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全球半導體龍頭——臺積電是如何創立的？

近日，有一段關于臺積電創立始末的視頻被網友熱傳，這段視頻是臺灣知名媒體人陳文茜昔日在TVBS節目中的一段話，她談到了王永慶投資和張忠謀創立臺積電的始末。

陳文茜表示，1973年，臺灣面對石油危機的經濟挑戰，交通大學促成潘文淵回臺，其后促成了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成立，為半導體產業埋下伏筆。1985年，張忠謀與李國鼎攜手，克服資金難題，借助交通銀行與飛利浦等投資者的支持，成功創立臺積電。王永慶基于對蔣經國的信任和對臺灣利益的考量，雖對半導體不甚了解仍選擇投資，體現了臺積電成功背后的關鍵因素。臺積電的上市與后續發展，是天時、地利、人和（人力資本及戰略投資）的合力，確立了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的關鍵地位。

借此契機，就好好講一講當今世界半導體龍頭——臺積電的由來。

臺積電的誕生，本質上是政府推動形成的重大投資項目

臺積電成立于1987年2月，彼時臺灣尚未完全解除戒嚴。當時的臺積電，并不是今日人們想象的那種“純粹市場化的民間企業”。它源自臺當局經濟主管部門的長期產業規劃，是一次典型的政府主導型投資案。

為了避免受到國營企業框架限制，官方股權被人為壓低在50%以下，但實質上從規劃到落地，均由公部門主導。同時，在公司成立后，臺灣經濟部門在日常經營上并未進行過多干預，因此企業得以保持效率。

臺積電成立后 35 年的成功，與張忠謀的經營能力密不可分。但如他本人多次所言：他是“專業經理人”，并非從零白手起家的創業者——也就是說 臺積電不是自發成長的民營企業，而是政府推動的產業計劃產物。

1987 年成立的臺積電，是臺灣工研院電子所孵化出的第二家半導體公司。更早的 1980 年，第一家衍生公司聯華電子（UMC）就已誕生；而工研院更可追溯至 1973 年。換言之，在臺積電出現的 20 多年前，臺灣經濟主管部門就已經開始推動半導體產業的長期發展。這一切都是典型的“前瞻性產業政策”。

1945 年戰后初期，臺灣經濟仍高度依賴農產品出口。經過 20 多年的工業化政策，到 1970 年，臺灣出口結構已明顯工業化。

但在紡織、鋼鐵、石化等基礎工業完成布局后，“下一步做什么”成為臺灣經濟部門的重大憂慮。“20 年后臺灣有什么新興產業？”成為當時決策層不斷討論的問題。

當時，美國的電子信息產業正快速崛起，因此被視為潛力巨大的新領域。在經濟部長李國鼎、孫運璿等人的推動下，工研院成立、RCA 技術引進計劃實施，臺灣半導體路線正式開啟。

但過程中，每一步幾乎都遭遇巨大阻力：工研院的設立被反對、推動 IC 產業被質疑、臺積電的成立更曾遭嚴重反對。但這些官員仍堅持推進，這才讓臺灣走上電子工業路線。

1970 年代開始，臺灣經濟部門已經明確要推動高科技產業。1973 年，工研院正式成立，并隨后成立負責半導體研發的“電子中心”（后更名為電子所）。

1976 年，工研院團隊赴美國 RCA 全面學習芯片制造技術，最終在 1980 年將晶圓廠從電子所獨立出來成立聯電。

隨后臺灣繼續推出第二階段 VLSI（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這就是臺積電的直接基礎。

因此：臺積電不是偶然誕生，而是長達十多年產業計劃的延續性成果。

在這個過程中，臺灣并不在意“是否公營或民營”，而是優先考慮“怎樣更有效率、更有競爭力”。這是典型的“發展優先”導向。

1985 年 8 月，張忠謀來到臺灣擔任工研院院長。上任才兩周，李國鼎便要求他規劃并成立一家新的 IC 制造公司——這就是臺積電計劃的開始。

張忠謀曾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臺積電。”

張忠謀在德州儀器長期擔任高管，享有國際聲譽，被臺灣方面視為推動半導體產業的理想人選。

而 1984 年起，一批從美國回臺的芯片設計團隊已要求臺灣官方建立專門的代工廠，但當時市場規模不足、風險極高。正是在這種關鍵時刻，張忠謀提出了劃時代的“純晶圓代工模式”（也就是今天的 Foundry 模式），徹底改變全球半導體產業格局。

最終，臺當局以官方股權 48.3% 的方式成立臺積電，并邀請飛利浦等外資參與投資，才使資金籌措順利完成。

臺積電的誕生也與全球華人工程師網絡密切相關。許多留美華人專家（例如早期的 TAC 顧問委員會成員）在選擇技術方向、評估合作對象等方面提供關鍵意見。

當時的工程人才，大多來自民國時期大陸本部的理工教育體系，如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的師生群體在 1949 年后陸續在臺復校，也為臺灣科技產業提供了大量工程師。

從 1950 年到 1970 年，臺灣累計培養超過 3 萬名工程科系畢業生，為后續科技產業奠定了人才基礎。

發展經濟學長期討論外資對本地發展的利弊。而臺灣及東亞經驗表明：外資是否有利，并不取決于外資本身，而在于政府是否具備能力按照本地產業戰略主動利用外資。

在籌建臺積電時，官方希望引進一家國際大廠以增強臺積電的技術實力和商業可信度。最終，飛利浦同意出資入股，并帶來了專利、制程與國際信譽。

這也說明：外資的作用必須嵌入本地政府的產業政策，才能真正推動本地企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