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2025年度十大人物揭曉，梁文鋒、杜夢然等人上榜！

《自然》年度十大人物（Nature’s 10）每年從全球的重大科學事件中評選出十位人物。

《自然》年度十大人物榜單集中了今年的科學里程碑以及其中舉足輕重的人物。這十位人物和他們的同事一起做出了了不起的發現并提醒公眾關注至關緊要的問題。《自然》十大人物不是一個獎項或排名。這十位人物由《自然》的編輯選出，他們的故事代表了今年發生的重要科學事件。

Susan Monarez

公共衛生守護者

這位美國疾控中心主任上任僅一個月即遭解職。

當Susan Monarez宣誓領導美國最重要的公共衛生機構——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DC）時，這個國家的眾多研究人員都松了口氣。

Monarez是一位微生物學家、免疫學家，近20年來都是政府的無黨派科學家。她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時，意外地無人提出質疑。但在8月，Monarez僅就任不到一個月便遭免職。在9月一次氣氛緊張的國會聽證會中，她作證說：“我因堅持科學誠信原則而遭解雇。”

在這一年里，美國官員取消了數千項科研撥款，解雇了數以百計的政府研究人員，凍結高校資金，并史無前例地削減了經費規模。

“Susan一直堅持用證據服務國家，并認為這高于一切。”流行病學家、美國布朗大學流行病中心主任Jennifer Nuzzo說，“Susan做的是所有自尊的科學家都會做的事。沒有哪位自重的科學家會不審查科學證據，只把自己當作橡皮圖章。”

美國疾控中心的掌舵者未定，前途不明，但Monarez真摯祝福下一任領導者。這個崗位有“內在的政治性，但不意味著它必須服從于政治。”Monarez 在10月的一次采訪中告訴《自然》，“疾控中心太過重要，不能輕言放棄。”

Achal Agrawal

撤稿偵探

這位科學家不惜付出個人代價，勇于揭露印度大學的撤稿率。

在Achal Agrawal的一次講座中，一位學生在和他討論研究計劃時講到自己曾用軟件改寫已發表的論文。Agrawal指出這屬于剽竊行為，但學生拒不承認，表示他最后的論文通過了大學的查重。“我太震驚了。”現為印度一名自由數據科學家的Agrawal說道。

2022年末的這次遭遇讓Agrawal 意識到學術不端已經變得根深蒂固，也堅定了他解決問題的決心。一個月后，他從大學離職，并致力于提升印度社會對違反科研誠信的認識。這份無償工作把他推到了印度學術激勵機制的議論中心。

今年，Agrawal等人的努力推動了一項里程碑式的政策變化。印度的國家高等教育機構排名框架（NIRF）每年對高校開展評估，這能影響學校獲得的資助。8月，印度政府宣布將對撤稿過多的機構實施處罰。這一舉措在該體系中尚屬首次。

以往排名只獎勵發表數量，而不顧質量。“他致力于證明當前關注的指標是錯的。”英國薩里大學的生物醫學科學家Matt Spick說。但這些進展也讓Agrawal付出了高昂代價。他找不到工作，并面臨一所私立大學對7名IRW成員的訴訟。但他仍在堅持，并從今年開始為高校舉辦提高科研誠信意識的研討會。他指出，最終目標是推動問責制，幫助機構采取行動。

Tony Tyson

望遠鏡先驅

這位物理學家是新啟用的薇拉·魯賓天文臺的背后“先知”。

今年早些時候，Tony Tyson得以一窺智利全新的薇拉·魯賓天文臺拍攝的首批圖像——這是他從30多年前就開始構想的項目。在他和團隊耗費數月排除望遠鏡的軟硬件故障后，數以千計的星系清晰顯現。“知道設備正常運轉是一回事，但親眼所見又是另一回事，”他說，“看到圖像的時候我‘哇’地叫了出來。”

薇拉·魯賓天文臺坐落于安第斯山脈，很快將用全球最大的數字相機對南天球拍攝連續影像。它將繪制宇宙不可見暗物質的3D分布圖，探測數以百萬計的脈沖或爆發恒星，并發現可能威脅地球的小行星。

這個天文臺采取了史無前例的設計，造價高達8.1億美元，無異于一場豪賭。就職于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物理學家Tyson 說：“這是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而我們愿意冒這個險。” 英國愛丁堡大學天體物理學家、蘇格蘭皇家天文學會的Catherine Heymans說：“如果不是他的遠見卓識和排除萬難的決心，就不會有今天的魯賓天文臺。”

