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粉飾滿清統治，美其名曰正視歷史，歷史學者閻崇年跌落神壇

2008年的秋天，無錫新華書店出現了一些狀況。有一個青年讀者，在給剛簽完《明亡清興六十年》的七十多歲的閻崇年時，給了一個響亮的巴掌，就像炸雷一樣。之后媒體問原因，那個年輕人就說了一句“他替屠城洗地”。這句話聽起來比較偏激，但是卻戳破了長期被糖衣包裹著的歷史敘事。

閻崇年最具爭議之處，是將努爾赤說成與漢高祖一樣偉大的君主。可查看《清太祖實錄》，萬歷四十六年清河城被攻破后，“士兵都遭受屠殺，尸體堆滿溝渠”，這是明擺著的。旅美學者李亞平說得更為直接：“努爾赤就是大型軍事搶劫集團的強盜頭子”。這一反差讓人聯想到他評論薩爾滸之戰時，只夸贊努爾赤智謀好，卻對筑京觀示眾的殘忍輕輕帶過。我認為問題不在于褒貶本身，而在于治史的態度。

閻崇年秉持著自己“正說”歷史的觀點。但是《正說清朝十二帝》中對于雍正篡位疑案的解釋存在問題。他聲稱詔書“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于四子”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清代“于”字應當寫作“於”。但漢代碑刻里“于”字早就普及了，他的這個辯解暴露出常識方面的漏洞。之后他被編造的“文字獄維護穩定”的語錄在全網遭到責罵，雖然說有被冤枉的情況，可是要是平常論述的時候傾向性不明顯，怎么會那么容易被戴上帽子？另外他對民族政策的解讀也很奇怪。把剃發令說成是“促進融合”，把圈地運動美化成“開拓進取”，這套邏輯放到現在來看就好像是給殖民暴力穿上了西裝。記得有一次電視講座，他把康熙閉關鎖國稱作“保持文化純粹性”，當時就有觀眾冷笑說：“鄭和下西洋的時候怎么不怕文化污染？”這種雙重標準，如同他批評萬歷皇帝二十年不上朝，卻對乾隆六下江南的鋪張浪費只字不提一樣——批判的尺子，在需要的時候就變彎曲了。

那再接著來說，閻崇年的某些觀點被人進行斷章取義了。他自己有沒有澄清過？他沒有肯定文字獄，還說過“文字獄陷害知識分子”。那為什么公眾會有那樣的刻板印象？或許是因為他老是用“歷史局限性”來淡化暴行吧。

如同提到揚州十日時，他先是分析軍事上有沒有必要那樣去做，最后才不怎么情愿地補上一句“當然死傷的人值得同情”。這主次弄顛倒，學者李亞平忍不住質問：“我們研究歷史，難道還要跪在帝王面前？”實際上歷史普及向來就在刀尖上跳舞。閻崇年引用他老師白壽彝的話，稱學術研究和大眾普及都很重要。可他沒接著說：普及并非是去討好觀眾，更不是把復雜的史料弄成雞湯。當《百家講壇》把學者包裝成明星，當收視率成為評判標準，某些底線被偷偷換成像橡皮筋似的能夠伸縮。

或許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待，閻崇年現象實際上是兩種歷史觀在相互碰撞。一種觀點認為王朝的更替是一種自然的過程，獲勝者的功過可以按照三七開的比例來評判；另一種觀點則堅定地用文明倫理的標準來衡量，覺得殘暴的統治是沒有辦法被粉飾的。他在新加坡進行演講的時候運用吳起吮疽的例子來闡述企業管理方面的內容，但是卻沒有面對關鍵的問題——依靠暴力建立起來的制度，真的能夠培養出仁愛之心？公眾的反應是很有意思的。有一些人因為他夸贊清朝而去砸書，也有一些人維護說“學術自由”。那當年明月寫作《明朝很多事兒》的時候調侃朱元璋的外貌丑陋，怎么就沒有人去動手？區別或許在于：戲說的內容明確不是正史，可是“正說”如果存在偏差，就會變成借助權威的名義散布迷惑人的言論。這么思考一下，那記耳光打醒的不僅僅是閻崇年。

它就好像是一面鏡子，我們需要思考應該如何去對待歷史。是將歷史看作任人裝扮的小姑娘，還是把它當作有脊梁的警示碑？答案也許就在揚州梅花嶺的衣冠冢中。史可法殉城三百年之后，當地的百姓還在暗地里焚香祭拜。民心這桿秤比學術論文要精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