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明碼標價”了？

11月26日午夜，香港大學的本科申請系統瀕臨癱瘓。

屏幕上跳出的“Server Busy（服務器忙碌）”和“502 Error（502錯誤）”，像一道道鐵閘，將試圖在截止日期前沖入的申請者擋在了門外。最終，香港大學不得不發布緊急通告，將首輪申請截止時間延長了48小時。同樣的系統崩潰現象，也出現在香港其他多所大學的研究生申請中。

內地學生正在涌向香港。以香港大學為例，今年非本地生申請人數突破2.5萬，其中內地學生占2.1萬，較三年前增長了近三倍。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也紛紛宣布，今年的非本地生申請量“史上最高”。

錄取率并不高。公開數據顯示，2024/25學年港八大（由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八所公立大學，是香港高等教育的精英代表，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的非本地生整體錄取率約為3％。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將進一步推廣“留學香港”品牌，放寬港八大招收非本地學生的上限，非本地生學額將由40％調高至50％，研究院研究課程的超額收生學額上限也將由100％增至120％。

一個微妙的默契正在形成：學生在尋找安全的學歷跳板，香港將發展教育產業作為經濟提升的解法。

2025年7月19日，香港大學的畢業生在校園拍照留念。圖/視覺中國

“池子里養魚”

趙夢是廣東一所“雙非”一本院校的計算機專業學生。為了去香港讀研，她從大一開始就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刷績點到接近滿績，拿國家獎學金，甚至自費去做了兩段科研。她參考了直系師姐的案例，雅思只有6.5且沒有科研的情況下，被香港理工大學錄取是“穩的”。

原本趙夢的目標一直很明確，想要去香港排名前五的高校。然而，現實給了她一記重錘，兩個月過去了，郵箱里只有冷冰冰的“已收到申請”，或者更令人煎熬的“放入候補名單（Waiting List）”。

朱可也感受到這份落差。她畢業于北京市一所985高校，但本科GPA均分（平均績點）沒有達到普遍認為是錄取門檻的85分。在收到香港理工大學發來的offer后，她試探著給排名更高的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發了催促郵件。香港大學回復了一封客套的郵件，發給香港中文大學的郵件則石沉大海。

趙夢在社交媒體上刷到，今年和她申請同一個項目的競爭者，包括了大量考研失利后轉戰留學賽道的“二戰”選手。“以前是和‘雙非’本科學歷者競爭，現在是和985、海外本科學歷者競爭。”

從事香港留學咨詢業務近10年的張鑫證實了這種體感的真實性。他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今年香港高校的申請難度相比前兩年增加了很多，而且，明年的不確定性恐怕會更大。

“最大的變化是，香港從留學的備選項成為首選項。”張鑫分析，過去中國香港、新加坡和英國往往是留學生的并列選項，甚至中國香港排在末位。但2019年后，受國際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增加、英美留學成本高企以及內地考研“內卷”溢出的三重夾擊，大量原本目標是英美或中國內地高等院校的生源流向中國香港。

根據QS世界大學排名（由國際高等教育咨詢公司QS發布）分項數據，香港高校在“國際化指標”上表現尤為亮眼。其中“國際學生比例”（內地生也算入其中）指標獲得94.7分，遠超全球平均33.3分。

學生們最青睞的專業依舊是人文社科和商科。啟德教育發布的《2025香港求學報告》顯示，人文社科的錄取占比首次超過商科與經濟學，成為錄取最多的專業大類，人文社科中的法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專業，錄取量有明顯提升。公共政策和中文專業的難度，因為近年來的考公考編熱，申請人越來越多。但由于招生名額并沒有變多，難度逐年在增加。

這都直接導致了錄取門檻的“通貨膨脹”。新東方歐亞教育的最新數據顯示，港八大授課型碩士（大多為一年制）的錄取者中，來自內地985/211院校的學生占據主力，約占47％。在熱門的商科和計算機領域，雅思6.5分、GPA85分、三段及以上的實習科研經歷已成“標配”。

申請港碩已成為一場“明碼標價的游戲”，學校排名、績點、雅思成績、實習、科研和推薦信，盡管每所學校都聲稱自己不會“唯成績至上”，但每一項籌碼的重量都越重越好。在這個申請季，由于來自內地各大高校的申請者激增，衡量的天平上還多了一些共識。

朱可給《中國新聞周刊》講了自己的發現，對于招生人數稍小的項目，現在似乎存在同校競爭問題。她申請了一個名為“可持續會計與金融”的項目，每年只招收90到100人，如果有人和同校同學一起申請，學校大概率不會同時錄取。“如果你的同校同學比你優秀，那么他就會比你更先‘上岸’，而你可能會進入等待的池子。如果后面有人放棄，你可能會被學校撈起來。”朱可稱這種策略就像“在池子里養魚”，她猜想，大概是因為學校想保持學生背景的多元性。

