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購物找零記：當我用一百元換來三顆糖的無奈

在平壤一家燈光柔和的涉外商店里，收銀員姑娘輕巧地將三顆包裝簡陋的奶糖推過柜臺，她甜美的微笑背后，是一個國家外匯困局的縮影。

我站在平壤一家只對外國游客開放的商店里，手中握著一張百元人民幣，眼前是標價13美元的高麗參。收銀員姑娘的手指在計算器上跳躍，最終她抬起頭，微笑著遞給我三顆糖——不是美元，不是人民幣，甚至不是朝幣。

進入朝鮮旅游，就像步入一個被精心編排的劇場。我們的行程被安排得像時鐘般精準，平壤的整潔街道、精心修剪的樹木、表情平靜的行人，一切都恰到好處。

導游的話語中，“主體思想”和“先軍政治”反復出現，成為朝鮮人民的精神坐標。在這個10%國土適宜耕種僅有約卻供養著2500萬人口的國家，每一次物資分配都顯得格外珍貴。

涉外商店是這個封閉社會的一個特殊窗口。這里陳列的商品對于普通朝鮮人而言，如同另一個世界的物品。標價幾乎全以美元為單位，偶爾會出現歐元或人民幣的影子，但永遠不會是朝幣。

商店內部裝潢明顯優于普通朝鮮商鋪，燈光柔和，柜臺整潔，而營業員則是經過層層篩選的年輕女性，她們面容姣好，舉止得體，統一穿著傳統改良的服裝，能說基本的中文或英文購物用語。

當百元人民幣遇上找零難題

那天下午，我挑選了一包13美元的高麗參。走到收銀臺，遞過一張百元人民幣。營業員姑娘接過紙幣，手指在計算器上快速敲打，然后陷入了沉默。

計算器屏幕上的數字在閃爍：100人民幣約等于14.7美元，減13美元，應找回1.7美元或等值人民幣。她的手指在計算器上反復按動，眉頭微蹙，最終轉身與同事低聲交談。

幾分鐘后，她轉過身，遞給我三顆簡單的奶糖，臉上掛著訓練有素的微笑：“對不起，我們沒有零錢找您，這是給您的補償。”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憤怒，而是深刻的無力感。

這并不是個案。同團的其他游客也有類似經歷：買8美元明信片給10美元，找回一包紙巾；購買15美元的人參茶給20美元，找回一小袋松子。找零物品的價值往往遠低于應找金額，但面對那些帶著緊張微笑的年輕面孔，誰又能真的計較呢？

外匯困局下的無奈應對

朝鮮的外匯儲備一直是個謎。根據國際機構估計，100億美元其外匯儲備可能不足，甚至更低。相比之下，韓國的外匯儲備超過4000億美元，中國的更是超過3萬億美元。

在這種背景下，朝鮮嚴格管制外匯流動。涉外商店收到外匯后，必須全部上繳國家，商店自身幾乎沒有外匯留存。因此，當需要找零時，商店常常面臨無外匯可找的窘境。

這種外匯短缺的應對方式，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系統：大額商品盡量鼓勵顧客多買湊整；小額商品則搭配其他物品銷售；實在需要找零時，就用店內其他物品代替。

找零物品的選擇也有講究：糖果、餅干等食品類最常用，因為朝鮮國內可以生產；其次是筆記本、鉛筆等文具；有時候甚至是小包裝的洗滌劑或肥皂。這些物品雖然對游客價值有限，但在朝鮮國內卻是實實在在的物資。

這些年輕的營業員大多來自平壤的中產家庭，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和業務培訓。她們的工作不僅是一份職業，更是一種政治任務——代表國家形象，服務外國游客。

