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睛與吸金：兩起典型網絡造謠案的深層剖析與治理鏡鑒

近期，多地警方公布的兩起案件，將網絡虛假信息的制作、傳播及牟利鏈條清晰地暴露于公眾視野。一起是廣州網紅團隊精心編導的“溺水女子懸賞20萬尋救命恩人”連續劇；另一起是湖南湘潭外賣員隨手捏造的“商場發生殺人案”短視頻。這兩起看似迥異的案件，卻指向同一根源：在“流量至上”的邏輯驅動下，部分自媒體為博取關注不惜突破法律與道德底線，其行為不僅污染網絡生態，更在持續消耗社會寶貴的信任資本。

從“深情劇本”到“隨手造謠”

1. 廣州“20萬尋恩人”案：產業化、劇本化的虛假擺拍

此案并非一時興起的謊言，而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產業化的內容欺詐。自2025年8月下旬起，以主播“宋雨霏”（真名宋某雪）為核心的6人團隊，圍繞“女子溺水被救后重金尋恩人”的核心劇本，連續編造發布了11條系列視頻。劇情設計曲折，涵蓋了“發布懸賞”“遠赴廣西核實線索”“拜訪恩人母校”“答謝恩人家人”甚至遭遇“勒索”等橋段，極具戲劇張力。

為營造真實感，團隊遠赴廣西取景，并使用了大量具體細節，如模糊化處理恩人姓名“何某龍”，聲明具體拍攝時間和地點等。然而，經警方調查與媒體實地核實，其視頻中所謂的“恩人母校”校長、“恩人母親”均為團隊接觸的當地普通群眾，對方對其“尋人”劇本毫不知情。警方在現場查獲了19份拍攝腳本、5份道具清單等物料，徹底坐實了其虛假擺拍的性質。這一系列操作成功撬動近3000萬次播放量，為賬號漲粉超8萬，其最終目的是“起號”后通過帶貨、廣告等方式實現流量變現。

2. 湘潭“商場殺人案”案：低成本、高熱度的恐慌制造

與廣州案的“精耕細作”不同，湘潭案件展現了另一種更具普遍性的造謠模式：利用公眾對公共安全事件的高度敏感，通過“張冠李戴”和“標題黨”瞬間引爆流量。發布者陳某在送外賣時，偶遇警方處置一起工地高墜事故。在未核實真相的情況下，他拍攝了現場閃爍的警燈和救護車，配以“萬達廣場殺人了……”的文字發布。由于事發地標定為當地商業核心區，該視頻在極短時間內獲得了超3萬次的轉發，引發了市民不必要的恐慌和對城市安全感的質疑。

流量經濟學下的信任透支

1. 完整的灰色產業鏈與閉環盈利模式

廣州案例揭示，虛假信息背后往往存在從策劃、拍攝、運營到變現的完整鏈條。專家指出，部分MCN機構奉行“流量為王”的底層邏輯，其盈利模式甚至形成了“造謠—辟謠”的閉環。首先，通過捏造聳動內容吸引巨大流量，依托平臺分成、廣告等途徑獲利；隨后，再利用公眾對“真相”的好奇，發布所謂的“辟謠”或“事實核查”內容，進行二次引流和變現。在此過程中，還可能配套“控評”“刪帖”等輿情管理服務，形成覆蓋前中后端的灰色產業。

2. 對社會信任與公共資源的雙重侵蝕

這些行為的危害遠不止于網絡空間。首先，它們嚴重透支社會信任。無論是利用“知恩圖報”的傳統美德，還是消費公眾對惡性事件的關切，都是對公眾樸素情感和善意的惡意操縱。長此以往，將導致真實的社會互助需求被懷疑和漠視，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變得脆弱。其次，它們無謂消耗寶貴的公共資源。每當謠言發酵，公安、網信等部門必須投入人力物力進行核查、辟謠和處置。如湘潭謠言，迫使警方從事故處置中分神應對不實信息引發的社會恐慌。

3. 算法推薦與平臺責任的缺失

虛假信息之所以能呈病毒式擴散，除其本身具有的情緒煽動性外，部分網絡平臺“重流量、輕審核”的傾向難辭其咎。算法推薦機制天然偏好具有爭議性、沖突性和情緒煽動性的內容，這為謠言的快速傳播提供了技術溫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春指出，平臺不應僅被動接受舉報，而應主動建立對高熱內容的核實機制，尤其是對流量快速攀升的內容進行分級分類的追蹤與研判。

從“事后處罰”到“穿透式監管”

面對日益復雜和專業化的網絡不實信息，治理手段也在不斷升級，呈現出從末端處罰向全鏈條、多主體協同治理轉變的趨勢。

1. 監管行動：專項治理與“穿透式監管”

今年以來，中央網信辦持續開展的“清朗”系列專項行動，已將整治“自媒體”發布不實信息作為重點。近期啟動的專項行動，更是劍指“惡意蹭炒誤導公眾”“不做標注以假亂真”“專業領域信息不實”等四類亂象。監管模式正從主要依靠平臺自治，向監管部門直接介入重大典型案件的“穿透式監管”轉變。新修訂的《網絡安全法》也通過強化平臺責任、加大懲戒力度，為治理提供了更明確的法律框架。

2. 平臺責任：技術治理與主動履責

各大平臺正探索更積極的前置治理手段。例如，有平臺發布治理公告，專項打擊虛構“無法核實的專業成就”“高管身份”等虛假人設的行為，并通過“賬號關系挖掘”等策略進行精準打擊。監管要求平臺建立信息來源標注機制，未標注“劇情演繹”等內容不得進入算法推薦池，從源頭減少誤導。

3. 協同共治：形成辟謠與預警合力

治理需要打破壁壘，形成合力。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定期公布典型案例，起到警示作用。在一些重點領域，如金融、能源、交通等，相關頭部企業與協會被設立為“涉企網絡辟謠工作直聯點”，旨在變“被動回應”為“主動預防”，實現協同治理。

廣州的劇本化擺拍與湘潭的隨手造謠，如同鏡子的兩面，共同映照出當前部分網絡內容生產在畸形流量利益驅使下的失序狀態。其危害的本質，是對社會共識、公共信任和法治精神的侵蝕。

有效的治理是一場涉及技術、法律、平臺責任和公眾媒介素養的綜合性工程。一方面，需要持續強化“穿透式監管”的力度與精度，對組織化、產業化的造謠鏈條實施精準打擊；另一方面，必須壓實平臺主體責任，推動算法倫理進化和審核機制前置。同時，每一位網民作為信息傳播的節點，提升辨別能力、抵制情緒化轉發，亦是構筑清朗網絡空間不可或缺的基石。唯有如此，方能遏制“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讓真實、積極的聲音在數字空間中得到應有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