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丨如何離開美國

How to Leave the U.S.A.

在特朗普總統連任之后，尋求在國外開啟新生活的不滿美國人數量似乎正在上升。荷蘭提供了一條出路。

本文即將刊登于2025年12月15日出版的《紐約客》雜志印刷版。作者：Atossa Araxia Abrahamian

美國人想要移民的原因，與昔日移民來到美國的理由相同。插圖：Brian Rea

九月一個陰云密布的星期六，一群旅行者聚集在荷蘭哈勒姆市一座由教堂改建而成的啤酒廠——約彭凱爾克（Jopenkerk）共進晚餐。他們來自得克薩斯州、愛荷華州和賓夕法尼亞州，計劃接下來一周游覽荷蘭。此行既非公務也非休閑。這些美國人之所以在此，是因為他們想離開美國。

來自得克薩斯州丹頓市的一對夫婦黛比和貝恩坐在夾層的一張長桌旁，欣賞著彩繪玻璃窗。42歲的黛比是一位項目經理，笑聲爽朗，深色劉海襯托出她心形的臉龐。“老實說，我還沒意識到我們真的來了這兒，”她說。

37歲的貝恩是一名自由攝影師，還為一位骨科醫生管理社交媒體賬號。他喜歡重金屬音樂和復雜的桌面游戲，比如《龍與地下城》，通常讓妻子多說話。黛比向我保證，他在酒店時“興奮得不得了”。“這家伙平時幾乎不流露情緒，”她說。

整個夏天，我一直與黛比和貝恩保持聯系，當時他們正籌劃這次旅行——以及最終離開美國。黛比說，他們一直考慮退休后移居海外，但去年春天，由于唐納德·特朗普公然無視法院命令——貝恩指出，這是全面威權主義的前兆——他們提前了時間表。在他第二次上任后，“事情變得真實起來，”黛比說，“一開始，我們還抱有希望，覺得情況會好轉，或者至少不會變得更糟。”

“但并沒有，”貝恩面無表情地說道。

當晚的活動由G.T.F.O. Tours組織，這是一家幫助不滿現狀的美國公民在國外開啟新生活的搬遷服務機構。這頓晚餐是快速了解荷蘭生活方式的第一站。黛比和貝恩希望，這次旅行能幫他們在一月實現永久搬遷。

伴著啤酒和苦味丸子（bitterballen，一種裹面包屑炸制的牛肉燉球），餐桌上的談話很快轉向政治。G.T.F.O.的客戶都是自由派人士——他們都想逃離特朗普——但貝恩是民主社會主義者，而黛比則自認為更偏向中間派。黛比有兩個成年兒子，成長于軍人家庭，19歲時入伍。她曾在美國、韓國、伊拉克和德國的軍事基地擔任通信專家，并在阿富汗擔任平民承包商。盡管如今她覺得自己被政府發動反恐戰爭的理由“欺騙”了，但軍隊生涯讓她得以支付學費并養活家人。她熱愛這份工作。“即使在伊拉克，我也過得很愉快，”她回憶起戰友情誼時說道。

直到2012年黛比搬到丹頓，在一家酒吧遇見貝恩之前，她默認投共和黨的票。“我記得奧巴馬當選時我還在伊拉克。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誰，”她說。她將自己觀念的轉變歸功于貝恩，但也表示，看到社區中人們的掙扎使她體會到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性。“我們在軍隊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顧。你沒意識到那有多‘社會主義’：我們享有免費醫療、免費住房和免費食物，”她說。疫情隔離結束后，黛比更難忍受周圍的不平等。“我覺得好像一切都要靠我來解決，”她回憶道。

她通過在社區做志愿者來應對，但這并未緩解她的恐懼。她讀到越多關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新聞報道，就越預見到普通美國人會被剝奪公民權利、生活在戒嚴令下的那一天。那看起來不像什么未來。

通貨膨脹也讓存錢變得困難，夫婦倆的經濟前景顯得不確定。盡管她在一家大銀行工作，年薪六位數，但生活依然捉襟見肘。黛比和貝恩擔心退休問題。他們甚至賣血漿來充實銀行賬戶。

