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男子醫院躺7年半 警方介入

“無名”男子醫院躺7年半 警方介入

在江蘇鎮江句容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11號床，躺著一個沒有名字的人。醫護人員叫他“無名”，這個稱呼，伴隨了他7年半的時光。2018年5月27日的深夜，他因深度昏迷、嚴重低血糖與肺部感染暈倒在路邊，被好心人報警后送醫。醫院開通綠色通道全力搶救，終究保住了他的生命，卻沒能留住他的語言與行動能力——嚴重的低血糖腦病讓他徹底失能，僅剩一雙能轉動的眼睛，成為與這個世界溝通的唯一橋梁。7年半里，沒有家屬尋來，沒有親友探視，他在一張病床上完成了兩千七百多個日夜的“漂流”。直到2025年12月，醫院向社會尋求線索的報道引發關注，警方啟動DNA比對程序，這樁沉默的滯留事件，才將醫療資源分配、個體生命尊嚴與社會救助體系的深層命題，推到了公眾面前。

“無名”的病床，是一面鏡子，照見了醫者的堅守與生命的韌性。每天清晨六點，夜班護士的第一次翻身，拉開了對他細致照料的序幕；七點白班護士接班后，全身擦洗、口腔護理接踵而至；八點醫生查房，精準評估他的生命體征與營養狀況。因喪失吞咽功能，他只能靠鼻飼管攝入營養液；為預防褥瘡與吸入性肺炎，每兩小時一次的翻身拍背從未間斷。近兩萬次的翻身，日復一日的輕聲交談——“刷過牙是不是舒服了很多？”“今天天氣很好”，醫護人員用超越職責的耐心，讓這個沉默的生命保持著體面：面色紅潤，體征平穩，沒有出現長期臥床患者常見的并發癥。“雖然他不會說話，也不能動，但我們知道他是有意識的。”護士任莉的話語里，藏著對生命的敬畏。在“無名”與世界隔絕的時光里，是醫護人員的堅守，為他守住了最后的生命尊嚴。這份堅守，是醫療行業的溫度所在，卻也在無形中，背負了本不該由醫院獨自承擔的重量。

醫院的無奈，是這起事件中最現實的困境。7年半的精心照料，耗費了大量的醫療資源——床位、人力、藥品、耗材，每一項都是稀缺的公共醫療成本。醫院負責人坦言，“無名”的病情早已穩定，繼續占用床位，會影響其他急需救治的患者獲得資源。這并非醫院的冷漠，而是醫療資源供需矛盾的真實寫照。在優質醫療資源本就緊張的當下，一張被長期滯留患者占據的床位，可能意味著另一個生命錯失及時救治的機會。醫院曾多次嘗試破解困局：聯系警方多方排查比對，無果；求助民政部門，因無任何身份信息難以對接；溝通救助站，卻因不具備接收條件而不了了之。在現有制度框架下，醫院成了“兜底者”，卻也陷入了“兩難境地”：既要堅守救死扶傷的天職，保障個體生命尊嚴，又要面對公共醫療資源被長期占用的現實壓力。這種兩難，本質上是個體生命保障與公共資源高效利用之間的沖突，而沖突的背后，是社會救助體系在“無名無姓、完全失能”群體面前的銜接不暢。

“無名”的遭遇，并非個例，而是同類困境的縮影。在全國范圍內，像他這樣因身份不明、無家屬認領而長期滯留醫院的患者，不在少數。他們大多因突發疾病或意外事件陷入失能狀態，無法提供身份信息，成為“被遺忘的人”。這些患者的滯留，不僅讓醫院背負了沉重的經濟與管理負擔，更暴露了社會救助體系的“斷點”。從法律與制度層面看，我國已建立起包括醫療救助、臨時救助、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在內的多元救助體系，但在面對“完全失能+身份不明”的特殊群體時，仍存在銜接縫隙。醫院作為救治主體，缺乏身份核實的專業能力與資源；公安部門的排查比對，在缺乏關鍵線索的情況下難以奏效；民政部門與救助站，因接收條件、資金保障等限制，無法及時承接此類患者的后續安置。多部門之間的協同機制不暢，導致這些患者陷入“醫院不能放、其他部門接不了”的僵局，最終只能長期“寄居”在醫院，消耗著有限的醫療資源。

