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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部時間2025年12月8日下午,一則來自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其自有社交平臺Truth Social上的帖子,攪動了全球半導體業與地緣政治的神經。
他宣布,在“確保美國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將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合格客戶”交付其H200人工智能芯片。
然而,這份“許可”附帶著不容忽視的嚴格限定:更先進的Blackwell架構芯片及未來的Rubin芯片被明確排除在外;同時,英偉達(以及后續可能適用的AMD、英特爾等公司)需將相關芯片對華銷售所得收益的25%上繳美國政府。
特朗普稱,此舉旨在“支持美國就業,增強美國制造業實力,并惠及美國納稅人”。
消息傳出,英偉達股價應聲小幅上揚。公司迅速回應,“贊賞”這一“深思熟慮的平衡”決定,認為其允許美國芯片產業參與競爭,支持美國高薪就業和制造業。
這看似是英偉達CEO黃仁勛持續數月高強度游說的一次“階段性勝利”,卻也清晰地勾勒出美國對華科技遏制策略在“經濟收益”與“技術封鎖”之間的微妙再平衡——一道縫隙被打開,但更高的壁壘已然筑起。
過去一年,對華芯片出口問題堪稱英偉達“甜蜜的煩惱”中最尖銳的一根刺。
盡管公司整體業績因全球AI熱潮屢創新高,但其最重要的增長市場之一——中國,卻因美國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而急劇萎縮。
黃仁勛曾形象地描述,英偉達產品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從95%跌到了0%”。今年第三季度,其AI芯片在中國的銷售額驟降至僅約5000萬美元,占公司總營收微乎其0.09%,大量潛在訂單懸而未決。
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實施的出口限制令,要求英偉達、AMD等公司對華出口尖端芯片必須獲得許可證。8月,美國政府更進一步,提出對特定芯片(如英偉達特供版H20、AMD MI308)對華銷售征收15%費用的“前所未有”方案。
這些措施不僅直接沖擊了企業的營收,更觸動了以黃仁勛為代表的產業領袖深層次的戰略焦慮。
黃仁勛的游說貫穿全年,其公開表態的核心邏輯直指美國政策的矛盾性:限制對華出口高端AI芯片,非但無法阻止中國技術進步,反而會迫使中國加速自主研發,最終將市場拱手讓給中國競爭對手,侵蝕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長期領導地位和產業鏈收益。他多次強調,“傷害中國的事情,往往也可能傷害美國,甚至會更嚴重。”
進入2025年末,英偉達的游說努力似乎開始奏效,不僅成功阻止了國會鷹派議員推動的更嚴苛限制法案,更為此次H200的“有條件解禁”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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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獲準出口的H200芯片,性能上雖不及最新的Blackwell架構產品,但相比此前專為中國市場設計的“特供版”H20,它是一款在國際市場上廣泛用于云服務器、算力更為強大的主流高端芯片。
在中國本土AI芯片快速進步的背景下,H200在綜合算力、顯存帶寬等方面仍具備顯著優勢。它的“回歸”,對于中國部分需要高性能AI算力的云服務商、研究機構和企業的業務連續性而言,無疑提供了一種緩解方案。
然而,這絕非簡單的政策“松綁”。根據美國媒體透露的細節,即便獲得出口許可證,英偉達預計也只能向中國出售約“18個月之前”的H200芯片版本,這意味著技術代差將被刻意維持。
同時,特朗普的聲明明確將Blackwell及未來的Rubin等代表最前沿技術的產品線排除在外,清晰劃定了技術輸出的紅線。這種安排,實質上是允許美國企業從中國市場獲取部分經濟利益,同時試圖最大化地延緩中國獲得最尖端算力技術的時間窗口。
最引人矚目的莫過于25%銷售分成這一條件。這遠高于8月傳聞的15%,更像是一種由國家權力背書、針對特定高科技產品出口的“特許經營費”或“特別關稅”。特朗普將其直接與“支持美國就業”、“惠及納稅人”掛鉤,為其賦予了鮮明的“美國優先”與經濟民族主義色彩。
這一模式若固化并擴展至AMD、英特爾等其他公司,意味著美國政府對高端芯片對華出口的管控,從單純的行政禁令,部分轉向了一種 “管控下的創收”模式。
政府不僅扮演監管者,更成為直接的利益分成者。這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撫國內產業界因失去市場而產生的不滿,也為財政提供了一項新的、看似來自“競爭對手”的收入來源。
但這種將科技供應鏈政治工具進一步“金融化”的操作,無疑增加了全球產業鏈的成本與不確定性,也使得商業決策更加緊密地與政治博弈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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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帖文中稱已告知中國這一決定并得到了“積極回應”。但結合黃仁勛此前“不知道中國是否會接受H200”的擔憂,以及他強調的“不能降低售往中國的產品質量,否則不會被接受”來看,中方態度仍需觀察。
獲得美方許可是必要一步,但H200最終能否成功重返中國市場,還需中國主管部門的批準。
在中國半導體自主化戰略堅定不移推進的背景下,中方是否會接受一款被附加了高昂“政治溢價”、且非最先進技術的芯片產品,是一個需要綜合權衡技術需求、成本、供應鏈安全與戰略自主性的復雜問題。
中國外交部此前在回應相關問題時,一貫強調希望美方“以實際行動維護全球產供鏈穩定”。
H200的有條件放行,可視作美方在巨大商業利益訴求壓力下對供應鏈穩定性的一個微小調整,但其核心遏制邏輯并未改變。對于中國而言,這或許能暫時緩解部分高端算力壓力,但同時也更加印證了掌握核心科技、構建自主可控供應鏈的極端重要性與緊迫性。
這場“有限的勝利”對英偉達而言,是重新進入一個巨大市場的機會,但也伴隨著高昂的財務成本和技術銷售上的鐐銬。
對全球半導體產業而言,它標志著地緣政治因素對商業規則的干涉達到了一個更深、更直接介入利潤分配的新層面。而對中美科技博弈的大局來說,這僅僅是漫長拉鋸戰中一個充滿算計的中間環節。
技術的高墻依舊聳立,只是墻上開了一道需要支付重金才能通過的窄門,而門后的道路通向何方,依然迷霧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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