2000年，Tyson成為首批使用‘弱引力透鏡’技術揭示暗物質存在的科學家。1990年代初，他與他當時的博士后、物理學家Gary Bernstein打造的數字相機安裝在智利的一臺美國望遠鏡上，成為1998年發現暗能量的重要工具。此時Tyson便有了魯賓天文臺的概念，并在2000年首次提案主導該項目，直至主鏡完工。

如今，年屆85的Tyson仍未放緩腳步。他期待這臺望遠鏡能對宇宙進行最大規模的弱引力透鏡觀測，更預言它將揭示驚人發現：“大概率會帶來顛覆我們認知的宇宙奧秘。”

Precious Matsoso

疫情談判家

首個全球大流行病協議——和締造它的女性。

2025年的很多時刻，世界仿佛就要分崩離析。但在4月16日凌晨2點的日內瓦，卻出現了一絲團結的曙光。世衛組織190多個成員國就首份全球大流行病協議的草案達成了共識。這一成果歷經三年多的艱苦談判，為全球如何預防、準備和應對下一次大流行病制定了指導原則。“我非常激動，欣喜不勝。”擔任談判機構聯合主席的Precious Matsoso當天早晨說。

談判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制定比應對COVID-19大流行更公平的方案。SARS-CoV-2病毒傳播與變異樣本及數據的開放共享，促進了救命療法和藥物的研發，但這些獲益并未在各國間公平分享。低收入國家被迫苦苦等待救命藥物，而高收入國家被指過度囤積。

作為全球衛生領域的資深專家，Matsoso盡職盡責地引導時而激烈的談判。她運籌帷幄，推動各方妥協，亦為談判注入溫情與獨創性。她曾為與會代表演唱披頭士樂隊的歌曲“All you need is love”。她說：“我使出渾身解數，只為了最終達成協議。”

這場談判感覺“就像全程沖刺地跑完馬拉松”，Matsoso說。我們背負著艱巨的任務，而且要盡快抵達終點。盡管沒有人想再經歷疫情，但一旦危機來臨，Matsoso樂觀地認為世界會比上一次應對得更好。“我希望幾十年后人們回頭來看時會說，‘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

Sarah Tabrizi

亨廷頓病的幕后英雄

這位神經學家領導的臨床研究能救治這一毀滅性的大腦疾病。

9月初的一次視頻會議上，倫敦大學學院亨廷頓病研究中心主任Sarah Tabrizi第一次見到了她和其他亨廷頓病研究者追逐數十年的數據。翔實的證據表明，一種靶向基因的療法可以延緩這種神經退行性腦部疾病的持續惡化。她說，看到數據前，“我還在擔心，也許癥狀出現時已錯過了治療時機。”但這些證據有力證實了治療這一罕見遺傳病的窗口仍未關閉，從而有機會進行有實質意義的疾病修飾干預。

Tabrizi是該試驗的首席科學顧問。這一基因療法名為AMT-130，由荷蘭生物技術公司uniQure研發，利用一種無害病毒將基因片段遞送到受損腦區，關閉異常突變亨廷頓蛋白的合成通道——這種蛋白會逐漸摧毀腦細胞。

該臨床數據組不大，只有12名患者接受了高劑量治療。治療也是侵入性的，需要長時間的腦部手術。但結果相當驚人。治療將衰退速度延緩了75%，分子證據也印證了臨床獲益：受試者腦脊液中與死亡腦細胞有關的一種蛋白的水平下降，與典型的疾病進展表現正相反。

AMT-130如今被視為亨廷頓病治療的希望，盡管監管機構可能還要更多數據才能評估其上市許可，但人們對其背后的科學原理興趣高漲。Tabrizi的關注點不僅在于治療亨廷頓病，她還在研究如何預防亨廷頓病。1月她的團隊發表了一項研究，希望能為早期干預提供依據（R. I. Scahill

et al. Nature Med.

