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一部成功的鄉村敘事作品——長篇小說《崇寧破曉》讀后

一部成功的鄉村敘事作品

——長篇小說《崇寧破曉》讀后

苗 勇

西華大學王國巍教授送我一本《崇寧破曉》,看后得出的基本想法,這是一部最大限度地讓鄉村敘事成為一種具有再生意義可能的文學作品。作品所產生的背景,故事的延宕與發展,情節與人物的走向,都構成了一部相對完整的鄉村敘事文本。作者在文本里,將目光投向自己熟悉的故土——崇寧縣(現成都市郫都區唐昌鎮),最大限度地彰顯了地域意義與語境意義,寫出了那塊土地上厚重、淳樸、本真的人文情懷,讓我們看見鄉村敘事在時間背影與空間轉移之中,構成了一個復合型的敘事載體,完成了特定時空背景下所凸顯的人文性、地域性、史詩性。

特定的人文性,一部刻入成都人基因的人文印記

在當今的文化意義上,地域文化恰恰包含了一個作家安身立命的東西,它不僅決定了一方區域的氣韻格調,也決定了一方風物情趣。地域文化意識在作家內心的位置,往往決定了作家的創作程度。《崇寧破曉》中濃郁的地域風情和鄉土情調,大大超越了小說故事本身的因果鏈條和時空線性結構,文本在自覺的走向中,呈現出豐富的文化意義和獨特的審美張力。作家周樹安在《崇寧破曉》中,自覺挖掘了歷史深處的川西平原人文印記,在此背景下展開不動聲色的敘述,傳承與深化地域文化構建。小說中地域文化特色非常明顯,除貼門神、守歲、初一吃湯圓、初二回娘家、臘月三十“趕火把場”等地域習俗,還有特定地域物象,如“雞公車”“烘籠兒”“扯痧”“煙絲”“雞腸子路”……書中還有大量的川西地域方言:“啥子”“耙和”“屙屎”“操社會”“整煙”“扯筋割孽”……這些不僅是人物性格和身份的象征,更是地域地理標識。客觀地說,地域寫作是作家血濃于水的故鄉記憶、情感記憶、文化記憶。它不是簡單的民俗民風植入,而是把鄉情民調完全融入文本,與情節共進,與主人公一起脈動,以此提煉升華地域文化精髓。在《崇寧破曉》中,我們看到了地域文化的神秘和傳奇,這是小說可讀迷人的內核之一。

特定的地域性,一幅川西平原的風情畫卷

“越是地域的,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沈從文悲憫而詩意的湘西描繪,才有了中國現代文學中澤被后世的湘西敘事;莫言念念不忘的故土情懷,才有了《紅高粱》系列小說;阿來老師對涉藏州縣的純厚深情,才有了《塵埃落定》問世和傳承……任何時代,“本土言說”都是文學的富礦,作家的使命任重道遠。描述川西風情的文學作品很多,但我覺得遠沒有寫活寫透,彪炳川西風情文學獨特風貌的圭臬尚待時日,《崇寧破曉》的問世是個良好的開端。小說的主角及場景可以說是“地方本身”,地方的江家橋、法華寺、徐家堰、平樂寺……地方的人:書中的主人翁周良、縣長段振聲、婦聯主席柴和祥、民政科長李克已等等,還有解放軍、土匪、農民、地主、婦女、保長、參議員、和尚、煙農……地方的物:回鍋肉、郫縣豆瓣、臘肉、湯圓心子、葉子煙……地方的事:公審大會、槍斃土匪等,書中每一個人物都帶著自己的立場、語言、記憶登場,有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還有生活在時代夾縫中掙扎的“中間人物”。在《崇寧破曉》中,我們讀懂了特定地域的同一性和差異性,這是小說可讀迷人的內核之二。

特定史詩性,一曲成都平原的英雄贊歌

在寫作越來越私人化的今天,任何一部作品的表達,都離不開個人生活的時代和生存場景,反映的都是這個時期地域載體的一個斷面或橫斷面所能展現的社會承載。《崇寧破曉》講述的是真實的革命歷史故事,文本將講述時間放在1950年前后,以崇寧縣為敘事原點,以地方性知識、民俗記憶和民間倫理為根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川西平原舊秩序的崩塌和新秩序的建立為敘事現場,構建了當時川西平原的現實形態。小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發生在崇寧的史事入手,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行解構,張揚地域文化的神奇魅力。故事以社會底層群體為載體,通過他們的生活軌跡:征糧工作隊被圍殺、土匪暴亂、百姓驚懼、武工隊剿匪、公開槍決等革命歷史題材,展示了那個時代的廣闊生活畫卷。在文本表達中,統治者的陰狠殘暴,民間草莽的俠義與肝膽……這里有道義的忠貞,權謀的機變、人心的冷暖。作品以質樸簡約的方言俚語,冷靜而獨特的視角,演繹生活在川西平原男女主人公的悲喜人生,暗示現實生活中的無盡可能性。在《崇寧破曉》的表達中,作家深掘地域文化精髓、民風民俗礦藏的同時,充分體現史詩性。小說在題材的選擇與營構中,始終把焦點凝聚在史實上,最典型的是“二五叛亂”和土地改革。作者在寫作中還將川西平原的歷史掌故、民間傳說等穿插其中,加之優美的語言,歷史、文化和文學的三重疊加,讓枯燥歷史又富于詩意,這是小說可讀迷人的內核之三。

總之,《崇寧破曉》一書傳承與深化的地域文化構建,是一部比較成功的鄉村敘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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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苗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