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理智”與“理性”

梁漱溟的理智，可不是我們一般人說的理智。我們一般說這個人喪失理智了，大概就是說他瘋了，喪失人所通常具有的那種正常性了。早年的梁漱溟就用了理智這個關鍵詞，而且還將之置于——直覺與理智的——兩分法之內。本能，英文為instinct，人有本能，但非人的動物也具有本能，而且其本能可能更為強大。但是與動物不同，人之為人，乃是因為具有理智，理智的英文為intellect，它是以“合理”的理作為核心的，這還是那句老話兒：人是具有理智的動物。其實，梁漱溟所說的理智，就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理性。

作為理性動物的人，這種觀點恰恰在西方是位居主流的，但是中國與西方看待人的方式，又有何區分呢？梁漱溟就以理智與理性之短長來區分中西。他說，西方人善于用理智，重“物觀上的理”，即“物理”，西方人邏輯認知上很強；中國人則善于用直覺與情感，重“人情上的理”，即“情理”，這個情理居然被梁漱溟叫做“理性”。由此可見，西洋偏長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國偏長于理性，而短于理智。這意味著，梁漱溟所謂的理智，相當于具有科學精神、向知識發展的今天我們所常用的“理性”，而他所謂的理性則更近于如今所說的無私的“情感”，這樣說的意思就是，西方人偏重于理，而中國人擅長于情。

說到這里，就出現了三個概念：本能、理智與理性。傳統二分法，就是本能與理智的兩分，但是梁漱溟那里，卻將之改造為“新的三分法”，因為他又平添上了理性一維，那為何要做出三分呢？因為傳統“二分法是把人類心理分作兩面來看：本能一面較深隱，而沖動有力；理智一面較淺顯，卻文靜清明”，但實際上這個說法也不全面，理智也是可以導向深邃的，這恰恰也是西方文化的強項。但這種兩分法，在梁漱溟讀過英國哲人羅素的《社會改造原理》后就改變了，因為羅素做出了本能、理智和靈性的三分。梁漱溟則把羅素的靈性進行了替換，羅素的靈性是作為宗教和道德的心理基礎而存在的，但是，中國卻是以“道德代宗教”為主流，所以道德的心理基礎則是情理合一的“理性”。

我們再來看梁漱溟對理智與理性之分的總結：“理智靜以觀物，其所得者可云 ‘物理’，是夾雜一毫感情（或主觀好惡）不得的。理性反之，要以無私的情感為中心，即以不自欺其好惡而為判斷焉；其所得者可云 ‘情理’。”這就說得更明確了：理性就是一種無私的情感，比如說正義感，正義感往往“利害得失在所不計，是之謂無私”，它就是一種對公正道義的情感認同。譬如說，看到街面上有人在強取豪奪、強買強賣、以強欺弱，那么內心就會產生一種不平的情緒，世上不該如此不公！這就是一種情感的無私，不是只針對自己的那種個體情感，而是一種為了他人的共情。但是，理智則不同了，正如那本小說的名字《理智與情感》所示，這二者恰恰是相互割離的，理智不允許一絲一毫的情感介入其中，比如說科學探索就是按照客觀規律來的，不能由任何個體或者群體的情感來對其加以侵蝕。

所以，梁漱溟的理性就是一種所謂“清明自覺”的感情，其實就是一種“主靜”的人類情感，這恰恰是中國人最擅長的“合情合理”的生活之道。梁漱溟繼承了傳統的性善論，由此認為：“人之性善，人之性清明，其前提皆在人心的自覺能動。”這就可以將人從動物式的本能當中解放出來，人不是消極被動，“而是其生命富有活變性和極大可塑性以積極適應其生活環境。一個人生下來非從社會生活中經過學習陶鑄便不得成人而生活，且于生活既得其適應后遇到環境必要時，重又能改造變化者，全賴此焉。”

問題來了，當我們面對社會上的不公，如果我們與非正義作出斗爭的話，那么，究竟是出于冷靜的理智，還是熱烈的理性呢？恐怕都有，因為正義既可能來自某種被共同體所接受的理智規則，又可能來自情理交融的情感共同體的共鳴，但是，如果有了為正義而斗爭的意圖，無論是怒發沖冠，還是捋袖子去干仗，那都會讓人沖動起來，而“沖動屬于本能”，而且沖動起來，那就是“從身體上發出斗爭本能了”。總而言之，本能、理智與理性，乃是梁漱溟提出的結構性的主張，但更有意思的是，他將人類社會的進展也都納入同構的歷史進程當中去了：從本能發展到理智，再從理智升華到理性。所以說，《人心與人生》的核心的主張便是，人類的發展，亦即人心的出現，一方面在生物進化上是有其來歷的，另一方面確實從銜接動物本能所有增益或擴大而來。在梁漱溟看來，爭取自由和奮進向上才是人類生命的本性，同時也是宇宙大生命的本性所在。

從本能、理智到理性的歷史進展，其實這后兩個過程的進化開始是混糅在一起的。人類科學的發展擺脫了巫術與宗教，這就是從本能向理智的發展，但即使到了今日，科學也還要受到道德的制約，這就是理性翻過來對理智的規范。比如說，克隆技術如今迅猛發展，過去三十年的生物科技發展已經遠遠超過了此前三百年的發展，但如果給你克隆出兩個一模一樣包括思想精神的父親，你該怎么辦？到底給哪個父親盡孝？這可不是真假美猴王的故事，而是違背人類基本倫理道德的難題，所以人類的規范也要去塑造出科學的禁區。人類發展的最高階段，也就是人心的高境，乃是回歸生命本性的理性層級。因為在本能與理智之外的第三種東西，才是最根本的東西，那便是為本能、理智之主體的“人類生命本身”。梁漱溟說得好：“理性為體，理智為用，體者本也，用者末也。” 梁漱溟這就明確提出了一種健康的人類結構：把客觀冷靜的理智作為人類功用，把情理交融的理性作為人類本體，情理合一為體，理性運用為用，二者形成了本末的體用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