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8日,河北河間縣城的城門樓子上,掛著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這可不是拍電影,是真事兒。
日軍為了炫耀所謂的“赫赫戰(zhàn)功”,特意找來隨軍記者,對著這顆頭顱拍了特寫,印在偽報紙上到處發(fā)。
這顆頭顱的主人,就是當(dāng)時冀中軍區(qū)響當(dāng)當(dāng)?shù)牡诎塑姺謪^(qū)司令員,常德善。
幾乎就在同一天,離常德善犧牲地不遠的地方,八分區(qū)的政委王遠音,在腿部被打斷、突圍無望的情況下,把手槍抵在自己的太陽穴上,扣動了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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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被砍頭,政委自盡,兩位主官在同一場戰(zhàn)斗里沒了。
這消息傳回延安,震動簡直是核彈級的。
也就是這次慘痛的教訓(xùn)之后,延安那邊直接下了一道死命令:以后打仗,緊急關(guān)頭軍事指揮員說了算,政委靠邊站!
這道命令,是用兩條人命和幾百個戰(zhàn)士的血換回來的覺悟。
要說清楚這事兒,咱們得把日歷翻回1942年的那個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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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冀中平原,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時候,侵華日軍的總頭目岡村寧次,這個老鬼子是個中國通,陰得很。
他集結(jié)了5萬大軍,搞了個“五一大掃蕩”。
這名字聽著普通,其實毒辣得要命。
他搞的是“鐵壁合圍”,天上飛機像蒼蠅一樣嗡嗡叫,地下坦克汽車橫沖直撞,還放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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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咱們現(xiàn)在的話說,這就是全方位的“降維打擊”。
當(dāng)時冀中軍區(qū)的主力,也就是呂正操司令員他們,已經(jīng)跳出包圍圈跑到外線去了。
但八分區(qū)離得遠,常德善和王遠音帶著部隊,被留在了內(nèi)線。
咱們先看看這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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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種要命的節(jié)骨眼上,這種配置卻成了最大的Bug。
出事那天,常德善帶著部隊在肅寧雪村附近轉(zhuǎn)悠。
老常這人戰(zhàn)場嗅覺靈敏得嚇人,他聞到了危險的味道——四周靜得不正常,遠處的塵土那是大部隊機械化行軍才有的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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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dāng)機立斷:撤!
馬上向北突圍,跳出鬼子的包圍圈。
只要這時候跑,憑老常的本事,大概率是能跑掉的。
可就在這會兒,電報員哆哆嗦嗦地送來一份急電。
那個跟大部隊失聯(lián)許久的23團,發(fā)報求救,說被鬼子包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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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者,本來該打掩護的30團也聯(lián)系不上了。
這時候,政委王遠音的“書生氣”上來了。
他攔住了正要下令撤退的常德善,死活不讓走。
他的理由很硬:咱們是主力,不能丟下兄弟部隊不管,必須回頭去救23團,還得去找30團。
常德善一聽就急了,爬上房頂舉著望遠鏡一看,那哪是幾股鬼子啊,那是岡村寧次的主力部隊在收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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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善跳下來就吼:“現(xiàn)在回去就是送死!
咱們這點人,沒重炮沒掩體,拿頭去撞鬼子的坦克嗎?
現(xiàn)在的任務(wù)是保住有生力量,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這話沒毛病吧?
完全符合軍事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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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個年代,這話在王遠音聽來,性質(zhì)就變了。
王遠音紅著眼睛,認為這是貪生怕死,是機會主義,是拋棄階級弟兄。
兩人在雪村那個破破爛爛的指揮部里,吵得臉紅脖子粗。
常德善急得把帽子都摔地上了:“你這是讓大家去陪葬!
這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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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不掌兵,戰(zhàn)場上最忌諱的,就是用道德去指揮大炮。
要是擱現(xiàn)在,這事兒肯定聽司令的。
但那時候不一樣,那時候有個鐵律叫“黨指揮槍”。
在紅軍時期為了防止軍閥作風(fēng),確實規(guī)定了:軍政主官有分歧且沒法請示上級時,政委有最后決定權(quán)。
這本來是個好制度,防止軍隊變質(zh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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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個分秒必爭、生死攸關(guān)的早晨,這個制度成了催命符。
王遠音最后搬出了尚方寶劍:“軍事必須服從政治!
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政委,我有最后決定權(quán)!
必須回頭!”
常德善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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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老黨員,組織原則是他骨子里的東西。
他看著王遠音,又看了看外面一張張年輕戰(zhàn)士的臉,無奈地嘆了口氣。
他對警衛(wèi)員說了一句讓人心碎的話:“執(zhí)行政委命令,準(zhǔn)備戰(zhàn)斗。”
其實那一刻,常德善心里明鏡似的:這一仗,就是絕唱了。
結(jié)果不出所料,幾千名日軍像潮水一樣涌向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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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炸彈掉得跟下餃子似的,地面上坦克轟隆隆壓過來。
常德善指揮著幾百號人,靠著土墻和壕溝死磕。
那場面太慘了,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對抗。
常德善把自己當(dāng)成普通一兵,端著機槍掃射,最后身中27彈,壯烈犧牲。
鬼子為了泄憤,還是按照開頭說的那樣,割了他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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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個堅持要留下的王遠音呢?
他在腿部中彈后,看著身邊戰(zhàn)士一個個倒下,看著鬼子越來越近,心里是個什么滋味,沒人知道。
或許他后悔了,或許他還是覺得自己是對的。
但他最后做了一件事,證明了他的骨氣。
為了不當(dāng)俘虜,他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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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仗,冀中八分區(qū)機關(guān)和警衛(wèi)連,幾乎全軍覆沒。
這事兒傳到延安,毛主席和朱老總心痛得不行。
在復(fù)盤的時候,大家終于意識到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政委覺悟再高,他也未必懂那種大兵團、快節(jié)奏的機械化戰(zhàn)爭。
讓不懂軍事的人在生死關(guān)頭擁有一票否決權(quán),這是對戰(zhàn)士生命最大的不負責(zé)任。
痛定思痛,中央軍委后來迅速調(diào)整了指揮規(guī)則:在戰(zhàn)斗的緊急時刻,軍事指揮員擁有臨機處置的全權(quán),政委要配合,有啥意見打完仗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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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常德善的人頭,是王遠音的命,是幾百個年輕戰(zhàn)士的血。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殘酷,它不會給你彩排的機會。
我們現(xiàn)在沒法假設(shè),如果那天常德善帶著人跑了,冀中的抗戰(zhàn)會不會好打一點。
但這兩位,一個用勇猛,一個用剛烈,給后來的解放軍上了一堂最昂貴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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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后,這種“外行指揮內(nèi)行”導(dǎo)致全軍覆沒的事兒,在咱軍史上就很少再聽到了。
那年,王遠音才27歲,常德善也就30出頭。
兩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定格在了1942年的那個血色黃昏。
參考資料:
中國共產(chǎn)黨新聞網(wǎng),《慘烈的反五一大掃蕩:軍分區(qū)司令戰(zhàn)死遭日軍砍頭示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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