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日本漁業界等來了一件盼了兩年的好消息,中國決定有條件恢復部分地區水產品輸入。
對日本來說,這扇門的開啟意義遠不止出口增加一些數字,而是關乎整個行業能不能從庫存和虧損中解脫出來。
許多漁民甚至把恢復視作“救命繩”,因為他們背后站著巨大的冷庫成本、連續多年的庫存壓力,還有快撐不住的加工企業。
于是,北海道一家公司火速準備了象征性的6噸扇貝,把它當成“恢復正常”的信號,盡快送往中國。
那幾天,日本媒體頻繁報道,地方政府也表達了樂觀情緒,漁業協會更是把這批貨視為行業復蘇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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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變化來得比預期更快。
6噸扇貝到中國沒幾天,中國方面再度宣布暫停日本所有水產品輸入。
原因在于日本方面沒有按要求提供完整的監管與檢測資料,同時周邊環境也出現不利于合作的因素,讓原本剛打開的窗口迅速關閉。
不過,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表面上是一批扇貝的“折返跑”,背后隱藏著更深層的判斷偏差、產業困局和信任缺口。
要看清這件事,需要重新理解日本漁業的處境、中國的立場,以及雙方為什么在短短12天里出現這種劇烈變化。
01
要理解日本為什么如此在意中國市場,必須先看清他們的水產結構。
日本水產業外觀看上去規模龐大,產量穩定,出口方向也不少,但實際上,它極其依賴單一市場。
特別是北海道的扇貝產業,長期以來把中國作為核心銷售地,出口量在全球市場中占到絕對優勢。
扇貝是一個典型例子。
加工、冷凍、運輸,每一環都圍繞出口設計,日本國內即使非常喜歡海鮮,也沒有能力消化這么大的產量。
日本許多沿海地區幾十年的經營習慣已經鎖定固定模式,一旦對華出口下降,積壓就會隨之增加,冷庫費用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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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漁民的困境不是倉庫里多了幾箱貨的問題,而是整條產業鏈沒有轉圜空間。
出口受阻后,許多企業不得不停止加工線,也有不少養殖戶干脆關掉池子、暫停養殖,甚至出現家族式漁業停擺的情況。
日本政府雖然補貼了大量資金,但補貼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只能短期維持經營者不至于立即倒閉。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條件地恢復部分進口,讓日本行業看到難得的轉折點。
那6噸扇貝的意義不在于數量,而在于象征意義:
只要首批順利,后續逐漸放寬,庫存壓力就能慢慢釋放,行業也有機會重建信心。
但現實再次讓漁民失望。
窗口短暫開啟后,很快又被按下暫停鍵,再次讓整個行業掉入不確定的氛圍中。
02
外界經常用技術指標討論核污水,但沒有意識到它真正改變的是信任的底層邏輯。
中國對日本水產品的審慎態度,并不是突然收緊,而是核污水排放后逐步形成的一套應對機制。
核污水排放一旦開始,就不是幾天、幾個月的問題,而是一個長期且持續的過程。
任何涉及海洋捕撈、加工、冷凍、運輸的食品,都需要更嚴謹的監測和報告機制,而這套體系不僅要存在,還要透明、可追溯、可驗證。
過去兩年,日本在信息公開與外界溝通方面的方式,更多偏向于我們認為沒問題。
但周邊國家希望看到的是大家認為沒問題,這之間的差距,形成了信任上的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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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中國愿意重新開放部分進口,那也必須建立在細致、完整的資料基礎上。
然而這次,日本部分企業提交的文件不夠齊全,也無法滿足跨國監管需要,讓合作的技術基礎層面出現缺口。
此外,在雙方關系敏感的背景下,日本出現了不穩定輿論環境,讓本就脆弱的恢復過程更難持續。
對食品安全高度敏感的市場而言,這些因素足以決定窗口期是否能繼續保持。
信任不是一句話就能恢復的,它需要長期積累,也需要穩定環境。
如果在關鍵節點出現誤判,再度暫停其實是一種必然結果。
03
很多人以為,中國暫停日本水產品輸入是為了打擊日本產業,但實際上,中國市場已經在過去兩年迅速完成供應鏈替換。
這不是態度的變化,而是市場規律的體現。
日本水產品進入中國以前,中國的海鮮供應本來就非常多元,從北歐到北美,再到東南亞,到處都有成熟的供應商。
一旦日本出現不確定風險,中國的采購體系會自動尋找替代來源,這是一個高度自我調節的市場。
以三文魚、龍蝦、貝類為例,挪威、加拿大、俄羅斯等國在這段時間迅速填補空缺,企業與商超也完成了采購結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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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消費者來說,只要品質穩定,產地變化不是大問題。
但日本反過來卻沒有這么多選擇。
他們能夠出口大量產品的國家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國家對海產的需求有限,有些甚至本身就是漁業生產國,不需要進口日本冷凍貨。
歐美市場的文化飲食習慣不以貝類為主,對扇貝的需求遠遠不及中國,東南亞國家海鮮不缺,價格更低,日本本國更是消化不了大量庫存。
因此,日本漁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不是情緒,而是基于事實的結構性依賴。
一旦失去這個出口口徑,整個行業都會受到巨大沖擊,恢復難度極高。
這也是為什么日本漁民會在得知恢復部分進口時如此激動,也會在短暫停止后感到如此無奈。
04
這次短短十二天的開合,其實體現了一件事:
經貿合作不是自動發生的,它需要雙方在關鍵議題上維持穩定和互信。
中國這次的態度非常明確:愿意遵循規則展開合作,但合作必須基于嚴格的監管、完整的資料,以及確保消費者安全的基礎上。
而一旦這些基礎不牢固,就必須及時暫停,確保不帶來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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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來說,這12天是一個信號,如果無法在監管、資料和輿論環境上提供明確保證,貿易恢復就無法繼續推進。
對中國來說,這12天也是一種示范,開放不是單方面的好意,而是建立在條件之上的合作框架。
只要條件不滿足,暫停就不是例外,而是常態化機制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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