“美國夢只是用來讓你加入一個顯然已不再運轉的系統的說辭，”貝恩在一次交談中說道，“我想去一個政府關心你、照顧你、就是你自己的地方。”

每四年，總有一群美國人威脅要離開國家。這類宣言通常發生在11月初，目標通常是加拿大。但從未發生大規模出逃。搬家很難；跨國搬遷更難。家人、工作、寵物都牽扯其中。但這一次，美國人似乎真的付諸行動了。國務院并未密切追蹤有多少美國人定居海外，但移民律師告訴我，自從特朗普連任以來，前來咨詢的人數有所增加。“據我所知，明顯增加了，”最近搬到日內瓦的美國律師桑賈伊·塞西（Sanjay Sethi）告訴我，“令我驚訝的是，我在私人生活中聽到太多人表達離開或獲取第二本護照的愿望。”

移民從來都不簡單，但金錢有所幫助。全球至少一半國家為外國人提供投資換簽證或快速入籍通道。據埃里克·梅杰（Eric Major）稱，他的公司Latitude專門協助人們申請此類項目。如今，大多數客戶來自美國。“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正在執行‘A計劃’（徹底移民，打算離開美國），而不僅僅是準備一個‘B計劃’，”梅杰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我，“我們剛剛簽下了一位NASA女士（移居葡萄牙）、一位SpaceX員工（移居馬耳他）和一位康奈爾大學教授（移居倫敦）。”

對于沒有太多資金的美國人來說，祖父母可能是一張“黃金門票”。自去年秋天以來，數以萬計的美國公民開始尋找第二本護照，搜尋出生登記、結婚證書以及猶太會堂和教堂的記錄。據估計，40%的美國人可能有資格獲得另一國國籍。如果這條路走不通，網絡紅人就會宣傳其他通往美好、負擔得起、無槍無車生活方式的替代路徑：利用社保收入申請葡萄牙被動收入簽證；通過定期“簽證跑”（visa runs）到柬埔寨規避泰國法律；或利用阿爾巴尼亞的慷慨政策——免簽停留12個月！——試水地中海生活。

這類不斷涌現的內容常常忽略官僚程序、犯罪問題，以及西方人往往將自己隔離在本地人負擔不起的空間這一事實。任何地方似乎都比今天的美國更便宜、壓力更小。研究公司哈里斯民調（Harris Poll）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半數受訪者曾考慮離開美國，主要原因是政治和生活成本。這些回應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美國人尋求移民的理由，與昔日移民來到美國的理由相同——為了安全、經濟保障、更好的機會，以及一種整體感覺：他們的家人將擁有更美好的未來。

美國人也在害怕。今年1月至11月間，67名美國公民（其中許多是跨性別者）向荷蘭申請庇護；去年全年只有9人。今年尚無申請獲批。10月，羅格斯大學教授馬克·布雷（Mark Bray）在收到死亡威脅后移居西班牙，威脅源于該校保守派團體“轉折點美國”（Turning Point USA）分會發起的要求解雇他的請愿書。布雷是反法西斯主義學者，“所以這種動態對我來說并不陌生，”他告訴我，“但你知道尼采那句‘當你凝視深淵太久，深淵也會回望你’嗎？我所寫的一切突然透過深淵回望著我。”

黛比和貝恩最初的應急計劃十分瘋狂，正如黛比回憶的那樣，受到“極端的僵尸末日場景”驅動。他們設想護照被吊銷，或因說了錯話而被拘留。黛比尤其擔憂“2025計劃”（Project 2025）——這是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構想的國家藍圖。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與這家保守派智庫保持距離，但上任后卻公開推動將其方案寫入法律。

當她的生活照常進行，盡管伴隨著令人不安的頭條新聞，她說：“后來就變成了‘為什么非要等到極端事件發生才行動？’”

她和貝恩無力花費數十萬美元購買加勒比投資護照。他們考慮過加拿大——美國人以為自己在那里受歡迎——但因工作或教育背景不符合許可條件。他們在西班牙、葡萄牙或英國也找不到機會。

