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6日,隨著蘭州戰役落幕,蘭州這座城市徹底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當天,解放軍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10多萬市民擁上街頭,載歌載舞歡迎自己的隊伍。彭德懷同第一野戰軍其他首長以及邀請來的各界代表、各民眾團體代表檢閱了游行隊伍。
會餐結束后,彭老總并沒有休息,而是繼續召開了軍隊干部會議,總結經驗教訓,布置蘭州戰役后的行動,并同蘭州的各族各界人士座談,商議甘肅的建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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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蘭州尚有一件刑事案件,頗引民眾關注,因為那時有不少民眾都為此案的案犯求情,希望當局能從輕處理,隨后該案經過人民政府重審后,將還關在獄中的同案犯赦免,此案這才告一段落。
這起案件就是蘭州在解放前最馳名的一件刑事案件——盛世才岳父全家遇害案、盛世才家族血案(又稱“1949年蘭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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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7日上午,蘭州市郊滅火隊,一個叫劉海清的廚師氣喘吁吁的跑來報案,聲稱他的雇主邱家“走了水”。
滅火隊聞訊,立即趕往位于蘭州市左公東路六十九號的邱宅滅火。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邱宅的火其實并不大,只有屋子里面隱約可見火光,濃煙滾滾,滅火隊幾個人兩三下就把火撲滅。
等到煙散盡后,眾人立刻看到了驚悚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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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家宅子里的家具凌亂的擺放著,木質家具的下面還墊著棉被、衣服等物,一股濃重的汽油味散發出來。人們在清理現場混亂的雜物后,發現有數具血肉模糊的尸體。
經過在場的人辨認,發現是邱家人這才意識到,是兇手殺了邱家人以后,故意縱火,企圖毀尸滅跡,但因為火是從屋子里著起來的,加上門窗緊閉不通風,這才沒燒起來。
案子立刻引起了蘭州市公安局的關注。
不過,在了解案件之前,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盛世才岳父家。
盛世才的岳父、邱家的家主邱宗俊原來是遼寧遼陽人,小學教員出身,后來因為不甘于人后,積極鉆營于軍閥政客之間,妄圖飛黃騰達。
張作霖在二十世紀初發達之際,邱宗俊在老張手下任職,因善察言觀色,深得郭松齡信任,所以邱在東北軍之中地位急劇攀升,因邱本就善于鉆營,所以在他一手安排下,兩個女兒都嫁給了當時東北軍的軍官。
邱的大女兒邱毓英嫁給了汪鴻藻,二女兒邱毓芳嫁給了盛世才。
當然,邱宗俊也不會想到,自己這個選擇后來會要了自己的命。
不過,隨著后來郭松齡反奉失敗,邱宗俊也失勢,同時參與郭松齡反奉的盛世才也不得不離開了奉軍,并赴日留學。
1927年,盛世才回國后,投靠了蔣介石。1929年,新疆督辦金樹仁派人到南京延攬軍事人才,盛世才被推薦前往,任新疆軍官學校戰術總教官。
