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APEC機遇｜獨思錄 x 鄭永年

Facts

Insight

Impact

獨思錄

Thinking

Alone

Thinking

Alone

12.12.2025

第47錄

總第90錄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深圳的APEC機遇》

向APEC其他經濟體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型開放經驗。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47錄 編者按

當APEC進入“深圳時間”，世界目光再次投向這座“奇跡之城”。逆全球化暗流涌動之際，中國以主場外交亮出高水平開放新藍圖，深圳能否借這場國際盛會，既完成自身的“國際化躍遷”，也為亞太乃至全球提供一份“可復制的中國經驗”？這不僅是一座城市的考題，更是中國式現代化面對世界之問的深度回應。

本文指出，APEC對深圳而言兼具“收獲的機遇”與“貢獻的機遇”。將包容性多邊主義、規則規制與標準的制度型開放、自主單邊開放三個維度貫通起來，系統剖析深圳如何借助APEC實現從“物的國際化”邁向“人的國際化”。通過對標CPTPP、DEPA等高規格規則，為亞太發展注入“中國動能”。

在全球秩序深度重塑的關口，深圳能否抓住APEC這一“窗口期”，更有自信地把“梯子”伸向更多發展中經濟體？當深圳站在APEC的聚光燈下，它傳遞的不僅是開放的故事，更是一種“發展而不獨占、進步而愿共享”的文明姿態。中國又如何借深圳之窗，向世界展示一種不同于西方排他性模式的開放范式？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共同期待與思索。

本期獨思錄內容由2025年12月9日深圳學術年會上的演講發言整理而成。

明年是深圳的APEC年。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APEC是深圳和國家的機遇。機遇是兩方面的，一是收獲的機遇，二是貢獻的機遇。收獲的機遇意味著通過APEC來賦能深圳，通過踐行國家高水平開放政策來實實在在地提升自己，為深圳的下一步發展提供體制機制上的支撐。貢獻的機遇意味著可以把深圳豐富的開放經驗（也是國家的開放經驗）提煉提升，賦能APEC，為APEC的下一步發展提供新方向和新動能。收獲的機遇是APEC對深圳的賦能，貢獻的機遇是深圳對APEC的賦能。

01“十五五”高水平開放

的三個層面

今天，國家即將進入“十五五”發展新周期。高水平開放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先決條件，也是“十五五”的一項核心內容。高水平開放主要表現在三個領域或者三個相關的層面。

第一，包容性多邊主義。多邊主義是APEC的核心精神。很多年來，我們國家持續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真正的多邊主義”。這種多邊主義是開放包容的，針對的是所有成員國所面臨的問題，并非針對任何其他國家。這和那種我們所說的“團團伙伙”式的多邊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為“團團伙伙”式的多邊主義是專門針對第三國的，是制造“敵人”的。

第二，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制度性開放。經濟全球化需要各國都認可和接受的規則規制標準。在這方面，中國一方面繼續通過接軌國際先進規則規制標準，另一方面也已經從過去單純的規則接受者提升成為新規則制訂者。

第三，自主的單邊開放。今天，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因為面臨種種經濟困難，一些國家開始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導致出現世界范圍內的逆全球化。如果這個趨勢不能逆轉，世界經濟形勢會更加惡化。我們國家是在上一波全球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我們深信全球化有利于各個國家的經濟成長，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良好運轉。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開放本身就是為國際社會提供最好的國際公共品。在“十五五”期間，中國不但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變得封閉，恰恰相反，中國會加快推進自主的單邊開放。

對深圳而言，無論是APEC對深圳的賦能還是深圳對APEC的賦能，都可以從這三個層面的開放來討論。

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會在深圳舉行，這是中國擔任2026年APEC東道主主辦的首場活動，圖為參會嘉賓研討區域重要議題（圖源：大公文匯）

02深圳要承擔“挑大梁”責任

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到超大世界級都市的發展過程本身就是我們國家全球化的過程。沒有全球化，就很難理解深圳的誕生和崛起。但今天，深圳的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既來自外部環境的變化，也來自本身轉型升級的需要。

這些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已經對深圳經濟造成了最為直接的沖擊。隨著特朗普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轉型，未來地緣政治和世界經濟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在內部，深圳肩負著“三區”建設的責任，即經濟特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區和粵港澳大灣區。作為經濟大市，深圳也肩負著“挑大梁”的責任。要履行這些責任，深圳不能有半點松懈，唯有加快發展，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

今年11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指出，廣東作為經濟大省和發達地區，在編制“十五五”規劃時要高站位、大格局，體現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的責任擔當。廣東增創新優勢、實現新突破，必須弘揚改革開放精神、特區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深圳的責任是明確的，不可推卸的。