后來，今年春天黛比在瀏覽Facebook時發現了G.T.F.O. Tours。該公司的創始人賈娜·桑切斯（Jana Sanchez）和貝瑟尼·奎因（Bethany Quinn）發布的鏈接和評論直擊黛比對特朗普治下美國的擔憂，但她們似乎也提供了實用建議。在一次Zoom通話中，桑切斯解釋說，根據1956年簽署的《荷美友好條約》（DAFT），旨在促進雙邊投資，貝恩可以在荷蘭注冊自己的企業，注資4500歐元，并帶上黛比。幾個月內，他們就能離開。

黛比從未過多考慮過這個擁有1800萬人口的國家。她二十多歲時去過阿姆斯特丹，還在學校學過清教徒在前往新大陸之前曾在那里生活。后來她想起家中與貝恩共有的藝術品——他祖父母留下的一對畫作、掛在墻上的餅干模具，以及梵高和維米爾畫作的印刷品——全都是荷蘭的。“我喜歡淘古董，曾找到一幅可愛的小石版畫，我以為可能是巴黎的某條街道，”黛比告訴我，“幾周前，我突然想到用Google Lens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是阿姆斯特丹。誰家里會有這么多荷蘭藝術品？”她驚嘆道。這似乎是個再明確不過的征兆。

周日，在哈勒姆，美國人齊聚酒店大堂，會見一位名叫丹尼爾·皮隆（Daniel Pilon）的房地產經紀人（makelaar），他從南非移民至荷蘭。皮隆告訴我，今年找他的美國人數量增加了十倍——“是政治局勢所致，”他說——但很多人在找不到公寓后放棄了。“很難，因為他們很認真，但又不夠認真，”他說。

荷蘭城市長期面臨住房短缺。皮隆解釋說，看一套公寓有40人到場并不罕見，每個人的薪資和推薦信都比前一個更好。有人問他理想租客是什么樣子。“簽了兩年工作合同、在大公司工作的單身人士，”他毫不猶豫地回答。

持DAFT簽證入境的自雇人士處于劣勢：房東更認可荷蘭工作合同作為收入證明，因此美國人有時會一次性支付一年租金。桑切斯追問皮隆每月預算。“您建議多少？”她提示道。

“兩千五百歐元，”他說。

“你們只和其他外籍人士競爭嗎？”

“也有荷蘭本地人。大多數荷蘭人不會支付超過三千歐元。”

“荷蘭人買房，”桑切斯補充道，“這里的利率大概3%。如果你有荷蘭合同，日子過得美滋滋。”

桑切斯和她的荷蘭丈夫埃德溫（Edwin）住在哈勒姆運河邊的一棟聯排別墅里；他們于2000年買下這處房產。61歲的桑切斯有著榛色眼睛、雀斑，以及獅子般的灰發，她常用發圈扎起頭發，性格極其親切，盡管偶爾夸張。她將自己的G.T.F.O.角色描述為“逃離法西斯的助產士”，當我表示自己并無離開美國的打算時，她似乎有點受傷。“沒人會覺得自己的曾祖父母離開德國太早，”她和奎因多次提醒我。

她家庭辦公室的桌上放著兩本美國抵抗運動的經典著作——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法西斯如何運作》和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論暴政》。兩位作者最近都離開耶魯大學，前往多倫多大學任教。

桑切斯出生于加利福尼亞，在得克薩斯州長大。她的祖父是從墨西哥來的 流動農場工人；她是直系親屬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畢業于萊斯大學，隨后在加州從事政治籌款工作。在荷蘭和倫敦短暫擔任新聞記者后，她轉行做傳播咨詢——指導高管是她主要的收入來源——在此期間，她在網上結識了埃德溫。他們于2001年結婚，桑切斯三年后成為荷蘭公民。

2014年，兩人離婚。桑切斯回到美國，計劃與她的狗安定下來，專注于事業，并期待美國首位女總統的當選。2016年選舉結果揭曉時，她正在得克薩斯州，和她的鄉村音樂樂隊排練（“他們現在都是MAGA支持者了，”她說）。她在歐洲的朋友發來短信，催促她回去。“我當時就想，天啊，我該怎么回去？”她回憶道，“我有狗，有車。”