因金樹仁統治新疆頗為殘暴,引發軍政動蕩,而在這個過程中,盛世才因多次率軍作戰取勝,贏得了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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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新疆“四·一二“事變爆發,新疆的東北義勇軍和歸化軍聯合倒金,金樹仁去職,倉惶逃離省城,盛世才率軍回師迪化,被各方推舉為新疆臨時邊防督辦;教育廳廳長劉文龍被推舉為新疆臨時省主席。
同年12月,盛世才以劉文龍涉嫌謀叛,將其與其全家軟禁,迫令其辭職,而指定年邁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為省主席。
從此盛世才掌握了新疆最高統治權。
作為盛世才的岳父,邱宗俊也帶著全家一起到了新疆,在盛世才的扶持下,出任了各實權職務,但邱宗俊本身出仕,只為升官發財,平素好欺壓民眾,因此在新疆很不得人望。
客觀上這也為他后來慘遭殺害埋下伏筆。
2
1949年5月17日上午八時許,蘭州市警察局接到報案后,局長郭莊立刻就安排本局刑警大隊長范宗湘趕往案發現場。
根據范宗湘的回憶,他是到了案發現場以后,才知道去的是盛世才的岳父邱宗俊家。
因為涉及到了要緊的人物,就在警察局勘察現場之際,蘭州各個部門的頭頭也都趕往案發現場。
蘭州市警察局勘驗了現場以后,一共清理出了十一具尸體。分別是盛世才岳父邱宗浚、其子邱定坤(邱毓熊)、兒媳費伯萍以及邱定坤二子一女(邱光華、邱光銳、邱光麗)、司機畢殿俊、保鏢何德源、何德發兄弟、水夫郭石發以及現場唯一一個外人,時任商業銀行會計主任、邱宗俊的好友陳宗實。
當時,兇案現場的墻上有兇手行兇后寫的一行字“二十年冤仇一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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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家唯一幸存的人,是邱定坤長女邱光慈,當時年僅13歲,因患有扁桃炎住院。而邱宅的保姆宋嫂因為陪著邱光慈住院得以幸免。
因為該案過于慘烈,邱光慈一直到后來離開蘭州,都不知道自己全家幾乎都被害了。
邱家因為是國民黨高官家庭,所以在案發后引起了各方重視。
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郭寄嶠也出于社會治安考慮,也下令要求必須盡快破案。
當時,已經逃到臺灣的盛世才聽聞噩耗,也十分震驚,他寫信給馬步芳(時任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希望他能看在以往交情的面子上,親自出面干預此事。
有了上面給的壓力后,范宗湘不敢怠慢,立刻集合警局里的人手全部趕往案發現場,并同時派人到醫院仲,保護此案唯一的活口邱光慈。
警察局勘察現場后發現,邱宅的門鎖并沒有被撬動的痕跡,院墻也沒有翻越的痕跡,因而初步懷疑是內外勾結犯案。
應該指出的是,警察局之所以如此推測,和解放軍大軍臨近有很大關系。
盛世才因為早年在新疆統治期間施行殘酷統治,自從1944年失勢后,當年就遇到了與他有仇怨的東北軍義勇軍舊部尋機刺殺他的事情,一直處在惴惴不安中。
特別是到了1949年以后,隨著解放軍不斷進軍西北,盛世才就更加惶恐,他為此給岳父寫信,希望他們盡快離開蘭州,將來考慮在香港或者臺灣定居。
當時盛世才這些信后來也被警察局搜出,其中還有這樣一句話:
“離蘭時宜極力保密,免被仇人暗算。”
“請全家早來臺灣,避免將后為共產黨及仇人所害。”
有意思的是,面對女婿再三催促,邱宗俊卻顯得頗為平靜,甚至他都沒打算離開蘭州:
“晉庸(盛世才字)賢婿:來函閱悉,余現下無力他遷,祇可在蘭州聽天由命去吧!舍下均安康,全體亦強,希勿念。”
這封信因為并未發出,同樣被警察局搜出。
總而言之一句話,邱宗俊全家被他的仇人殺害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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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邱定坤夫婦
更重要的是,因為邱宅的負責警衛的副官齊雨田也下落不明,警察局綜合來看,初步判定是外來的兇手勾結齊雨田犯案。
