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狄更斯的《雙城記》：專制社會中的虛假繁榮和尖銳矛盾

狄更斯

狄更斯是19世紀英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雙城記》《大衛(wèi)·科波菲爾》《霧都孤兒》《艱難時世》。

《雙城記》

《雙城記》發(fā)表于1859年。小說的敘事結(jié)構本身便構成了深刻的隱喻。“雙城”——倫敦與巴黎，代表著兩種看似迥異實則命運相連的社會形態(tài)。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正處于維多利亞時代的鼎盛時期，工業(yè)化浪潮帶來的物質(zhì)繁榮、殖民擴張獲得的全球霸權，使不列顛儼然成為世界文明的燈塔。然而，狄更斯以其小說家敏銳的洞察力，穿透了這層繁榮的表象，看到了與大革命前夜的法國驚人相似的社會病灶：財富的極度集中、貧富的懸殊分化、底層民眾日益加深的苦難。

小說開篇那句傳世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精準地概括了這種雙重性。在倫敦的金融區(qū)，銀行家勞雷們運作著橫跨英吉利海峽的資本網(wǎng)絡；而在巴黎的圣安東尼區(qū)，得伐石夫婦的小酒館里正醞釀著顛覆舊世界的風暴。狄更斯通過平行敘事，暗示了這兩個城市、兩個國家命運的內(nèi)在關聯(lián)：壓迫的邏輯是相通的，反抗的種子也將在相似的土壤中萌發(fā)。

狄更斯對舊制度下法國社會的描繪，既是對歷史的再現(xiàn)，也是對現(xiàn)實的影射。厄弗里蒙德侯爵兄弟的形象，濃縮了封建貴族階級的全部罪惡。他們視領地上的農(nóng)民為私產(chǎn)，可以隨意踐踏、玩弄、毀滅。那位美麗農(nóng)婦的悲劇——丈夫被折磨致死，自己被擄走凌辱，父親悲憤而亡，弟弟為救姐姐而被刺死——絕非個案，而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類似暴行的縮影。

更令人發(fā)指的是制度對這種罪惡的庇護。當梅尼特醫(yī)生試圖通過合法途徑揭發(fā)暴行時，他得到的不是正義的伸張，而是厄弗里蒙德兄弟的報復：那封控告信被當面燒毀，醫(yī)生本人被投入巴士底獄，未經(jīng)審判便遭受了十八年的囚禁。法律、監(jiān)獄、國家暴力機器，全然成為貴族維護特權的工具。狄更斯在此揭示了舊制度的根本腐敗：它不僅僅是個別貴族的道德淪喪，更是整個體制的系統(tǒng)性罪惡。

與貴族窮奢極欲的生活形成刺眼對比的，是法國平民的悲慘境遇。得伐石太太一家人的遭遇代表了被壓迫者的集體創(chuàng)傷。圣安東尼區(qū)的貧民窟里，“饑餓”被狄更斯擬人化為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當貴族馬車在街頭橫沖直撞、濺起泥水弄臟窮人時，當侯爵得知一個孩子被自己的馬車軋死后只是拋出一枚金幣了事時，階級間的仇恨便在沉默中累積，等待著爆發(fā)的時刻。

專制社會中的虛假繁榮和尖銳矛盾

狄更斯對法國大革命的描繪體現(xiàn)了他作為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深刻復雜性與道德勇氣。他毫不回避革命的必然性與某種程度上的正義性。當?shù)梅ナ推渌幙棆D女一針一線記錄貴族罪行，當圣安東尼區(qū)的怒吼最終匯聚成攻占巴士底獄的洪流時，狄更斯讓讀者感受到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是長期壓抑后的總爆發(fā)，是“可怕的道德補償法則”在起作用。