更深層的追問在于，我們該如何對待“無名”的生命尊嚴？一個沒有名字、沒有親友、無法表達的生命，是否值得被認真對待？答案無疑是肯定的。生命尊嚴的平等，不僅體現在有名有姓的個體身上，更體現在每一個需要救助的生命之中。“無名”的滯留，看似是資源占用的問題，實則關乎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包容度與關懷溫度。7年半里，他無法訴說自己的過往，無法表達自己的需求，甚至無法知道自己是誰。這種“身份缺失”帶來的孤獨，比身體的病痛更令人揪心。警方啟動DNA比對，為尋找他的身份帶來了希望，也讓我們看到了破解困局的可能：通過科技手段打通身份核實的堵點，或許能讓“無名”重新找到自己的名字，找到可能存在的家人。但即便最終無法找到家屬，社會也應有更完善的兜底機制，讓他的后續安置脫離醫院，獲得更合適的照料環境——這既是對個體生命的尊重，也是對醫療資源的合理釋放。

破解“無名者”的病床困局，需要構建多部門協同的閉環救助體系。首先，應強化公安與醫院的聯動機制，將身份核實前置。對于突發疾病或意外導致的失能、身份不明患者，警方應第一時間介入，通過DNA采集、指紋比對、監控排查等手段，全力核實身份信息，為后續救助鋪路。此次句容公安“特事特辦”啟動DNA采集，正是值得推廣的做法。其次，需完善民政部門與救助站的承接能力。針對完全失能的身份不明患者，應設立專門的安置機構或指定定點照料場所，配備專業的護理人員與設備，解決“接收難”的問題。同時，要健全資金保障機制，將此類患者的救治、護理、安置費用納入專項救助資金范圍，減輕醫院的經濟負擔。此外，還可引入社會組織與志愿者力量，為滯留患者提供情感陪伴與心理支持，讓他們在等待身份的過程中，不再孤獨。

在討論醫療資源占用的同時，我們更應警惕一種危險的傾向：將“無名”的滯留簡單歸因為“資源浪費”。生命的價值無法用經濟指標衡量，醫院的天職是救死扶傷，保障每一個生命的基本尊嚴，這是醫療行業的初心，也是社會文明的底線。我們需要反思的，不是“該不該救”，而是“救之后該如何安置”；不是“要不要保障個體尊嚴”，而是“如何在保障個體尊嚴的同時，實現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無名”的7年半等待，恰恰暴露了我們在制度設計上的不足——我們有能力搶救一個垂危的生命，卻沒能為這個生命后續的安置，搭建起完善的橋梁。這種不足，需要通過制度的完善來彌補，而非通過犧牲個體尊嚴來妥協。

隨著DNA比對程序的啟動，“無名”或許即將迎來身份的揭曉，或許仍將繼續等待。但無論結果如何，這起事件都應成為推動社會救助體系完善的契機。我們期待，未來不再有“無名者”在病床上孤獨漂流；期待每一個突發意外的生命，都能在得到及時救治后，獲得清晰的安置路徑；期待醫療資源能在保障個體尊嚴的前提下，實現更高效的利用。正如那句老話所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僅取決于它能創造多少財富，更取決于它如何對待那些最弱勢、最孤獨的生命。

此刻，句容市人民醫院的11號病床，依舊沉默。但這沉默的背后，是對生命的敬畏，是對制度的追問，也是對社會溫度的期盼。愿這一次的關注與行動，能為“無名”的等待畫上一個溫暖的句號；愿每一個生命，無論有名無名，都能被這個世界溫柔以待，都能在需要的時候，找到屬于自己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