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馬步芳和省、市黨、政、軍巨頭們的催促下,省會警察局成立了邱案“破案委員會”,成員由當時蘭州警察局以及下屬分局頭腦,范宗湘所領導的刑警大隊也成立了“特高組”,并調集精干力量,專門來破此案。
特高組根據現場的情況以及證物分析,提出了三種假設:
一、仇殺,因為案發現場有兇手遺留的一行字“二十年冤仇一夜平”。
二、財殺,因為邱家過去多年通過各種手段,累積了不少財富,案發后根據現場勘驗以及賬本比對,發現邱家少了不少財物。比如金條、金磚以及各類飾物、衣服、古董等等。
三、情殺,死者兒媳費伯萍遺體衣衫凌亂,似乎是有過被侵犯的跡象,加之案發現場還發現了邱定坤、費伯萍的信,夫妻倆生活作風都很糜爛,不排除情殺的可能。
總而言之,蘭州市警察局為了破獲此案,幾乎調動了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通過交通部門掌握出入蘭州市各處交通要道,嚴防兇犯以及邱家丟失財務外流的情況,重點摸排與邱家有關系的人,特別是齊雨田的下落。
3
針對邱宗俊一家遇害案,蘭州市警察局查了一個月,期間毫無收獲。
蘭州市警察局在最初案發后一個月,拘傳了約40余人,這其中包括一大批在新疆的東北人,原來盛世才的老部下以及一些原來跟盛世才、邱宗俊有仇怨的人,根據范宗湘回憶,這里面甚至還有一個共產黨員江浩工程師。
可查了一圈下來以后,發現這些人都沒有作案嫌疑,只好作罷,就連江浩后來也是以嫌疑犯的身份被保釋出獄。
蘭州市公安局認為,此案之所以難以調查,有些客觀因素不容忽視。
一方面是因為戰爭逼近的關系,調查僅局限于蘭州境內,給案件調查平添了很多難度。另外一方面是因為邱宗俊一家被謀殺,本身存在很多可能,報仇殺人、政治謀殺、搶劫錢財都有可能,也因為不是單純的圖財害命,犯罪嫌疑人不急于銷贓,所以很難抓住總計。
另外還有一個很深層次的原因,就是盛世才以及邱家本身仇家眾多,甚至就連老百姓家庭對其也恨之入骨,所以在案發后,當地老百姓似乎也可能會提供某種便利掩護。
就在范宗湘頭痛的時候,事情卻迎來了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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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范宗湘著,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邱宅大血案》
1949年6月16日,一個義務情報員王永杰向范宗湘密報,有人在市面上偷賣羚羊角,而且報價很低,因為羚羊角價值不菲,運到國外價格堪比黃金。
根據王永杰提供的線索,范宗湘想起邱家在血案后丟失的財物中有54兩羚羊角,所以兜售的人應該是急于脫手,所以才以極低的報價出手。
范宗湘提前安排人埋伏,果然在蘭州中華路老鳳祥金店抓住了人。
經審訊得知,兜售羚羊角的人名叫梁天合,綽號“小狗子”,此人本就是一個無業游民,根據他的供述,羚羊角不是他的東西,而是他的一個朋友張占生的。
張占生是個木匠,家住蘭州廟灘子李家灣13號。
范宗湘大喜過望,一個以木匠為生的人,如何能得到價格堪比黃金的羚羊角呢?
次日下午,范宗湘親自帶隊抵達張家,將張占生捕獲,更令人驚喜的是,在張占生家里,還發現了邱家血案遺失的一批財物,比如費伯萍的一些金首飾。
一開始,張占生還不愿意承認,但他本就是個市井小人物,面對警察的嚴厲盤問,根本就頂不住,很快就交代了所知的情況。
原來就在1949年5月16日晚,張占生一個在新疆一同做過木匠活的劉玉山找到他,說要他幫一個忙,當然,說是幫忙,其實就是叫張占生防風。
當天晚上,劉玉山帶著幾個人乘坐卡車來到邱宅,在叮囑張占生看好門后,隨即進入邱宅,隔了一會兒的功夫,劉玉山幾人走出來,并把部分財物交給他,讓他守住秘密。
考慮到張占生可能說謊,特高組對張占生采取疲勞審訊的辦法,但張占生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句話,甚至到后來,為了能休息,張占生還胡亂的編造了一個一二十人的名單,使得警察局走了段彎路,平白造成了許多驚擾。
