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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自己拖著輪椅爬樓梯上課。“——哈佛法學院殘疾權益專家邁克爾·阿什利·斯坦回憶起1980年代的求學經歷。
如今,在斯坦福大學,近四成本科生注冊為殘疾學生;在許多美國名校,超過20%的學生享受著考試延時、特殊考場等“便利”。
這究竟是殘疾權益保障的進步,還是精英階層對制度的又一次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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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便利措施,旨在消除物理障礙,實現真正的“平等準入”——例如輪椅坡道、盲文教材、聽障輔助設備。這些措施無可爭議,且惠及了真正有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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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今的便利措施已遠遠超出“準入”范疇,深刻介入學術評估的核心領域。最普遍也最具爭議的,是延長考試時間。此外,因“焦慮”、“注意力不集中”等心理健康問題而獲得作業延期、豁免課堂發言、攜帶情感支持動物甚至家人陪同上課的案例也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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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轉變發生在2008年。美國國會修訂《美國殘疾人法案》,大幅拓寬“殘疾”定義。任何“實質限制主要生活活動”(包括學習、閱讀、思考、交流)的障礙都可能被認定為殘疾。隨后,高等教育機構發布指導,更側重于學生的主觀自述,而非嚴格的醫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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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醫學診斷標準也在松動。以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為例,診斷門檻從“有臨床顯著損傷證據”降至“干擾學業表現質量即可”。正常的學習壓力、考前焦慮,被輕易地“病理化”為需要特殊照顧的精神障礙。
制度的大門,就這樣被悄然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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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殘疾潮”洶涌于學費高昂的精英大學,卻在平民化的社區學院靜如止水?答案指向一個殘酷的等式:金錢+ 靈活的診斷 = 學術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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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份符合學校要求的“殘疾診斷”價格不菲。全面的神經心理學評估費用可高達5000至7000美元。這對于低收入家庭是難以逾越的門檻,但對于富裕家庭而言,這不過是一筆可觀但值得的“教育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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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個愿意配合的診所或醫生是關鍵。調查報道顯示,一些診所專門為富裕家庭的學生提供“一站式”服務,確保其獲得“學習障礙”或“ADHD”的診斷,從而輕松獲取考試延時資格。在SAT、GRE等標準化考試中,額外時間可能意味著分數段的顯著提升。
最后,精英大學雄厚的財力使之有能力承擔龐大的便利措施運營——設立專用考場、雇傭額外監考員、處理海量申請。而資源緊張的社區學院則無力亦無心在此領域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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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森大學心理學教授羅伯特·韋斯的研究提供了實證:在一所頂尖文理學院,大多數獲得學習障礙便利措施的學生認知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且無實際功能損傷跡象,其中近半數人在大學前從未有過相關診斷。這與社區學院殘疾學生大多有長期、確鑿的學習困難史形成鮮明對比。
這不再是單純的權益保障,而是一種通過資本將劣勢轉化為學術優勢的新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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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措施的濫用,正在侵蝕高等教育的基礎。
公平性崩塌。當考試延時不再是少數殘障學生的必需,而成為許多健康學生提升成績的工具時,學術評價的同一性便不復存在。布朗大學認知科學教授史蒂文·斯洛曼警告:“如果成績要具備意義,就必須真實反映學生的能力水平。”當特權可以“購買”更好的成績,寒窗苦讀的公平競爭精神便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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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誠信貶值。教授們開始懷疑成績單的含金量。雇主們也可能對來自某些名校、成績優異卻持有“殘疾”便利記錄的學生持謹慎態度。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它傳遞了一種錯誤信號:面對挑戰時,尋求外部豁免優于發展自身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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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個體的傷害。佐治亞大學學習障礙研究中心主任威爾·林德斯特倫指出,這種制度可能引導學生“看低自己的實際能力”。將正常的學業掙扎病理化,無異于剝奪了年輕人培養抗壓能力、時間管理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的機會。當他們離開被精心調整的大學環境,進入并不提供“便利措施”的現實職場,將可能遭遇嚴重的適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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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亂象,支持與批評的聲音激烈交鋒。
殘疾權益倡導者認為,即便存在濫用,制度的凈效應仍是正面的。它幫助了眾多此前被忽視的、有真實需求的學生(包括許多低收入家庭學生)獲得成功機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殘疾權益助理副校長埃拉·卡洛強調:“在美國,殘疾人失業率和貧困率仍然很高,像伯克利這樣的機構有責任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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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者則堅持,制度已嚴重偏離初衷。《美國殘疾人法案》的本意是“平等機會”,而非“不平等優勢”。前教育部官員馬克·施耐德指出:“承認殘疾的‘回報’與所承受的‘污名’之間的平衡,已經徹底改變。”當便利措施不成比例地被最不缺資源的精英學生獲取時,它非但沒有矯正不平等,反而加劇了既有的階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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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教授和行政人員已在私下焦慮地討論:當比例達到50%,我們是否還能承受?我們何時該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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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38%的數字,是一面棱鏡,折射出美國社會在公平、特權與權利話語之間的復雜纏斗。始于仁善的立法,在缺乏嚴格監督和制衡的文化中,如何被資本和焦慮扭曲,最終可能筑起一道鞏固特權的新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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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我們的教育制度,究竟應致力于為每個人提供公平的起跑線,還是默許甚至助力一些人尋找更近的終點?
答案,將決定這項制度是走向自我救贖,還是徹底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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