一位曾在中國留學的朝鮮姑娘偷偷告訴我，她們每天都要背誦外匯兌換率，學習如何應對各種找零情況。上級給她們的指示很明確：盡可能避免找零外匯，但也不能讓顧客過于不滿。

她們手中的計算器不僅是計算工具，更是外交工具。當需要找零時，她們會快速計算用哪種物品替代最合適，既能滿足顧客，又不違反規定。

這種工作環境使她們練就了察言觀色的能力：能準確判斷哪些顧客可能堅持要現金找零，哪些顧客更容易接受替代品；哪些顧客可以多給一些替代品作為補償，哪些顧客只需最低限度的應對。

回到那三顆糖，讓我們計算一下實際的經濟賬。在朝鮮，一顆普通奶糖的價格可能不到1美分，三顆糖的總成本約3美分。而應找給我的1.7美元，按朝鮮官方匯率約合1700朝幣，足夠一個普通朝鮮家庭數天的食物開支。

這種看似荒誕的找零方式，背后卻有嚴密的經濟邏輯：對國家而言，保住了寶貴的外匯；對商店而言，完成了銷售任務；對營業員而言，避免了違反規定的風險。唯一的代價是游客的感受，而游客通常不會再次光顧，這種代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這種邏輯延伸到了朝鮮對外經濟的方方面面。在與外國企業的合作中，朝鮮常常要求以物易物而非現金交易；在邊境貿易中，中國商人也經常遇到朝鮮方面用礦石、木材等原材料直接換取商品的情況。

在朝鮮，實際上存在著兩套并行的貨幣系統：一套是對內的朝幣系統，一套是對外的外匯系統。普通朝鮮人使用朝幣，購買國家配給的基本物資；而特權階層和涉外機構則能接觸到外匯，購買進口商品和奢侈品。

這種雙軌制導致了巨大的價格差異：在平壤普通商店，一公斤大米可能只需500朝幣（約合0.5美元）；而在涉外商店，同樣一公斤進口泰國香米可能要價5美元。十倍的價格差，劃分了兩個不同的消費世界。

對于外國游客而言，只能用外匯消費，無形中被限制在了一個高價經濟體中。我們的消費能力被放大，100元人民幣在國內可能只是兩杯咖啡，在朝鮮卻能買到“昂貴”的高麗參。這種扭曲的價格體系，使我們的消費行為失去了正常的參照標準。

當我接過那三顆糖，看著營業員姑娘期待中帶著歉意的眼神，最終說出了“謝謝”。那一刻，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幾顆糖的問題，而是兩個世界對話方式的縮影。

她的微笑中有自豪——代表國家接待外賓的自豪；也有無奈——無法提供完善服務的無奈；還有警惕——對外部世界既好奇又防備的警惕。這種復雜的表情，我在朝鮮的許多面孔上都曾見過：導游講解時的自豪，藝術家表演時的專注，甚至街頭行人匆匆一瞥中的好奇。

朝鮮社會就像一面多棱鏡，每個人看到的反射都不同：有人看到嚴格控制，有人看到民族自豪；有人看到物資匱乏，有人看到精神富足。而這三顆糖，成為了我與這個復雜社會最直接的接觸點。

離開商店時，我將三顆糖放進口袋，沒有當場打開。回國后，我一直保留著它們，作為那次奇特經歷的物證。

后來了解到，朝鮮的涉外經濟正在發生微妙變化。隨著旅游業的發展，一些商店開始儲備少量外匯用于找零；部分高端酒店甚至開始接受信用卡支付；在羅先經濟特區，外匯使用更加自由。

然而，對大多數朝鮮人而言，外匯仍然是稀缺資源，是國家嚴格控制的戰略物資。我那三顆糖所代表的外匯困局，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

那把計算器還在工作，為下一個沒有零錢可找的游客計算著該用幾顆糖、幾塊餅干作為替代。商店的燈光依然柔和，營業員的微笑依舊甜美。

我走出店門，將三顆糖放入口袋，沒有當場打開。它們像這個國家的許多事物一樣，外表簡單，內涵復雜，等待著被理解，或者至少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