香港城市大學英文系教授喻寶華也有類似觀察。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排名靠前的高校不缺申請的學生，他們的目標是篩選出最合適的學生。港八大的確更偏好畢業于內地“雙一流”高校的學生，“學生的英文水平例如雅思成績和本科的GPA是錄取的關鍵參考因素。各高校各專業會依據當年的招生態勢，靈活設定發放錄取通知的截止日期，區間大致在次年1月至5月下旬。

也就是說，直到次年5月，學校都會持續評估學生是否就讀、是否要給等待名單上的人再發offer。而在這個申請季，這份不確定性分外明顯。每天，趙夢都會習慣性地刷新郵箱，再看看社交媒體上別人曬出的offer，“在這個池子里，只能等待”。

上圖：2024年11月1日，2024中國國際教育展上的香港高校展區。圖/視覺中國 下圖：2025年6月20日，香港特區政府勞工處在灣仔修頓室內場館舉辦招聘會活動。攝影/本刊記者 李志華

“先問安心，再談排名”

學校篩選學生，學生也在篩選學校。張鑫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來找他的學生和家長常問的問題是：我的申請條件“上岸”穩不穩？這個專業好不好找工作？大家普遍“求穩”，也更實際。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研究助理教授田真在研究中發現，2020年是一個關鍵分水嶺。在此之前，內地學生選擇留學目的地時，父母意愿和移民機會是重要考量；而在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變化后，就業前景和安全感成了核心驅動力。留學生更傾向于選擇學術與就業回報相當，但整體安全風險更低的目的地。

她總結，安全性已從留學決策中的“錦上添花”上升為“硬性門檻”。一旦安全不可預期，排名、獎學金等優勢難以彌補，而在安全達標的前提下，國際化、師資力量、跨國科研平臺等要素才會真正為最終的留學決策加分。“尤其對內地學生而言，家庭在決策中的影響更為顯著，家長對地區治安、住宿區域安全、夜間出行以及校園周邊環境的關注度明顯提高，決策順序也呈現出‘先問安心，再談排名與成本’的特征。”

香港成為越來越多內地家庭的留學首選項，安全是首要的。更深層次的“安全感”來自對未來的考量。朱可一直想去航空航天、軍工、核工業等領域工作，她咨詢過一些老師，得到的答案是，對國企來說，香港是留學生名單里“比較安全”的選擇，認可度高。

另一個強大的驅動力是排名。今年11月公布的2026QS亞洲大學排名中，香港5所大學位列前10位，香港大學位列第一，香港科技大學排第六，香港城市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并列第七，香港理工大學排第十。此前，在U.S.News全球最佳大學、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學、QS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的高校均表現突出。

在杜倫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盧一威看來，排名已不僅僅是學術聲譽的體現，更是一張硬通貨般的通行證。“內地雇主用學校排名畫線；香港特區政府用排名發放‘高才通’等人才簽證；大學則在激烈的競爭中將自己視為市場中的‘產品’，利用排名來確立優勢，爭奪生源份額。”

如何能最大化地利用這份安全和排名？學制大多為一年的授課型碩士成了最受青睞的答案：在非本地生中，授課型碩士人數是研究型碩士的三倍。“現在大家似乎都需要一個授課型碩士，這對很多同學來講，已經變成了一個基本的生存配置。”盧一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不僅僅是香港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的教育市場現象。在競爭激烈的環境里，學生焦慮于“拿什么樣的碩士才有優勢”，而大學則必須思考，如何通過排名和項目包裝來吸引學生。

“留學香港”品牌

在香港大學就讀了一學期的劉月，和課搭子聊天時，學業和就業的話題總是各占一半。盡管聽得懂粵語，但她的職業規劃還是回到內地。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是因為年輕人在香港比較難找工作，二是因為香港文職崗位起薪比較低。

香港求職平臺CTgoodjobs最新發布的《2025畢業生薪酬及就業調查》顯示，香港畢業生的平均期望月薪為2.2萬港幣，而雇主實際愿意提供的平均月薪為1.7萬港幣，且雙雙跌至近3年新低。

喻寶華在一線的教學中，更直觀地觸摸到了這種“過客”心態的溫差。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她執教的一屆對外英語教學專業的學生中，僅有幾位畢業生最終能成功在香港中小學找到正規教職。

對于絕大多數內地學生而言，一年制的碩士學位并非留港的通行證，而是回鄉考公或考編的“加速器”。

但這恰恰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期待相反。最新的亞洲大學排名公布后，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發文稱，香港教育體系在多項國際排名中屢創佳績，“足見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樞紐的吸引力”。她表示，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宣布特區政府將成立跨部門的“留學香港專班”，招攬更多國際教研人才和學生，以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為國家建設作出積極貢獻。