03如何通過APEC來賦能深圳？

如何通過APEC來賦能自己？深圳可以從三個層面的開放上大做文章。

1

包容性多邊主義

多邊主義是一種外交政策。作為外交政策，多邊主義需要國家進行頂層設計，但盡管這樣，深圳也可以提供自下而上的巨大動力。更為重要的是，多邊主義也是一種商業精神。就此而言，深圳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這里舉幾個可能和可行的領域。例如，APEC工商界會議。工商界是各國踐行開放和發展的主體，因此工商領導人會議是APEC的重要一環，需要各國工商界的大力配合。作為一個移民城市，深圳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工商組織，并且一些組織有海外的網絡。深圳完全可以把這個力量融合起來，團結各國工商界，就自身和當地國家下一步的發展達成一些共識。

再如，深圳和大灣區的企業近年來正經歷著一波出海浪潮，很多都涉及到APEC國家。中國出海的企業一方面在幫助當地國家發展經濟，同時也面臨著很大的風險，這需要和當地國家的政府和民間力量的合作。就此，深圳可以就企業在新國際環境下的全球化和各國商界進行討論和協商，形成一些共識。

又如，深圳的智庫可以和APEC國家智庫形成網絡和合作，討論各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尋找共同的解決方案。必須意識到，APEC是共識政治，也就是說，APEC的議程的形成是建立在各國共識之上的。這對我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每一個主辦方都會有自己想做的議程，但是如果不能跳出自身的利益而考量到其他國家的利益，那么這個議程很難會成功。因此，我們需要花點時間，來研究各國共同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在現實中，并不缺乏這樣的問題。例如周邊外交和邊境管理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到企業的營商環境。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進行美國的戰略調整，把重點放在國內—周邊—后院。這是必然的，因為美國的周邊和后院出現了太多的問題。同樣，中國的周邊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如賭場、毒品走私、電詐和非法移民等，并且問題在不斷惡化。其他很多APEC經濟體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因此，我國智庫能否就APEC的非傳統安全設置一個議程呢？我想，如果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大國達成共識，那么就可以吸引和引導其他成員參與。

電詐園區“KK園區”受害者從緬甸越過莫艾河前往泰國（圖源：BBC）

2

制度性開放

對深圳來說，制度性開放已經迫在眉睫。因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對世界貿易組織（WTO）不再感興趣，國際規則和規制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美國的“退出”在制造危機，但并不表明全球化會終止和國際規則會消失。恰恰相反，很多經濟體都在塑造沒有美國但卻是高水平的規則規制。我國已經申請加入的CPTPP和DEPA就是典型的代表。

此外，也有其他高水平的區域開放多邊體制在形成。中國本身也在不斷提高開放的水平，例如中國和東盟已經實現了自由貿易3.0版。中國要引領下一波經濟全球化，制度性開放是關鍵。作為開放城市，深圳需要踐行這些高水平的規制規制。和高水平的規制規制對接可以提升深圳產品的質量，營造深圳品牌。就最低要求而言，深圳也需要制度性開放。例如，隨著企業出海潮的到來，出海企業也把國內的“內卷”輸出到國外。“內卷”不僅損害企業自己的利益，也損害當地國家的利益；在一些國家，“內卷”的輸出已經引發了當地社會的民粹情緒，對中國的企業造成不利。這就要求中國的出海企業遵守很高的標準。日本和韓國的企業在80年代之后也曾經面臨類似的問題，但都是通過高標準的規則規制的制訂而解決了這個問題。

3

單邊開放

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只有在開放狀態下，生產要素才能得以流動。深圳是對外開放的產物，也是今天最有條件踐行單邊開放的城市經濟體。中央政府已經指明要擴大單邊開放的范圍，深圳可以先行先試，不僅可以得到“早期收獲”，而且在先行先試的基礎上把深圳的經驗輻射和擴散到全國其他地方。深圳的對外單邊開放可以在幾個層面進行。

首先是對香港和澳門的單邊開放。港澳在深圳早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現在深圳的經濟體量已經超越港澳，深圳要引領和帶動港澳的發展。香港的規則規制不僅先進而且高度國際化。我們可以通過“香港+”的方式，主動對接香港規則。

其次是主動對接CPTPP和DEPA規則。我們國家已經申請加入CPTPP和DEPA，深圳可以主動先踐行起來，為國家的最終加入創造條件。

三是對發達國家的開放。一些發達國家實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是政府，不是資本。技術總是要擴散的，資本總是要走向可以賺錢的地方。只要深圳具備足夠的單邊開放的營商環境，任何政府都難以阻擋技術和資本。

