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國翔丨《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自序

《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自序

一部學術著作的價值，是要經過時間檢驗的。如果一部學術著作問世二十年之后，仍能被視為所在領域不可繞過的必讀之作，該書的學術價值，應當可以說通過了檢驗而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今年恰好是我的《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初版二十周年，上海三聯書店雅意新版，海內外學界的前輩同行再予背書，都是對此書的充分肯定。這當然是讓我感到欣慰的。

此書的初版，是2003年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繁體字版。當時蔡仁厚、劉述先兩位先生曾賜序鼓勵。如今二人俱已作古，令我思之不勝唏噓。好在文字可以留存于歷史，這兩位我尊敬并和我保持了長期交往的前輩撰寫的序文，已經得到了永遠的保存。二十年來，老輩凋零，不只兩位先生。每每想起自己得益于諸多前輩之處，無論是精神的感召、思想的啟迪，還是知識的累積，更不必說人生種種的支持，我的感激與思念之情，都會涌上心頭！

本書的第二版，也是簡體字的初版，2005年由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作為“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第九輯的一種出版。由于本書基于我200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在作于2004年10月的那一版的后記中，我簡要說明了博士論文誕生的經過。如果說一本博士論文意味著多年的積累，那么，當年以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為研究對象，在六個月內撰寫了四十八萬字的博士論文，還不包括兩篇附錄的文字，正是我從大學到碩士、博士這十年間不斷閱讀與思考的結果之一。大學、碩士和博士的十年，我可以說心無旁騖、全神貫注，幾乎達到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地步。

2005年簡體字版初版時，本書已經超過六百頁，成為“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有史以來最厚的一本。因此，當時的附錄只有“王龍溪先生年譜”，略去了“明刊《龍溪會語》及王龍溪文集佚文——王龍溪文集明刊本略考”。但是，“王龍溪先生年譜”固然是歷史上的首作，我對王龍溪文集明刊本的研究，尤其是在北大圖書館善本室發現《龍溪會語》，并將《龍溪會語》中沒有被后來各種版本的《王龍溪先生全集》收錄的若干文字特別輯出并專門加以考察，更是為王龍溪以及中晚明陽明學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文獻。因此，2015年簡體字初版十周年之際，本書作為“三聯——哈佛燕京”增訂版叢書之一再次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時，我便將“明刊《龍溪會語》及王龍溪文集佚文——王龍溪文集明刊本略考”作為“附錄二”收入其中。除了新寫的一篇后記，增補的部分就是這篇文字。事實上，本書2003年臺灣學生書局的繁體字初版，附錄原本就包括“王龍溪先生年譜”和“明刊《龍溪會語》及王龍溪文集佚文——王龍溪文集明刊本略考”。在這個意義上，2015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增訂本，除了陳來先生的新序、我新寫的后記以及若干修訂之外，主體部分包括正文和附錄，可以說就是2003年臺灣學生書局版的簡體字版。

當然，2005年簡體字初版十年之后，歷史進入了一個和我在1998-2001年撰寫博士論文時期頗為不同的年代。時代變遷引起的一些問題讓我引發的一些思考，在2015年北京三聯書店的增訂版后記中有所反映。對照2015年增訂版后記和2005年初版后記，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我在心境與關注上的一些變遷。如今，八年過去，心境與關注自然不能沒有變化，但是，關聯于陽明學、儒家甚至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如今我所要表達的，恐怕大體仍不出我在2015年增訂版后記所寫的內容。換言之，那篇后記中我的關懷所在，如今恐怕仍然揮之未去。這是不是說明：我所關注和思考的那些問題仍然存在、未嘗消解，甚至愈演愈烈了呢？兩版后記本版均予收錄，有心的讀者閱覽，必當能于此深長思之。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最新的版本雖然做了全面的校訂，但參考文獻中現代學者相關的研究成果，以2001年為下限。這是因為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并定稿于2001年4月，之后問世的相關研究成果，包括出版的著作和發表的論文，自然不在其中。書中的個別觀察和判斷，比如一處腳注提到中文世界似乎尚未見有關于管志道的專門研究，也以我完成論文的2001年為限。后來逐漸有了關于管志道的專題研究，例如我在清華和北大指導的學生王碩，其博士論文便以管志道為題。如今的新版沒有將2001年之后有關陽明學的研究成果補充進去，只是如實反映當時寫作的情況。不過，在我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2001年之前海內外相關的各種研究成果，包括博、碩士論文，則幾乎網羅殆盡，最大限度地消化吸收到了本書之中。細心的讀者留意書中的論述、注釋以及書后所列參考文獻，當一目了然。

那么，我為什么首先要說明這一點呢？因為學界常有一種不良的現象：似乎越少參考、消化和吸收他人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越能表示自己的研究具有原創性。這當然荒唐可笑，不懂現代學術為何物。所謂“溫故而知新”，如果不知道自己研究的題目迄今為止已經取得了哪些成果，哪些問題早已被以往學者的研究解決，又如何保證自己的研究能夠推陳出新、不拾人牙慧甚至還不及以往學者早已做過的研究呢？除了個別研究成果難免會有遺漏之外，如果不知道以往的研究者在相關領域已經做過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意味著必要的知識方面的準備工作尚未做好，屬于學術訓練和學術意識不夠。至于了解以往的研究成果，甚至暗中襲取，卻佯作不知，則屬于“誠”德有愧的“心術”問題了。事實上，后一種做法不過是掩耳盜鈴。因為同樣的題目學界何人先做、何人后做？后者較之前者是“推陳出新”還是“拾人牙慧”乃至“竊取”？同行稍加留意，尤其是以當今網絡和檢索工具的便捷，焉有不知？所以，那種蓄意忽視他人既有研究成果的做法，比起缺乏專業學術訓練和學術意識所致的無知，更是一種心胸促狹、缺乏自信的表現。這樣的學術研究達不到真正的一流，是可想而知的。我在2015年版的后記中已經提到張載“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的話，有志于學術而不甘庸碌的朋友，于此當有共鳴。