杜夢然

深淵勇士

一名中國研究員發現了地球上最深處的動物生態系統。

從海面下逾9公里的“奮斗者”號潛水器向外望，杜夢然知道她正見證著新的科學紀錄。“奮斗者”號照亮了一片欣欣向榮的生態系統，在這里，幽靈般的毛足蟲“徜徉”在血紅的管狀蠕蟲群落中。

杜夢然和她的同事探索的是“海斗深淵”（hadal zone）——深度超過6公里的海洋最底層。在千島-堪察加海溝底部，杜夢然和她的團隊在2024年的深潛任務中發現了地球上已知最深的動物生態系統，相關論文于今年發表（X. Peng et al. Nature645, 679–685; 2025）。

“作為一名深潛科學家，我對深淵海溝的未知世界充滿好奇，”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的地球科學家杜夢然說道，“了解未知的最佳方式是親自前往，用心體驗和感受，并親眼看看海底世界。”

“夢然為這些探險做出了卓越貢獻，”隨行下潛的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副所長彭曉彤表示，杜夢然的海岸研究經歷，讓她能在物種不離開海底化學合成群落的情況下鑒定它們，這個重要技能可以確定發現的意義。“她對深海科研抱有極大熱情，這也是我們能在海底發現如此神奇景象的原因之一。”

杜夢然希望能更多地潛入這個黑暗世界，發現它的秘密。潛水器的狹小空間或許會讓一些人感到幽閉恐懼，但杜夢然總是迫不及待，并把它比作一個“能帶你進入不同大門，通往新世界”的時間機器。

Luciano Moreira

養蚊人

這位科學家正在培育億萬只蚊子，只為對抗巴西的疾病。

巴西庫里蒂巴工業園區的一家大型工廠里有一個恒溫房間，房間里的網籠培育著數百萬只埃及伊蚊。這個工廠每周能生產逾8000萬只蚊子卵。這項工作由Luciano Moreira領導，這位輕聲細語的農業工程師和昆蟲學家在7月開設了這家工廠，以抗擊巴西國內的蚊媒疾病。

這家工廠的蚊子感染了沃爾巴克氏菌，這種細菌能遏制有害人類病原體的傳播。它們的后代在巴西各城市被釋放，以控制登革熱的擴散——登革熱是一種主要由埃及伊蚊傳播的致命病毒性疾病。

“他的成就不僅在于學術研究和用實驗證明模型的有效性，還在于說服政治官員采用這項技術。”巴西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的分子昆蟲學家Pedro Lagerblad de Oliveira說，“這種本事不是任何科學家都具備的。”

這家蚊子工廠每周需要70升以上的人類和動物血液，其目標為每年培育50億只感染了沃爾巴克氏菌的蚊子，Moreira說。他婉拒了其他國家的請求，全力滿足巴西城市的需求，這里去年有6300多人死于登革熱。這家工廠現有75名員工。“他們都很盡職，因為我們的理念一致，就是努力改善人類健康，”Moreira說，“我很高興看到我的追求能乘以75。”

梁文鋒

技術破局者

在投資界一舉成名后，這位中國金融奇才成立了DeepSeek，并發布了一款顛覆性的AI推理模型。

今年1月，來自中國的一則消息震驚了AI界。DeepSeek公司一夜之間推出了其強大但平價的R1模型——即刻證明了美國在AI領域并非許多專業人士所認為的那樣領先。這一爆炸性消息的背后是40歲的梁文鋒，這位前金融分析師被認為利用AI算法從股票市場掙得了數百萬美元，并在2023年運用這筆資金在杭州成立了DeepSeek公司。

梁文鋒出生于廣東省的一個村鎮家庭，父母都是小學老師。2010年在浙江大學取得了工程學碩士學位，畢業論文是關于設計算法跟蹤視頻中的物體。他很快將他對AI的熱愛應用于金融市場，并于2015年聯合創立了幻方（High-Flyer）量化基金公司，該公司2023年“孵化”出了DeepSeek。

當時，中國的大語言模型（LLM）開發正遇到瓶頸。美國出口管控禁止中國企業向美國芯片制造商英偉達（NVIDIA）采購圖形處理器（GPU），這是一類用于訓練LLM的強大計算芯片。但梁文鋒早有準備。前十年里，他出于好奇心購買了１萬張英偉達（NVIDIA）的GPU，想看看這些芯片能如何用于研究。他曾在采訪中將此比喻為家里買鋼琴：“一來買得起，二來是因為有一群急于在上面彈奏樂曲的人。”

為了體現對透明度的堅持，DeepSeek在9月發表了構建和訓練R1的過程，使該模型成為首個接受同行評審的大型LLM（D. Guo et al. Nature645, 633–638; 2025）。通過公布這一“配方”，DeepSeek教會了其他AI研究人員如何訓練一個推理模型。

DeepSeek公司在招人時更看重個人潛力，而不是經驗值（DeepSeek R1論文的一位作者還在上高中），公司內部也沒有嚴格的等級制度，研究人員可以決定自己想做什么。梁文鋒等中國科技從業者認為，DeepSeek已成為中國從“模仿”向“原創創新”轉型的一個標志。

