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求G7排華，北約對解放軍表強烈關切

法國總統馬克龍的一個設想：他打算把給2026年峰會的一張椅子預留給中國。在此之前，馬克龍政府已經多次釋放出有意邀請中國參加2026年G7峰會的消息。

這讓高市早苗政府非常苦惱，中國到來，日本的話語權勢必會進一步降低，其它G7國家也有可能會緩和與中國的關系。于是日本已經多次向法國提出，不能邀請中國參加G7峰會。

G7會議廳對于日本來說，是一個自說自話的回音壁。在這個封閉的房間里，只要當事方不在場，東京方面就可以拋出預設的劇本，將所謂“經濟脅迫”或“軍事威脅”的標簽貼在鄰居身上。

這是單向輸出模式，不需要面對當場的質證，更不需要擔心被反駁得啞口無言。日本政府之所以要在12月11日通過共同社這樣的渠道，向作為下一屆輪值主席國的法國喊話，祭出“價值觀不同”這塊并不怎么結實的擋箭牌，根本原因就在于恐懼這種“單向敘事特權”的喪失。

當北京的代表真正坐上了那張談判桌，所有的指控都將面臨即時的對質，那些缺乏實證的片面之詞將在面對面的交鋒中無處遁形。對于習慣了在盟友面前獨家解釋亞洲威脅的日本來說，這簡直就是一場外交噩夢。

日本苦心經營多年的特殊身份認同正在面臨“通貨膨脹”般的貶值。過去數十年，日本在西方地緣政治版圖中最大的資本，就是其作為G7中唯一亞洲成員國的地位。

這種稀缺性讓東京順理成章地扮演起了西方世界了解東方的“首席翻譯官”和“橋梁”。這不僅僅是個虛名，更是日本在國際舞臺攫取影響力的核心資產：它壟斷了關于亞洲局勢的解釋權，利用這種“信息差”左右著歐美對華政策的溫差。

但馬克龍的這一試探性舉動，等于是在告訴全世界，這座“舊橋梁”或許已經不再是必需品。彭博社透露出的消息很明確，為了這件事，法國已經開始繞過傳統的盟友層級，直接與多方進行實質性磋商。

意味著歐洲的核心大國已經意識到，在處理全球性事務時，與其通過日本這個帶有一身私貨的“中間商”，不如直接找正主對話來得高效。

G7其他成員國開始習慣越過日本直接與中國建立溝通機制，日本引以為傲的“亞洲代言人”身份將瞬間縮水，其在西方陣營中的戰略權重也將不可避免地下滑。

高市早苗等日本政客對此反應如此劇烈，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這種邊緣化的前景正在一步步逼近。不僅如此，日本如此抗拒新客人的加入，還因為其手中的底牌——“G7團結神話”早已在現實面前碎了一地。

外相茂木敏充嘴上還在不斷強調著“民主與法治”的統一戰線，試圖用意識形態的粘合劑來修補裂痕，但這個圈子的內傷早已無法遮掩。在加拿大峰會的那場鬧劇中，僅僅因為一份聯合聲明的分歧，身為盟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能提前離場，讓整場會議不歡而散。

再加上動輒高達15%以上的懲罰性關稅制裁揮向盟友，所謂的“價值共同體”在利益摩擦面前顯得不堪一擊。這個在1999年曾一度握有全球近66%經濟總量的豪華俱樂部，如今其經濟版圖已經被金磚國家等新興力量反超。

歐洲國家，特別是像法國這樣尋求戰略自主的老牌列強，實際上非常清楚單靠G7現有的體量已經無法主導世界，這才是馬克龍傾向于務實接觸的根本邏輯。

這種利益取向的分化，讓日本一直以來試圖將G7打造成反華核心堡壘的愿望變得越來越像是一廂情愿。歐洲不想陪著日本走下去，這讓把全部身家性命都押注在這一圍堵防線上的日本感到威脅。

12月10日，日本防衛相小泉進次郎特意與北約秘書長呂特通了一場視頻電話。在會談中，日方竭力想要把所謂的“解放軍雷達照射”這種雙邊摩擦上升到國際層面，試圖從北約以及意大利防長克羅塞托那里討要幾句口頭上的“強烈關切”作為心理安慰。

日本在G7問題上的焦慮，折射出的是一個在劇變時代迷失方向的日本。當世界格局重新洗牌時，死守著舊有的秩序不放，試圖用一套過時的冷戰邏輯來捆綁不斷變化的國際利益格局。

如何定位自身角色，成為擺在東京決策者面前的考題。是把G7當作討論全球問題的平臺，還是作為維護特定利益的工具，日本的選擇將影響其未來的外交空間。

當臺海問題的余波還在震蕩中日關系，當自身貿然插手地緣紅線導致雙邊信任觸礁之時，日本非但沒有反思，反而把賭注押在了一個越來越松散的西方同盟身上。

“基本價值觀不合”不僅是借口，底下藏著的是日本對于自身在全球產業鏈和外交格局中被逐漸替代的深深無力感。

不管是向法國提出抗議，還是向北約尋求聲援，本質上都是在用人為的噪音來淹沒那個日益清晰的現實：世界舞臺的中心正在轉移，而那個只有日本一家代表亞洲發言的舊時代，無論他們多么用力地想要抓住，終究是在不可逆轉地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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