后來,蘭州市警察局搜索張占生家,又搜出了大批邱家失竊的財物,這其中還有劉玉山發給張占生的電報:
“張占生,我已抵張掖,存物千萬勿動,侯我來處理。”
劉玉山也萬萬沒想到,張占生會如此貪婪,先一步兜售這批東西,結果造成自己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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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范宗湘著《一個舊警官眼中的蘭州》
1949年6月20日,范宗湘親自率領一批老練的警察趕赴張掖,并最終在兩天后,將躲在此地的劉玉山抓獲。
劉玉山大概心里清楚,自己此去兇多吉少,因此叮囑新婚的妻子董氏說:
“你聽著,不要難過,如果你聽不著我的下落,隨便你去改嫁就行了。”
劉玉山被捕后,交代了自己參與邱宅血案的經過,并供出和他同來張掖的另外一名主犯孫立勛。
巧在此時,邱的女婿汪鴻藻跑來報案,稱一個新疆軍校第三期畢業、在新疆騎兵師任營長的陳永春去看他,臉上的神情很不自然,懷疑是參與了邱宅血案。
范宗湘立即來人去捕拿,巧的是,本案同案犯孫立勛此時正躲在陳永春家里。
孫立勛、陳永春被捕后,警察局在陳永春家里搜出了邱宅遺失的另外一批財物。陳永春被捕后不久,即供出了尚在蘭州的同案犯關子章、王祥仁。
也差不多是這個時候,警察局審訊劉玉山也有了結果,而根據他供述,兇案主謀者是盛世才時期、原新疆騎兵師師長蔣德裕,家住蘭州勝利新村七號,除已經被警察局捕獲的案犯外,還供出參與血案的六名主犯劉自立、臧景芝、劉忠賢、董撲庵、尚德榮、齊雨田。
范宗湘在獲悉這一情況后,立即帶人去捕拿蔣德裕,但他到蔣的公館時,蔣已經逃走,只有蔣的大老婆因病躺在床上,還跟到家的警察哭訴:
“蔣德裕拋棄糟糠妻子,另尋新歡。”
蔣德裕雖然已經逃走,終究百密一疏。
范宗湘在搜查蔣德裕公館期間,意外從墻角垃圾堆中撿了一個信封,上面寄信的地址是“卓尼保安司令部”。
因為蔣德裕的小妾是卓尼人,范宗湘斷定,蔣德裕就和小妾躲在卓尼。
范宗湘立即將這一情況通過警察局上報給了國民黨甘肅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接到消息后,也不敢怠慢,立即電令卓尼保安司令楊復興,要求將蔣德裕抓捕歸案。
不湊巧的是,楊復興當時人不在卓尼,而是在蘭州,于是時任國民黨蘭州保安司令郭寄嶠親自面見楊復興,交代抓捕任務。
楊復興當天秘密返回卓尼,并成功抓獲蔣德裕以及隨之一起躲藏的劉自立。
盡管邱宅血案尚有數人還未落網,但根據被捕的主犯蔣德裕供述,蘭州市警察局大致上拼湊齊了案件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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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德裕祖籍河南、1909年出生于遼寧遼陽,九一八事變后,曾加入馬占山部抗日,馬占山部潰散后,蔣德裕入新疆投入盛世才麾下,后來畢業于中央軍校第九分校(新疆分校)第三期步科,一直做到了新疆騎兵第一師師長,少將軍銜。
1944年,盛世才失勢后,一大批原來跟隨過他的東北老鄉以及中下級軍官也跟著一起倒了霉,后來不得不從新疆逃到了蘭州躲避,然而盛、邱兩人平素都對老部下十分刻薄,對求上門來的老部下竟不管不顧。
當時這一大批原來盛世才、邱宗俊的部下聚集在一起,訴說生活上的不易,更兼聽說盛、邱兩人積累了大批的財富,對兩人都充滿了刻骨的仇恨。
至1949年蘭州解放前夕,他們在聽說盛、邱兩家打算把積累的一批財富都送到臺灣去,憤恨之余,決定對他們痛下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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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初,由蔣德裕、臧景芝(原馬占山部旅長、盛世才軍事顧問)牽頭、一大批原東北軍、盛世才老部下的中下級軍官聚集在了一起,商量對邱宗俊下手的計劃,他們一行人甚至還買通了邱宅的警衛齊雨田。