此前，香港曾多次提出發展教育產業。2004年，香港特區政府表示要發展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同時，教育可以進一步發展為產業。當時正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香港特區政府試圖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香港特區政府再提教育產業，將其列為“六項優勢產業”之一，試圖解決業界面臨的發展障礙，推動香港走向知識型經濟。

“不過，這條路走得并不順暢，甚至一度停擺。”盧一威回憶，2017年前后，香港特區政府將政策重心轉為“面向本土”，教育產業化在實質上被擱置。直到2022年，隨著經濟復蘇的需求再次迫切，這一議題被重新提上日程，并升級為“留學香港”品牌。

香港對非本地生的角色期待，也是推動“留學香港”品牌的下一步，留下人才。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聯席主席黎子杰曾撰文表示，教育資源錯配與人才政策失當，使得香港教育產業的潛力未被釋放。他著重提到技術型人才短缺的問題，即使香港特區政府推出“職專畢業生留港計劃”（VPAS），2024/25學年錄取學生年齡下降，但至2028年，香港仍將面臨約18萬勞動力缺口，其中技術人員短缺約6萬人，嚴重影響建造業及城市運作。

田真作為聯合主持人，參與了香港特區政府資助下的一項公共政策研究項目，重點就在于研究“吸引和留住人才”。在她的觀察中，相比以往更強調入讀規模與國際化比例，近兩年政府的關注點已明顯轉向“畢業去向、留港比例、產業匹配度、人才留用”等成效指標。

從專業配置來看，香港特區政府已開始有意識地進行人才的頂層設計。

2022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未來五年內，教資會資助大學的學生中有35％的學生修讀STEAM（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及數學）相關學科，60％修讀與國家“十四五”規劃下香港發展為“八大中心”相關的學科。也正因如此，香港各大高校在近兩年密集開設“AI+”“大數據+”等交叉學科。

劉月就讀的正是2023年香港大學新開設的人工智能、倫理與社會文學碩士，她身邊的同學中，既有人來自商科、歷史、藝術等專業，也有人本科就讀計算機和數學。“總體來說，這個項目想要培養的是不同行業的復合型AI應用人才。”劉月說。

不過，指揮棒的作用尚未完全顯現。為吸引非本地畢業生在港就業，香港特區政府通過非本地生畢業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允許在港完成學士或以上學位課程的非本地生畢業后申請最長2年逗留，其間可自由工作、轉換工作，無配額行業限制，這是畢業留港發展的黃金通道，也可為未來申請永居奠定基礎。2024年，該簽證獲批的人員中，占比最大的仍來自金融服務業，有2843人，而香港急缺人才的建筑測量、工業制造、生物科技等行業，非本地生留港的人數均為兩位數甚至個位數。

田真研究發現，對于大多數內地學生而言，核心驅動力依然是內地的就業前景，而非留港發展。越來越多內地生反饋，若赴港讀碩的目標僅是快速回內地拿更高薪，人文社科專業確實面臨邊際效應遞減與競爭加劇。從這個層面看，“讀完即走”的內地生單向流動與政府希望的留用轉化之間存在一定錯位。

在喻寶華看來，很多到港的碩士生并無留港工作打算，大部分都準備回內地考公考編，主要原因是擔心“留不下”。在這背后，橫亙著一道隱形的制度玻璃門。以教育行業為例，香港的正規教職通常要求具備學位教師教育文憑（PGDE），而政府資助的全職PGDE名額往往優先考慮本地教師的職業發展，內地碩士畢業生只能在夾縫中爭取極少的機會。

劉月所在的香港大學“人工智能、倫理與社會”課堂。圖/受訪者提供

“超級增值人”

部分學生需要學歷跳板，香港需要教育產業，這是“理性經濟人”的計算默契，問題是：這個默契能維持多久？多位專家表示，答案取決于三個維度的博弈：城市承載力的極限、學歷認可度，以及香港獨特地緣身份的重塑。

首先面臨的直接難題是物理空間的“硬約束”。每年數萬名學生涌入香港，狹窄的城市空間面臨極限大考。

房地產服務與顧問公司戴德梁行2025年初發布的報告指出，2023/24學年，香港八所主要大學的學生與床位比例為3.4：1，即每個床位有超過3名學生競爭。非本地生宿舍床位短缺超4.7萬個。隨著擴招推進，綜合保守估計缺口將進一步擴大至5.5萬個。“一床難求”不僅推高了留學成本，更可能成為壓垮學生體驗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種擁擠感從宿舍延伸到了教學樓。喻寶華目睹了碩士項目的“飛速增長”：最直觀的變化是班額的膨脹。“以前一個班也就三四十人，現在可能會到八九十甚至上百人。” 喻寶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為了在擴招潮中保證教學質量，許多港校試圖推行“大課講授（Lecture）+小班導修（Tutorial）”的分流模式：由資深教授上百人大課，再拆分成若干個30人小組進行研討。

