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離開大陸之前，做了兩件事，致使毛主席對他徹底失望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的北平，冷得讓人發(fā)抖，不光是天氣，更是人心。

傅作義那幾十萬大軍被堵在城里，就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zhuǎn)。

就在雙方手指頭都扣在扳機上的時候，一封來自西柏坡的密電，悄沒聲地送到了北大校長室的桌子上。

發(fā)信的是眼看就要坐天下的共產(chǎn)黨，收信的是名滿天下的胡適。

意思特直白：只要您胡先生肯留下，咱解放軍哪怕繞著走也不進北大，保您平安，您還是那個座上賓。

結果呢？

說完，他在那個寒風刺骨的早晨，頭也不回地登上了蔣介石派來的飛機，把一個時代的背影，永遠留給了身后的古都。

很多人聊起這段歷史，總覺得胡適走得太絕情，是不是怕死啊？

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兒。

當時像陳寅恪、季羨林這些大腕兒，一個個都穩(wěn)如泰山地留下了。

胡適這哪是逃難，分明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分手”。

這場分手的伏筆，早在三年前就已經(jīng)埋下了。

說白了，就是兩件事，一件顯出了他書生意氣的“天真”，另一件則暴露了他政治嗅覺的“遲鈍”。

把日歷翻回到一九四五年四月，舊金山。

那時候二戰(zhàn)剛打完，聯(lián)合國正忙著“裝修開業(yè)”。

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門面擔當，胡適那會兒可是風光無限。

就在這當口，中共代表董必武受毛澤東的委托，私下里去找了胡適。

這會兒國共還沒徹底撕破臉，毛澤東對這位曾經(jīng)的“老師”還存著點念想。

畢竟當年在北大圖書館，毛澤東拿著八塊大洋工資的時候，胡適可是高高在上的楷模。

董必武這次去，那是帶著實打?qū)嵉恼\意，就指望胡適能憑著老臉，在未來的聯(lián)合政府里給共產(chǎn)黨說幾句公道話。

可你猜胡適咋說的？

他端著一副“西方導師”的架子，竟然勸董必武：“你們干脆放下武器，去參加選舉得了，做一個合法的反對黨，多好?！?/p>

這話說得，簡直就像勸一個快餓死的人去吃法式大餐。

那時候的國民黨，手里攥著槍桿子和特務網(wǎng)，所謂的“選舉”那就是個笑話。

胡適研究了一輩子學問，卻想拿美國的教科書硬套中國的流血戰(zhàn)場。

這一盆冷水潑下去，董必武估計當場就無語了。

消息傳回延安，毛澤東算是徹底看明白了：這個滿腹經(jīng)綸的胡博士，骨子里那種美式清高，讓他壓根兒就不懂什么是中國革命。

如果說四五年的這次談話只是“話不投機”，那么到了一九四八年，胡適那就是自己把路給走絕了。

那年頭，國民黨在前線輸?shù)玫籽澏家獩]了，蔣介石為了給自個兒的獨裁臉上貼金，在南京搞了個所謂的“行憲國民大會”。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就是個草臺班子唱大戲，民主黨派抵制，老百姓罵它是“偽國大”。

偏偏胡適，他不但去了，還去得特高調(diào)。

他樂呵呵地接過了“國大代表”的帽子，甚至還像模像樣地去主持會議，幫著起草那個在戰(zhàn)火里根本沒法用的“憲法草案”。

在胡適自個兒看來，他這是在守護“憲政”的火苗，哪怕這火苗是在爛泥塘里點著的。

但在共產(chǎn)黨和廣大老百姓眼里，這不就是赤裸裸的“站臺”嗎？

這一把梭哈，直接讓他成了“舊時代的殉葬品”。

說到底，胡適的悲劇就在于他太想走“第三條路”了。

他看不起國民黨的爛，又怕共產(chǎn)黨的狠，于是就幻想能用那套溫吞水的改良主義來救中國。

可是他忘了，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那就是個等著做大手術的重癥病人，那有什么空間給你慢慢調(diào)理？

胡適的學問做得再大，終究是個書房里的秀才，他聽不見底層農(nóng)民肚子里的咕咕叫，也看不見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勢頭。

所以，當一九四九年的鐘聲快要敲響的時候，胡適在北平做出的那個決定，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留下來，他沒法面對那個被他拒絕過的政黨；去臺灣，其實他也未必好過。

雖然蔣介石表面上捧著他，一口一個“國師”，其實背地里煩他煩得要死。

老蔣在日記里罵他“無恥政客”、“書生意氣”，嫌他這也要管那也要管。

這畫面多諷刺啊：被大陸定性為“戰(zhàn)犯”的他，在海峽那邊也是個“討人嫌”，晚年就在這種兩頭不討好的夾縫里，郁郁寡歡。

回頭再看，毛澤東對胡適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恰恰就是中國近代史兩種選擇的縮影。

年輕時候的毛澤東那是真崇拜胡適，那是對新知識的渴望；但成熟后的毛澤東拋棄了胡適，那是經(jīng)過血火洗禮后，對中國道路的自信。

一九四八年那個冬日，當飛機的轟鳴聲劃破北平的寂靜，那個匆匆遠去的身影，終究成了大歷史浪潮里，一片無奈又錯位的落葉。

參考資料：

曹伯言，《胡適日記全集》，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2004年。

唐德剛，《胡適雜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季羨林，《留德十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