然而，與同時代許多為革命唱贊歌的作家不同，狄更斯對革命暴力保持了清醒的批判態(tài)度。他敏銳地察覺到，暴力一旦被釋放，便可能獲得自身的邏輯與慣性，從實現(xiàn)正義的手段異化為新的恐怖之源。小說中革命后的巴黎，斷頭臺成為新的權力象征，“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在現(xiàn)實中演變?yōu)椤皯岩伞⒏婷堋⑻帥Q”的循環(huán)。革命法庭的審判往往淪為民眾狂歡式的復仇表演，公正程序讓位于集體激情。得伐石太太從一個受害者轉(zhuǎn)變?yōu)槔淇釤o情的復仇者，甚至要將無辜的代爾那（查爾斯·達尼）也送上斷頭臺，這象征了革命如何可能走向其理想的反面。

狄更斯通過這一描繪提出了一個永恒的倫理難題：以暴制暴是否能夠真正終結(jié)暴力？用新的不義取代舊的不義，社會是否真的前進了？當?shù)梅ナ珗猿帧皵夭莩保B厄弗里蒙德家族的后代（盡管他已放棄貴族身份）也不放過時，革命是否已經(jīng)從解放的事業(yè)蛻變?yōu)槌鸷薜难永m(xù)？

理解《雙城記》不能脫離其創(chuàng)作的時代背景。1850年代的英國，表面上是繁榮穩(wěn)定的“世界工場”，但狄更斯等有識之士已看到潛藏的危機。憲章運動的余波、工業(yè)城市的貧民窟、重工剝削的慘狀，使英國社會同樣積聚著不滿。狄更斯通過法國大革命這面鏡子，實際上是在警告英國的統(tǒng)治階層：如果不進行社會改革，緩解階級矛盾，法國的昨天可能就是英國的明天。

小說中勞雷先生等英國人對法國革命的恐懼與不解，正反映了當時英國中上層階級的心態(tài)。狄更斯借古喻今，呼吁的是一種漸進、理性的社會改良，避免暴力革命的兩敗俱傷。他既同情被壓迫者的苦難，肯定變革的必要，又警惕革命可能帶來的道德失序與新的專制。這種看似矛盾實則深刻的立場，使《雙城記》超越了簡單的政治宣傳，成為對人類社會變革困境的深邃思考。狄更斯通過這部小說告訴我們幾條永恒的真理：

第一，壓迫必然孕育反抗。當社會制度系統(tǒng)性地剝奪一部分人的尊嚴與生存權時，暴力的種子便已播下。厄弗里蒙德兄弟的馬車碾過貧民的孩子，這樣的象征在當今世界依然以不同形式重演。

第二，暴力具有自我延續(xù)的可怕慣性。革命一旦將暴力合法化、崇高化，便可能迷失最初的目標，從解放工具變?yōu)樾碌膲浩葯C制。斷頭臺的陰影提醒我們，任何以“崇高目的”為名的暴力都需要被警惕。

第三，救贖來自于超越仇恨的人性選擇。卡爾登的犧牲、代爾那的棄惡、梅尼特的寬恕表明，個人在歷史關頭可以做出打破循環(huán)的道德選擇。這種選擇或許不能改變整個歷史的進程，卻能照亮人性的尊嚴。

第四，社會的真正進步在于制度的改良與人心的教化。狄更斯最終倡導的不是簡單的地位互換，而是建立一種尊重每個個體生命與尊嚴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需要法律、經(jīng)濟制度的保障，也需要卡爾登式犧牲精神、露西式仁愛力量的滋養(yǎng)。

《雙城記》的偉大，正在于它拒絕簡單的答案，而是呈現(xiàn)了歷史與人性的全部復雜性。它既是一曲獻給被壓迫者的悲歌，也是一聲針對革命暴力的警鐘；既是對舊制度罪惡的控訴，也是對新時代風險的預見。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唯有堅守人性的底線，珍視個體的生命與尊嚴，人類社會才能在變革中真正前進，而不是在暴力的循環(huán)中不斷重返“雙城”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