第二天早上，一位朋友敦促她參選公職。他們仍處于前一晚的震驚中。“但當時，這似乎很合理，”桑切斯說。

她投身競選得克薩斯州第六國會選區的眾議院席位。“那很累，而且我破產了，”她告訴我。她輸給了當地保守派政客羅納德·賴特（Ronald Wright）。三年后，賴特感染新冠去世，她再次參選他的席位——再次落敗。

那一年，桑切斯與埃德溫復合，他們曾討論過在美國重新開始。但當特朗普連任后，“我就受夠了，”她說，“我已經戰斗過了。”今年1月，她回到哈勒姆。

桑切斯對自己離開感到幸存者內疚，于是開始組織每周Zoom會議，向美國人介紹海外選擇。其中最有希望的是DAFT簽證。它價格實惠、辦理迅速，并在五年后提供入籍途徑。關鍵的是，申請人的配偶可獲得工作許可，子女可進入語言學校學習荷蘭語。

在名為“DAFThub”的Facebook頁面上，桑切斯結識了貝瑟尼·奎因，這位前企業招聘專員于2022年移居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喝酒吃塔帕斯時，她們制定了提供搬遷旅行和輔導的計劃。奎因想出了這個名字：Get the Fuck Out（滾蛋吧）。這捕捉到了當下的情緒。

G.T.F.O.的一個賣點或許是悖論式的：它的方法非常美國化。桑切斯帶著南方人特有的溫暖自信，像對待老友一樣稱呼客戶、服務員，甚至通勤火車上的陌生人。她還有個習慣，就是大聲念出手機上令人警覺的新聞標題。我想，這也是她推銷的一部分。她的Facebook頁面充斥著鮮明的。“我經常發垃圾帖，”她曾大笑著告訴我。

桑切斯的“美國味”或許只有奎因能匹敵。這位40歲、來自華盛頓特區、充滿戲劇能量的女性曾在服務業雇員國際工會（SEIU）從事政策工作，擁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MBA學位。她認為，美國人因特朗普對憲法及其自身健康的雙重攻擊而遭受創傷。“當我來到荷蘭，我感覺血壓下降了，”她在哈勒姆說道，“然后回美國，血壓又飆升了。”

除了黛比和貝恩，G.T.F.O.團隊還有三名參與者——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賓夕法尼亞州居民，以及一對四十出頭的夫婦麗塔和克里斯。他們和黛比一樣，都是退伍軍人。在哈勒姆與房產中介會面后，我們乘火車前往約30英里外的大學城烏得勒支。

我們的向導是50多歲的美國音樂家杰弗里·斯科特·皮爾森（Jeffrey Scott Pearson）。他早在2017年就離開了美國；搬家后不久，他突發心臟病。“我在醫院住了兩三周，作為一個美國人，我一直在想這要花多少錢，”他卷起左袖，露出一條細長的疤痕，那是外科醫生取血管做移植的地方，“但賬單回來時只有312歐元——全是停車費和我在小賣部訂的披薩。”

他補充道：“即使在美國有醫保，也要花3.5萬美元。”

美國人嚴肅地點點頭。他們都有需要管理的健康問題——哮喘、多動癥、類風濕性關節炎、各種傷病——發現美國的醫療服務昂貴且難以應對。根據哈里斯民調，38%的受訪者將醫療列為考慮移居海外的原因。

麗塔和克里斯一生都在追求穩定。他們在科羅拉多州混亂的家庭中長大，高中西班牙語課上相識，當時麗塔是新生，克里斯是畢業班學生。四年后他們結婚。婚禮招待會在丹尼餐廳舉行——“他們有軍人折扣，”麗塔回憶道——第二天，克里斯就出發參加野外訓練，準備前往伊拉克。

克里斯金發短發，體格健壯，曾獲得密歇根州立大學田徑獎學金，但因家人無法完成助學金文件而無力承擔費用。他說自己參軍是“為了打破貧困循環”；他在兩次服役后遭遇爆炸，嚴重的脊髓損傷迫使他退役。克里斯體內仍殘留著彈片，即使手術后，右臉仍有些凹陷。

