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洋：在跨文化舞臺上尋找二胡的新位置

黃子洋：在跨文化舞臺上尋找二胡的新位置

文 / 江寒

黃子洋，這位年輕的二胡音樂家近來以多種姿態活躍于國際音樂舞臺。前不久，我們在幾場音樂活動中接觸到了她的最新動態，但真正引發我持續關注的，是她在這些活動中所展現出的藝術探索方向——她并未選擇固守傳統，或重復國內已有的成功經驗，而是主動將二胡置于西方當代藝術的語境之中，嘗試建立對話。

這樣的路徑思考，在我看來，比她許多其他的獨奏會更具有深入討論的價值。本月初，我們與這位年輕音樂家進行了一次簡短卻極富深度的交流，通過這次面對面的交談，我對她的藝術路徑獲得了更加清晰、也更為本質的認識。我觀察到，她將二胡視作一種具有全球潛能、富于可塑性的音樂語言，并持續嘗試構建多層次、多角度的文化交流，而非將二胡簡單作為中國文化的符號進行單向推廣。

我們也希望借此機會，通過聚焦黃子洋作為青年二胡演奏者在海外所進行的文化交互與藝術嘗試，以及她在這一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挑戰，進一步探討當代民族音樂“走出去”的整體進程，并從她的經歷中觀察這一進程未來可能呈現的機遇與挑戰。

我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她決定將小提琴的《帕格尼尼 24 首隨想曲》改編并搬上二胡舞臺。這并非簡單的技術展示，而是一次對二胡表現力邊界的主動拓寬和證明。這種將二胡的聲音置于西方高難度、結構嚴謹的音樂語境中的“去傳統化”嘗試，顯露出她不同于同齡演奏者的方向性：她很早就意識到，在海外，二胡必須主動打破界限，用國際認可的“難度系數”來證明自身的潛能。

再次與她接觸后，我感受到她明顯的思維轉化。從中國的專業訓練走向 UCL 等英國院校體系，她不再將“傳統”視為唯一的準繩，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可供當代和國際再詮釋的寶庫。

民族音樂家在英國音樂生態中的自我定位

在交流中，黃子洋也分享了她對自我定位的策略思考：作為一位活躍在國際舞臺上的年輕民族音樂家，她希望“介入”而非“展示”。她不希望簡單“搬運”中國聲音，而是主動尋找與當地音樂家平等對話和合作的方式。她希望將自己定位為“文化橋梁構建者”，而非單純的音樂演奏家。她的每一次合作，都是一次主動在更廣闊的藝術環境中學習、適應和回應的過程。

例如，她在倫敦的 “子洋呈現四季”（Ziyang Presents the Seasons) 系列音樂會，就嘗試將二胡與印度埃斯拉杰琴、弗拉明戈吉他等非西方樂器進行融合。這樣的嘗試也展現了她正在積極學習英國的多元文化生態，適應觀眾對跨界音樂的需求，并通過原創項目進行回應。

而她與牛津愛樂樂團合作獨奏維瓦爾第《四季》，則體現了她在中西方音樂合作中的思考。

在這次珍貴的中西方傳統樂器合作經歷中，黃子洋認為思考的核心是如何讓二胡的“氣韻”與西方交響樂的“邏輯”進行嫁接。她獲得的文化理解，是對西方交響體系中聲音平衡、樂器功能性的深層認知。她所作出的調整，則往往是在思考如何讓二胡的音色和音量，在不失其特點的前提下，嵌入龐大的管弦樂織體中。

跨文化音樂身份

黃子洋的可貴之處在于她并不急于“代表文化”，她的目標是尋找最個人化、最有效的表達方式。例如她通過改編《卡門幻想曲》等作品，將傳統二胡的指法和弓法，用于處理西方音樂的句法和和聲，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傳統的重新理解和再激活。

她的思考也體現了當代年輕藝術家的一種對待傳統的態度：傳統不是束縛，而是具備無限潛能的語言庫。

黃子洋也在一次次實踐中不斷加深對室內樂邏輯的理解，在跨文化合作中，她更是在不斷精進對結構節奏、聲音平衡等問題的敏感度。她說“作為一位跨文化的二胡演奏家，我必須理解在室內樂中，二胡不能再像協奏曲那樣，獨奏樂器有時候可以凌駕于一切之上，在室內樂中二胡更需要成為一個平等的對話者。

她正在試圖搭建的，是一座“聽眾理解二胡（的音樂價值）”的橋梁。她通過 Six Arts 的慈善和音樂活動，積極面向公眾，引導聽眾如何從音樂認知、文化判斷力的角度，欣賞二胡在當代世界中扮演的新角色。

挑戰與反思

黃子洋面臨的挑戰，并不僅僅來自藝術家通常會遇到的關于演奏技巧與音樂理解的自我突破要求，更包含了文化交流中無法繞開的真實障礙。從我們以往觀察到的多場音樂交流活動來看，海外音樂家普遍缺乏與東方民族樂器合作的經驗，這常常直接導致排練和磨合上的困難；他們對傳統東方樂器在音色、音量、音域等方面的不熟悉，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合作的呈現效果。

這些現象指向一個客觀現實：在國際音樂語境中，二胡依舊處在需要“重新定義自身角色”的階段。黃子洋的演出也并非每一場都獲得一面倒的溢美之詞，我們同樣注意到，當面對二胡與西方古典樂器之間的交流時，一些音樂評論家與愛好者由于認知背景的局限，也提出了關于配合與協調方面的意見。

對于這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黃子洋也坦言：“在英國演出時，的確時常會遇到因為外國音樂家不熟悉二胡這一樂器特性而產生的整體協調問題。” 她同時補充說：“向我提出意見的樂評人和音樂家其實都是抱著非常包容和建設性的眼光去進行評價的，我非常樂于聽到和吸收這些不同的聲音。它們鼓勵我不斷從不同的視角思考我所進行的藝術實踐，而這些思考，我認為也是文化交流中十分珍貴且重要的一部分。”

黃子洋所面臨的這些挑戰，也正是所有“文化出海”藝術家必然要經歷的磨合過程。而正是這些困難，促使我們與藝術家一道重新反思：如何更清晰地溝通傳統民族樂器與西洋樂器在演奏技法上的差異？如何撰寫更易理解、具有普適性的譜面指示？又如何在更深層次上推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樂展開真正意義上的交流與演變？這些難題不僅構成了她藝術成長中最具批判性的階段，也將是當代音樂家在未來長期需要面對的核心議題。

民族音樂“走出去”的未來

黃子洋的藝術旅程，也是新一代青年民族樂器演奏者在國際舞臺上艱苦而富有價值的努力縮影。她的探索清晰展示了：東方民族樂器不僅在自身文化語境中擁有堅實的詮釋基礎，在世界舞臺上同樣擁有尚待深入發掘的廣闊可能。音樂演奏技巧固然重要，但音樂語言的“開放性”與“表達能力”，卻往往決定了藝術道路能走多遠、能夠與多少不同文化建立持續關聯。

我們十分期待，她未來的項目能夠以更加有力、更加具說服力的方式繼續推動文化交流的發生。同樣，我們也希望看到更多如她一般的中國民族音樂家勇敢走向世界，在雙向且帶有批判性的交流過程中，讓民族音樂語言在全球舞臺上找到新的自我定位，并最終在世界文化景觀中真正“開花結果”。

（來源：中國音樂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