四是對不發達國家的開放。在國家層面，對最不發達國家開放是中央最為強調的，原因很簡單，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僅是內部的共同富裕，也是國家間的共同富裕。作為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的單邊開放可以為最不發達國家找到一個有效的市場，哪怕是某些領域的市場。和東盟一些國家的“早期收獲”條款就是單邊開放。同時，單邊開放也表明深圳的企業要“走出去”幫助當地的發展。深圳很多企業已經“走出去”，也在不斷加快。但正如前面所說的，“走出去”必須防止“內卷”，不要和當地國家搶“地攤生意”，而是優質產能的“走出去”，切切實實地幫助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04從“物的國際化”

走向“人的國際化”

深圳承辦APEC是我們國家國際化的標志性事件。這對深圳下一步的國際化意義重大。深圳可以借此實現從“物的國際化”到“人的國際化”的躍遷。

就物的國際化而言，深圳不僅是全國的標桿，也是全世界的標桿。從早期的“兩頭在外”加工業到現在的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深圳和世界是一體的，我們的產品走向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產品也走向深圳。但是，下一步，深圳不能停留在物的國際化層面，我們必須實現人的國際化。這不僅是深圳作為國際化城市所需，也是國家高水平開放所需。

就人的國際化而言，深圳還遠遠不夠。較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一線城市，例如美國紐約、英國倫敦、日本東京、韓國首爾，新加坡等，深圳的“欠國際化”肉眼可見。深圳擁有第四次產業革命所需要的大量的技術和產能，但如果要成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領軍城市，深圳不僅需要這些技術和產能，更需要國際化的人才。因此，深圳不僅要培養大批懂得國際事務的人才，還要為其他國家培養懂得中國的人才。深圳國際化水平的躍遷不僅需要領導層的引導，也需要廣大民眾的認知。在這方面，類似APEC這樣的國際會議，其作用怎么強調也不為過。

深圳一家機器人企業，技術人員在調試人形機器人（圖源：新華社）

05反向賦能APEC：

理解成員關切

下一個問題是：深圳如何通過APEC會議賦能APEC成員經濟體？這就要求我們深刻理解APEC成員關切的是什么，或者它們面臨的是什么。

APEC發展速度很快，而且比較順利。但很多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例如，APEC成員中既有發達經濟體，也有發展中經濟體。以前，富裕經濟體要求低關稅，而發展中經濟體為了保護市場則傾向于高關稅；但現在，即使是富裕經濟體，例如美國，也開始實行高關稅。很多年來，在削減關稅問題上內部矛盾越來越明顯。如果關稅不僅不能下降，而且提高，那么與APEC的目標背道而馳。再如，APEC已有21個正式成員，還有多個國家和地區要求加入。從客觀上分析，成員越多，越難達成共識，更難形成集體行動計劃，從而放慢自由化過程。在接收新成員問題上，關稅低的成員與關稅高的成員持不同意見。

盡管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但我認為，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所有成員所關切的問題的核心是發展，一是內部可持續的發展，二是成員之間發展的均衡性。同樣重要的是，APEC是非正式高官會議，是表達不同意見的論壇，通過表達和討論來形成共識，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正式會議更為重要和有效。盡管一些國家對WTO不感興趣，但對APEC依然有興趣。運作得好的話，APEC的一些經驗可以應用于WTO從而復興這個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

在發展方面，深圳的經驗非常值得APEC經濟體參考。有幾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

06如何講好深圳故事

第一，深圳要講好自己的故事。

深圳的經驗表明，只有開放才能獲得發展。這其實也是近代以來世界經濟的總體經驗。近代以來，盡管開放并不能夠保證一個經濟體的發展，但如果不開放，一個經濟體就沒有發展的可能性。開放是否成功取決于一個國家的開放方式。如果要成功，一個經濟體就要制訂符合自己國情的開放政策。深圳從早期“改革開放窗口”到現在的“先行示范區”的演變，從早期的“兩頭在外”到現在全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形成，從早期的“山寨版”到今天的原創，這些經驗不僅可以提升諸多發展中國家對開放政策的信心，也可以為這些國家提供方法論的指導。

第二，深圳需要總結踐行高水平開放的經驗，推動APEC成員的高水平開放。

今天，深圳正經歷著從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的深刻轉型，在諸多領域，深圳都可以率先踐行制度性開放。例如，深圳可以成為亞太數字貿易新規則的試驗田，利用APEC數字貿易倡議，探索數據跨境分類分級管理；共建亞太數字基礎設施，提升區域互聯互通水平。例如，盡管各國都在加緊發展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的風險也越來越高；深圳是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高地，并且在探索一條發展與安全的模式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深圳可以和各國分享，共同塑造人工智能規則。再如，深圳可以構建亞太經濟體綠色發展的區域合作平臺，對接APEC綠色增長議程，建設低碳技術轉讓中心；推動綠色標準互認，打造亞太綠色供應鏈樞紐。又如深圳可以利用APEC創新城市網絡，構建跨境研發合作生態；吸引APEC區域創新資源，共建開放型創新體系。諸如此類的領域既是深圳的發展重點，也是亞太經濟體的發展所需要的。類似這樣的領域有很多，都可以成為構建亞太經濟體創新共同體的關鍵節點。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深圳要代表國家向APEC經濟體展示中國式現代化為什么是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另一種選擇。

