500萬美元的醫療援助，并向42個非洲國家提供3965萬劑印度制造的新冠疫苗，在協助非洲國家應對疫情的同時，提升印度制藥在非洲的影響力。截至2025年8月，印度已向非洲各種項目提供123.7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在43個國家完成206個援助項目，幫助非洲國家發展制糖、紡織等工業領域，以及科技園區和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在增加對非援助投入的同時，印度在多邊領域爭當非洲事務“話事人”，強化自身作為全球南方代言人的角色。2023年擔任G20輪值主席國期間，印度成功推動非洲聯盟成為正式成員，并在同一年內兩次主辦“全球南方之聲峰會”，將提振印非關系置于印度全球南方戰略的核心位置，同時將非洲國家對印度主場外交和多邊倡議的支持，視為其“文明復興”的重要外部印證。與此同時，印度頻繁在各類多邊場合支持非盟“埃祖爾韋尼共識”等改革聯合國安理會的提議，借全球南方對“平等代表性”的訴求，服務自身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的核心目標。

三、結語

本文基于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系統剖析了莫迪政府對非洲戰略的形成邏輯，揭示非洲在印度外交中的三重戰略定位，即地緣博弈競技場、經濟發展伙伴和全球南方話語試驗田。印度通過主導對非多邊機制、深化安全合作鞏固其地緣政治利益，借助經濟外交推動印度制造與非洲發展需求對接，并依托印度教民族主義話語重塑和公共產品輸出塑造全球南方領導者形象。從理論和政策分析的視角看，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框架能夠將印度國內政治經濟環境和國際體系變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深入揭示對非外交實踐與印度國內政治經濟之間的交互作用，為研究印非關系提供結構性的分析路徑。不過，非洲國家眾多、國情各異，不同非洲國家對發展對印關系的訴求存在較大差異，現有研究框架僅能從印度對非整體戰略入手，難以將非洲內部的差異性納入考量，有待后續研究細化完善。

從全球南方的視角看，印度對非戰略對全球南方格局產生雙重影響。一方面，印度推動非盟加入二十國集團、擴大對非公共產品輸出等舉措，客觀上提升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促進了國際秩序多極化進程。另一方面，印度將非洲作為對華地緣競爭的競技場，可能加劇全球南方內部分化，削弱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金融治理等一系列全球治理議題上的集體行動能力。特別是印度在對非外交中對沖中國的行為，雖在短期內凸顯了自身影響力，但從長遠看無疑將損害南方國家的團結協作。

不過，印度對非洲戰略定位的實踐和話語建構仍面臨多重結構性挑戰。盡管莫迪政府完成了對非戰略的系統化構建，但在具體實施層面存在顯著的認知偏差與執行瓶頸。首先，政策執行層面存在系統性障礙。印度在非洲推進的雙多邊倡議常受制于外交資源配置不足、項目資金到位延遲、本土化融合程度有限等現實約束。與中國在非項目的實施效率和資源投入規模相比，印度在基礎設施聯通、產能合作等關鍵領域仍存在明顯差距。其次，非洲戰略自主性提升給印非關系帶來了新的挑戰。隨著非洲聯盟《2063年議程》等區域自主規劃持續推進，非洲國家對合作伙伴多元化的需求日益提升。莫迪及其前任構建的“第三條道路”并未脫離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競爭。印度在應對其他援助國的競爭同時，仍需在本國發展利益和非洲國家自主、多元的訴求之間實現平衡。最后，“世界導師”的身份定位與印度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之間存在張力。印度在基礎設施、公共衛生等國內治理上的不足，削弱了其作為發展典范的可信度。這種理想化敘事與本土治理能力之間的不對稱，可能影響非洲國家對其領導力的認同。更重要的是，伴隨印度教民族主義而生的“文明優越感”和排外情緒，亦將削弱印度在非洲的軟實力。

為持續擴大對非影響力，印度仍需提高戰略敘事與資源投入的匹配度，提升項目執行的制度化能力，以及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多方合作模式，尤其是在對華態度上超越單純的排他性競爭思維。中印在非洲形成優勢互補，將有利于維護全球南方格局的穩定。反之，若繼續強化戰略對沖，則可能使非洲繼續陷入大國競爭漩渦，最終損害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

作者簡介：

張書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傲丹，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中國非洲學刊”微信公眾號2025年12月9日文章，原標題為《張書劍 陳傲丹：從大國競爭到全球南方：印度莫迪政府對非戰略研究——基于新古典現實主義視角》，原文刊發于《中國非洲學刊》2025年第4期。

編輯：曹寅聰

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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