在聚集的這一批人中,多數都是對盛、邱懷有刻骨銘心仇恨的。
比如:
劉玉山,他是東北人,1933年隨父一同到新疆,其父在任呼圖壁縣長被盛世才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
劉自力原是迪化警備司令部中尉,其弟在伊寧縣任警察局長期間,被盛世才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一家四口被活活勒死。
王祥仁給邱定坤當過俄語翻譯,因為未知原因結怨。
一開始眾人商定,打算趁邱宗俊生日那天動手,作惡多端的邱宗浚在他出生之日“壽終正寢”,但考慮到那天來賓很多,動起手來勢必傷人太多,遂由劉玉山提議,改在五月十六日晚上。
1949年5月16日上午,劉忠賢通知其他人到蔣德裕家開會,由蔣進行布置和分配任務,其中藏景芝、尚德榮未來開會,也未去作案現場。齊雨田因在邱宅觀察動靜亦未到會。
根據范宗湘的回憶:
“具體分工是由劉忠賢通知齊雨田,按原計劃做好內應工作。指定劉玉山、陳永春把守邱定坤夫婦的房屋;孫立勛、劉忠賢負責把守邱宗浚的房屋;劉自立、王祥仁、童樸庵三人負責殺人。最后由蔣德裕分發手槍五支,以及匕首、佩刀等兇器,作好了準備。齊雨田接通知后,于當晚天黑將大小狼犬誘至偏僻處拴好。”
具體的作案過程其實不值得一提,有意思的是案發后,新疆各界在聽聞是邱家發生血案后,十分歡欣鼓舞,新疆各族人民實在苦盛久已。
1949年7月中旬,在聽聞大部分案犯被捕后,新疆各界還組成了一個三十六人的慰問團,專門趕赴蘭州探望犯人,甚至還對國民黨當局提出,要對案犯從輕處理。
新疆各界人民都認為,盛世才、邱宗俊之流之前在新疆所殺的人要比蔣德裕他們多得多,如果要懲辦兇手,是否盛世才以及邱家父子應該先一步受到法律制裁。
不過,這里要說清楚的是,邱宅血案發生之際,正值解放戰爭末期,特別是當時人民解放軍已經完成了渡江戰役,幾十萬大軍也即將開赴西北,國民黨當局的統治已經日漸動搖。
范宗湘后來在回憶文章中也提到,因為案件辦的倉促,其實還有很多同案犯尚未歸案。
即便如此,國民黨當局在不顧民意的情況下,仍然強行對案犯進行了審判。
1949年8月12日,就在蘭州解放前兩周,西北長官公署軍法處"軍法裁判處"進行了最后宣判。
根據范宗湘回憶(摘要):
首犯蔣德玉(蔣德裕)、劉自立二人,共同搶劫而故意殺人,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
兇犯劉玉山、孫立勛、陳永春,王祥仁共同搶劫而故意殺人,各處無期徒刑,各剝奪公權終身。
從犯關子章,藏匿盜匪,處有期徒刑七年,概奪公權五年。從犯張占生,藏匿盜匪,處有期徒刑七年概奪公權五年。
意圖他人供犯罪之用持有軍用槍枝,處有期徒刑五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年,剝奪公權五年。
手槍九支。子彈一百六十七粒沒收,其余財物,如附冊,分別歸還被害人家屬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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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有資料稱蔣德裕后來是自殺,死前還留了一封遺書,他在遺書中寫了犯案的心里:
“盛世才背叛了聯共聯蘇的主張,對中共人士進行了大肆逮捕和屠殺。有130多名無辜者遭到盛世才、邱宗凌、邱定坤的殺害。我要為那慘死的130多名無辜人士雪恨……恰好這時,傳來邱氏父子想逃到臺灣的消息,于是,我決定把當年盛世才和邱家父子在新疆欠下的宿仇大恨,來個總清算……”
十四天以后,蘭州獲得解放,并對邱案重新進行審查,在押的邱案主犯劉玉山、王祥仁、陳永春、孫立勛、張占生都獲得了特赦,也算是順應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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