現代化的理念產生于西方文藝復興，成熟于啟蒙時代，而物質現代化的進程開始于英國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之后，現代化從西方逐步擴散到世界各地。近代以來，沒有國家不追求現代化的，但只有少數國家成功了，大多數國家并不成功，失敗的國家也不少。這是和現代化擴散模式有關。因為現代化首先發生在西方，不僅西方國家把現代化視為是西方化，后發展中國家也把現代化視為是西方化。這就產生了很多問題。

2024年，第六屆全球“經認證的經營者”（AEO）大會在深圳舉行（圖源：新華社）

就現代化擴散而言，西方現代化范式的主要特征表現為排他性。就內部發展而言，西方范式的確很成功，尤其在早期。但西方在自己成功了之后，在擴散過程中，經驗地看，西方有兩種政策選擇：第一，把自己爬上去的梯子抽掉，不讓人家也爬上去；第二，通過“幫助”他國發展來控制他國內部發展。

我把西方模式稱為“排他性模式”。西方排他性模式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1. 現代化本來就是經驗和體驗，但西方把現代化上升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化，形成各種體現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1990年代之后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就是典型的例子；

2. 現代化擴散的“條件性”（conditionality）即西方把對外的投資貿易附加上很多條件，只有接受國接受了這些附加條件，才能開啟與西方的投資貿易；

3. 西方相信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具有普世性，在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擴散到其他國家的時候，把自己的各種制度體系強加他國之上，使他國成為“西方式”或者“類西方”國家；

4. 投資貿易的“工具化”，在“幫助”他國發展的同時，在各個方面控制他國；

5. 一旦他國的現代化模式對西方模式構成挑戰的時候，西方就對此進行圍剿和圍堵，把相關企業扼殺之。

中國式現代化則不同。正如十九大所總結的，中國現代化模式表現為既獲得了發展，也保持了獨立。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在于其具有兩個本質性特征，一是在擁抱世界的同時走自己的路，二是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后，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幫助其他國家也發展起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對那些致力于謀求發展的APEC國家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可以用孟子的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來形容。“窮則獨善其身”指向內部事務，當國家窮的時候，需要反思自己為什么會窮，如何擺脫貧窮狀態。“達則兼濟天下”指向外部事務，當國家富裕起來之后，就要思考如何去幫助別的國家也得到發展。

盡管孟子的這一名言指的是個體層面，但也是可以用到國際層面。在一國內部，如果社會群體之間的貧富差異變得過大，社會過度分化，那么不僅這個社會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這個社會本身也是不可持續的。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是一樣的，當國家之間的貧富差異變得過大，國際社會就會過度分化，不僅貧窮社會很難實現發展，富裕國家的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和西方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后就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抽掉而不讓其他國家也爬上來不同，我們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后，就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不僅容許而且幫助其他國家也爬上來。

因此，近年來，針對國際事務，中國已經提出了“四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四大倡議”不僅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外部環境的總結，更是中國對構建未來全球秩序的展望。作為一個世俗文明，中國的使命是內部追求現代化，外部追求和平，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我想，這和APEC的最終目標是高度契合的。

簡單地說，APEC的深圳機遇可以概括成為兩句話。

第一，作為中國最為開放的城市，深圳要借助APEC來實現自身在下一階段開放領域的躍遷，引領中國的高水平開放。

第二，作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放表達，深圳要通過APEC傳達其開放帶來進步的核心價值，并基于自身踐行高水平開放的經驗，向APEC其他經濟體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型開放經驗。

大灣區評論 x IIA出品

《獨思錄》

第47錄（總錄第90錄）

深圳需要總結踐行高水平開放的經驗，推動APEC成員的高水平開放，還要代表國家向APEC經濟體展示中國式現代化為什么是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另一種選擇。

——鄭永年

《獨思錄》

每周五晚敬請期待

大灣區評論

事實·洞見·影響

| 原創聲明 |

本文版權歸微信訂閱號“大灣區評論”所有，未經允許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轉載、復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內容，侵權必究。公眾號授權事宜請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權事宜請聯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新傳媒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王希圣?

終審｜馮簫凝???

構建未來國際秩序的方法論。

經濟基礎決定社會秩序。

有恒產者才能有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