還有一點我想說明的，是我對于運用原始文獻的看法。本書對于原始文獻的運用，尤其是有關陽明學的各種文集和史料，大都以未經現代標點的文本為據。有些是收錄于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之類的影印文集；有些如《龍溪會語》、《王龍溪先生全集》以及不少陽明后學的文集等，則直接以明清刊刻的線裝古籍和善本為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那時大量陽明后學的文集尚無現代標點本問世；另一方面則是我歷來認為，解讀原始文獻最好基于未加現代標點的白文本。我自己的經驗是：如果對古文的思想內容（“義理”）理解準確，解讀時一定不會斷錯句讀；但凡句讀有錯，多半是沒有讀懂所致。這一點，我想大體也是中國人文學界的共識。也正因此，我曾經任教的清華、北大和浙大，幾乎每年研究生入學考試題目中都會有古文斷句的內容。毫無疑問，這正是對學生古文理解能力的考察。而我自己至今仍不時和學生一道研讀線裝古籍，為的就是不斷培養和提高直接解讀古典的能力。在我看來，真正的專業學者必須具備這一能力。因此，對于專業的學者來說，現代的標點本實際上并不十分需要。而對于社會大眾來說，即使有了再多陽明后學文集的現代標點本，且即便將標點的錯誤降到最低，恐怕也極少有人會持續投注心力地去研讀。這或許是我個人的偏見，但至少對于通過直接研讀未加標點的古籍以提升專業的研究能力而言，恐怕不無意義。

本書問世以來，海內外同仁多有謬許。但我想說的是，就陽明學研究而言，本書以王龍溪作為透視整個陽明學的焦點的寫法，即那種將“點”（個案）與“面”（階段哲學思想史）有機結合并使二者相互支持的取徑，只適用于像王龍溪那樣的人物。因為他一方面高壽，親身參與并見證了陽明學從興起到鼎盛的完整過程；另一方面他居于陽明學各種論辯的核心，足以成為考察陽明學所涉義理各個方面與層次的焦點。其他陽明后學罕有同時具備這兩項條件者，所以其研究并不能照搬那種寫法。如果不限于陽明學的范圍，而是就更為廣泛乃至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來說，研究對象適合采取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就更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而要由研究對象自身的特點來決定了。不過，如果說本書在初版二十年后的今天仍能具有些許參考的意義，除了書中關于陽明學的若干文獻、論證、觀察和判斷之外，或許還在于書中體現的我對于學術研究的方法論自覺，包括“文獻基礎、西學素養和國際視野”這三元一組的觀念架構以及“中西雙向互詮”的基本原則。對此較為系統的自覺和反省，詳見我的《中國哲學方法論：如何治中國哲學》（上海三聯書店，2020），有心的讀者可以參看。當然，這些方法論自覺并不限于本書，而是幾乎反映在迄今為止我所有的研究工作之中。

陳來先生在本書2015年增訂版的序中曾說本書“承擔了他的世代開啟陽明后學研究并使之發展的使命”。從我完成博士論文迄今，二十余年來，在陽明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領域，無論是文獻的搜集和整理，還是研究論著的發表與出版，在數量上都呈現出極大的增長。其中的一些成果發掘和探討了以往研究薄弱甚至未嘗觸及的人物及其思想，的確可喜可賀。但另一方面，如何避免拾人牙慧，讓“后出轉精”就每一項研究而言都能不停留在“應然”的層面，依舊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我自己指導學生博士論文選題時，歷來要求他們不要重復學界既有的題目，而是盡可能去探索那些以往尚未被深究的人物及其思想世界。在我看來，學術工作是一項“共業”，好比大家共同在建造一座宮殿，只有在那些未竟之處添磚加瓦，才能算得上真正的貢獻。在已經完工的地方造作，非但并無用武之地，硬要疊床架屋的話，反而會破壞建筑的結構和美感，其弊已經不是“狗尾續貂”所能夠形容的了。如何避免這一點，需要真正以學術為志業的學界同仁們的自覺和精誠。

為了能將本書最新的版本呈現給讀者，作為初版迄今二十周年的紀念，上海三聯書店的朋友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責任編輯亞平女士尤費心力。我在清華任教時曾指導過的學生李卓，輯出了北京三聯書店版的一些引文問題；我現在浙大指導的學生蔡昊洋、陳辰參與了本書清樣的校訂，尤其是王若言，校出了一些以往未曾留意的誤植。正是她/他們的工作，使得本書有了這一最新版本；使得其中可能存在的錯誤，較之以往諸版，也減少到了最小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校訂最為精良的一個版本了。在此，我要向諸位表示衷心的感謝！

彭國翔 2023年9月29日-10月2日于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