Yifat Merbl

抗菌肽探員

這名科學家在細胞垃圾中發現了免疫系統的一個新機制。

偵探總是能從垃圾堆中找到重要線索——系統生物學家Yifat Merbl也從這種方法中受益匪淺。當她和團隊在研究名為蛋白酶體的細胞回收中心時，意外發現了免疫系統的一個新的成分。“以前我們之所以沒能發現它，”Merbl說，“是因為我們沒有去翻細胞的垃圾桶。”

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的辦公室里，她舉起了一個蛋白酶體的藍色塑料模型。這是一個空心的圓柱結構，其功能看似簡單：蛋白質進入腔內后被粉碎，再以較小的肽段離開。但這種機制卻異常精密。這個空心結構由20多個蛋白質亞單位組成，且與許多調節帽有關聯。如果最終目的只是切割蛋白質，Merbl問道，有必要搞這么復雜嗎？

Merbl和團隊通過質譜分析在許多細胞內發現了蛋白酶體產生的肽。他們隨后利用公開數據庫將這些肽的序列與已知功能的肽段進行對比。他們發現，許多與已知能消滅細菌的肽段相符。團隊根據一個算法鑒定出其他含有抗菌性序列的肽段。

當Merbl和同事用計算機模型將全部人類蛋白質切割成所有可能的肽段時，他們發現了超過27萬個可能的抗菌肽。該團隊找到了一種看似全新的免疫防御機制。進一步實驗顯示，當細胞感染細菌后，蛋白酶體會將其調節帽換成能促進抗菌肽生成的那一種。這是第一道防線，Merbl說，其運作獨立于免疫細胞的激活。

研究結果于3月發表（K. Goldberg et al. Nature639, 1032–1041; 2025），耶魯醫學院的免疫學家Ruslan Medzhitov說，“有些事情我們以為已經很熟悉很了解了，但突然間，有人從中做出了完全意想不到和令人振奮的發現。”

KJ Muldoon

奇跡寶貝

僅6個月大的KJ Muldoon嘗試了首個高度個性化的CRISPR基因編輯療法。

對于力圖挽救KJ Muldoon生命的科學團隊來說，這個寶寶的最初代號是“病人Eta”。短短幾個月里，KJ就成了接受基于個性化CRISPR基因組編輯療法的第一人，他的名字和可愛笑容也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報刊和電視。

2024年8月出生后不久，醫生就發現KJ睡得太多、吃得太少。經過各種測試，他們確定KJ得了一種超罕見的遺傳病，名為氨基甲酰磷酸合成酶1（CPS1）缺陷癥，這種疾病會破壞身體處理蛋白質的能力。

美國費城兒童醫院的兒科醫生Rebecca Ahrens-Nicklas是KJ的醫生，她在考慮另一種辦法——修改KJ肝內的缺陷酶。她和美國佩雷爾曼醫學院的心臟病學家Kiran Musunuru有一個大膽計劃：將根據獨特DNA序列定制的基因編輯療法用于治療罕見遺傳病患兒。而KJ成了他們的第一位病人。

團隊使用了CRISPR基因組編輯的分支——堿基編輯——來靶向并糾正這個致病突變（K. Musunuru et al. N. Engl. J. Med.392, 2235–2243; 2025）。這種高度個性化的編輯療法從未如此迅速地問世；KJ在身體被氨擊垮前可能只有幾個月的生命。

最終，一支大型產學團隊讓一切成為可能。盡管可愛的KJ“迷倒”了所有醫護人員，但Musunuru和他的實驗室成員卻不愿了解他的任何個人信息，就連他的真名也不想知道。“我們肯定會遇到‘做還是不做’的關鍵時刻，”Musunuru說，“我們必須對數據保持絕對客觀。”

出生后住了307天醫院的KJ終于在6月回家了。KJ出院后繼續突破多個發育大關：吃輔食、學走路。“他總是笑盈盈的，”他的媽媽Nicole Aaron說道。

附注

現代科學研究是由團隊——且往往是大型團隊——合作完成的，然而科研世界也充滿了個人發揮影響的故事。《自然》年度十大人物（Nature’s 10）并非一個獎項，也不是全球前十排行榜，它是對今年重要科學進展、事件以及其中一些關鍵人物和他們同事的記錄。十大人物由《自然》編輯選出，集中了影響2025年一些最重要科學事件的個人。

原文以Nature’s 10:Ten people who helped shape science in 2025標題發表在2025年12月8日《自然》的新聞版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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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8/d41586-025-03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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