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號避孕套征稅，生育率走低，是怪情趣用品銷量大？

在生育率連續三年下滑、2024年出生人口僅954萬的當下，中國避孕套市場的反常震蕩，絕非簡單的消費數據波動連續4年銷量下滑。

2024年暴跌17%，與情趣用品市場1942.1億元的年銷售額形成尖銳對立。

在我看來，這場“冰火兩重天”的背后，是社會需求迭代、政策戰略轉型與行業價值重構的三重博弈，更是中國社會從“生育控制”向“生活品質”躍遷的戰略縮影。

將避孕套銷量下滑與情趣用品爆發定義為“同一戰略棋盤的上下半場”，才能看清事件本質。

2024年的數據最具說服力，避孕套74.73億只的預測銷量，仍低于78.11億只的產量，行業巨頭杜蕾斯線上份額跌破30%，而情趣用品市場較2019年暴漲63.4%，女性消費者占比首破50%。

這種分裂，在我看來是“需求內核的戰略轉移”當年輕人在訪談中直言生理需求“自行解決”引發熱搜時，其背后是整個年輕群體對兩性關系的認知重構，從“繁衍附屬”轉向“個性悅己”。

更關鍵的是，這一轉變打破了延續數十年的“經濟周期規律”。

2008年金融危機，韓國避孕套銷量增長20%2009年日本經濟低迷，同類產品逆勢增長20%2020年疫情初期，國內銷量環比激增30%。

這些案例印證著“口紅效應”的有效性，但2024年經濟下行中的銷量暴跌，徹底宣告舊邏輯失效。

在我看來，這不是“性蕭條”，而是“性需求的戰略升級”當情趣用品中智能產品滲透率達34%，當64.4%的市場份額被情趣器具占據，傳統避孕套的“單一功能屬性”已無法匹配新需求。

1993年《增值稅暫行條例》將避孕套納入免稅范圍，這一政策延續30余年，本質是配合計劃生育國策的“戰略工具”1988年全國城市已婚婦女避孕套使用率僅13.3%，政策紅利當時更多體現為“供給保障”。

2026年起增值稅的征收，與托兒所、幼兒園服務免稅構成“催生組合拳”，但在我看來，這一政策存在“戰略偏差”。

以50元產品為例，實際稅額僅1.3元，終端漲價壓力微乎其微，廠商真正焦慮的是銷量暴跌77%的需求萎縮，而非稅負增加。

網友質疑“連避孕套都買不起怎會養孩子”，恰恰點出要害政策未觸及生育意愿低迷的核心，經濟壓力與就業焦慮。

第二重博弈，是避孕方式多元化與行業價值的戰略重構。

2023年的數據極具代表性，全國皮埋使用量同比增長46%，口服短效避孕藥零售額增長24%，2025年兩性用品市場中避孕藥占比微增0.03%。

在我看來，這不是“避孕套被替代”，而是其“安全核心價值被忽視”。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數據顯示，我國艾滋病經輸血、母嬰傳播已有效控制，但性傳播仍是主要渠道，而避孕套仍是最有效預防手段。

當行業沉迷于銷量焦慮時，卻忽視了一個關鍵，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400萬女性避孕需求未滿足，中國Levo plant皮埋產品出海后避免130萬例人工流產，這為避孕套企業提供了戰略出口。

避孕套行業的破局關鍵，在于跳出“避孕工具”的單一認知，構建“安全+體驗”的戰略組合。

短期看，可依托情趣用品的流量紅利，推行“情趣器具+安全套”的捆綁銷售，將安全認知從“說教”轉化為“場景賦能”長期看，需復制皮埋產品的出海邏輯，瞄準東南亞、非洲等需求缺口市場，通過國際認證打開增量。

更重要的是技術升級開發具備健康監測功能的智能避孕套，適配“悅己+健康”的新需求，這才是行業轉型的戰略核心。

回到開篇的問題，生育率走低，避孕用品為何銷量不大？答案已清晰，不是需求消失，而是行業未能跟上需求的戰略升級。

政策的“催生組合拳”需要配套經濟托底的戰略支撐，行業的突圍需要跳出傳統認知的戰略重構，這場市場震蕩，在我看來標志著中國社會從“生存型生育”向“品質型生活”的戰略跨越。

當避孕套企業能將安全價值與悅己需求精準聯動，當政策能直擊生育焦慮的核心痛點，所謂的“銷量低迷”終將轉化為行業升級的戰略契機。

這，正是這場博弈留給我們的最深刻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