但是，這又涉及一個很現實的人力和空間算術題。將一百人的大課拆分為小班，意味著同一時間需要尋找至少四個空閑的教室，并配備四位輔導老師。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校園，如何為這些被拆分出來的課堂找到安放之所，正成為高校管理者面臨的新一輪嚴峻挑戰。

其次是學歷通脹的隱憂。當一年制碩士成為中產家庭標配，一個常見的調侃是“水碩”。所謂“水碩”，是輿論對部分“寬進寬出”、學制短且學術訓練強度不足的碩士項目的戲稱。這種現象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場化擴張的背景下并不鮮見，尤其在部分海外高校中，此類項目正呈現出流水線式的產業化特征。

在盧一威看來，當學生作為消費者時，關注“投資回報率”是理性的必然。“學生花了幾十萬的學費，最關心的問題自然是‘我之后能找什么工作’。但這往往是學校最難控制的變量，畢業生的發展是否順利、專業是否對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市場。”

相比之下，學校和政府真正能掌控且亟須改善的，是這一年的“過程質量”，即學生的留學體驗。

對于劉月而言，學制的一半已經匆匆過去，卻好像“什么都還沒做”。盧一威認為，這正是當下港碩的普遍困境：學生們匆匆趕來，被繁重的功課困在校園里，沒有機會走出學校去享受在香港的生活，緊接著又要匆匆投入就業市場。如果教育只剩下最后的就業結果，而缺失這一年的真實體驗，那么這段經歷的價值將被大大削弱。

喻寶華也意識到，在一年制碩士生群體中，內地學生占大頭。如果老師僅僅滿足于講授專業知識，學生很可能在“隨大流”的考證和修學分中度過。“以前我們沒有這個概念，覺得把課上好就行。但如果政府真想留住人才，課程設置必須從單純的學術灌輸轉向‘職業賦能’。”喻寶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為了打破象牙塔與就業市場的隔膜，她邀請香港的中小學校長和一線教師走進課堂，告訴學生，本地學校想要什么樣的人、簡歷該什么時候遞、面試有哪些潛規則。喻寶華發現，這種植入課程內部的職業引導，對學生留港工作非常及時而有效，學生對此評價很高。

上圖：2023年，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教授（右）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經理在香港米埔自然保護區觀察米埔三槳水母新物種。攝影/本刊記者 李志華 　

中圖：香港理工大學校園一角 圖/視覺中國

下圖：2025年1月15日，香港科技大學成立低空經濟研究中心。低空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團隊成員演示無人機運送物品。攝影/本刊記者 侯宇

最后，是關于“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的終極追問。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全球與灣區教育經濟研究院院長、中山大學博士生導師許長青認為，盡管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不斷變化，但經濟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香港高等教育不能僅僅滿足于做一個“工具性”的就業跳板，而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重新思考教育之外的城市角色。

“過去我們強調香港的‘超級聯系人’角色，連接內地與國際。但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簡單的‘聯系’已經不夠了，還須實現‘保值’與‘增值’。”許長青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增值功能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強化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增值；二是打破“象牙塔式”研究，依托北部都會區發展AI與生命健康的科創增值；三是依托五所百強名校打造人才高地的教育增值，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

在他看來，真正的教育增值絕非單向的生源收割。目前的香港留學熱潮呈現出內地生單向涌入、港校單向北上辦學的特征，這在長期看是不利于大灣區高等教育整體發展的。“要構建真正的大灣區核心競爭力，必須打破這種單向流動，應鼓勵內地一流大學‘南下’香港辦學，實現學生的雙向流動。”

田真也認為，如果作為深度嵌入粵港澳大灣區的跨境人才與產業鏈，香港仍獨具價值。“香港特區政府的最新政策取向正促進從‘單向回流’轉向‘香港—灣區—內地的雙向與循環流動’，也更符合當前就業市場的需要和結構。”

許長青總結道，只有當香港不再只是學歷的中轉站，而是一個能讓流經這里的人才、資本和技術都獲得實質性提升的“超級增值人”，這場留學熱潮才能從短期的避險行為，轉化為長期紅利。

（趙夢、朱可、張鑫、劉月為化名）

發于2025.12.29總第121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留學香港火爆，只是中轉？

記者：李沁樺（qinhualilqh@163.com）

編輯：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