麗塔最初也無力上大學，于是打零工并參加選美比賽賺取額外現金。如今很難想象麗塔在選美舞臺上說出“我的旅程全是為了紅白藍”之類的話。她留著長長的棕色辮子，穿著樸素，讓我想起多蘿西婭·蘭格（Dorothea Lange）的肖像混合了少許《美國哥特式》（American Gothic）的風格。她曾在海軍擔任后勤專家，在克里斯康復等待傷殘津貼期間，她作為預備役人員上了大學，后來獲得了組織領導力碩士學位。

2021年，兩人搬到愛荷華州，麗塔在當地一所學院管理退伍學生中心。2023年，當州立大學董事會開始取消多元、公平與包容（DEI）項目時，她就有不祥預感。但當特朗普再次當選，她的直覺告訴她必須逃跑。“我們會一起看新聞，克里斯和我，看到特別糟糕的事就說，‘我們得走了，’”麗塔回憶道。

總統讓他們想起記憶中美國一直以來的問題。用麗塔的話說，他們在伊拉克戰爭中被“忽悠”了。“現在他們卻用軍隊對付自己的人民，”克里斯哀嘆道。

麗塔將焦慮轉化為收拾行李，為離開國家做準備。“你能看出是不是壞消息日，因為臥室里每件衣服都被翻過，”她說，“新政府上臺后，我們家很快就空了。”

麗塔和克里斯并非意識形態驅動。他們喜歡伯尼·桑德斯和伊麗莎白·沃倫的經濟立場，但如果米特·羅姆尼或已故的約翰·麥凱恩這樣的共和黨人執政，他們也能接受。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他們也沒打算離開。這并非“特朗普狂怒綜合癥”。相反，麗塔和克里斯逐漸意識到，作為美國公民的經歷對他們而言是一種道德傷害，即目睹違背個人核心價值觀的事件后產生的痛苦。克里斯早已難以調和自己在伊拉克接到的命令與內心是非觀之間的沖突，那場戰爭據估計造成超過20萬平民死亡。

與黛比和貝恩一樣，這對夫婦的不安源于日常倫理關切。“如果你有任何同理心，就很難在美國生活并目睹正在發生的事，”克里斯說。

“我覺得自己在聲嘶力竭地喊‘房子著火了！’，而有人卻堅稱房子沒著火，同時自己正被燒死，”麗塔說。

他們的離開在經濟上可行，得益于麗塔的遠見。很久以前，她就按照“財務獨立，提早退休”（FIRE）運動的原則，制定了嚴格的儲蓄計劃，多年來過著節儉生活。首先，她幫他們還清信用卡債務，然后積累了一筆積蓄。“我的目標是讓自己不可被欺負，”麗塔告訴我。

在烏得勒支午餐時，麗塔和克里斯向團隊宣布了一個驚喜：他們要在代爾夫特市買房。這似乎有些草率——他們來荷蘭才幾周——但他們知道自己不會回國。今年夏天早些時候，他們賣掉了愛荷華州的雙層住宅和大部分物品。然后開車環游美國，向親友告別。麗塔的許多朋友表示同情，甚至羨慕，但與家人的對話更棘手（憤怒的親戚是在線移民論壇的常見主題）。對此，她解釋道：“我更多強調‘我一直想旅行’的角度。”

告別之旅后，麗塔和克里斯飛往加勒比國家圣基茨和尼維斯，該國將公民身份與32.5萬美元起的房產購買捆綁。但在探索圣基茨郁郁蔥蔥的綠色植被、沙灘和俗氣的公寓樓后，他們無法想象長期居住于此。于是他們飛往西班牙，徒步圣地亞哥朝圣之路（Camino de Santiago），討論還能去哪里。

作為夫婦中更有條理的一方，麗塔主導了搜索。她在社交媒體上了解到DAFT簽證，急忙行動。鑒于特朗普的強硬姿態，與外國政府的友好條約似乎脆弱不堪，而他們的歐洲簽證有效期僅到十月。他們咨詢了律師，并于8月26日抵達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他們的荷蘭生活即將開始。

然而，過去從未遠去。在烏得勒支游覽的下午，團隊參加了一場英語喜劇表演，伊拉克裔喜劇演員瑪麗亞姆·阿米爾（Maryam Ameer）講述了她在祖國的生活故事。阿米爾回憶戰時父親試圖把全家趕進防空洞的情景。她說，她妹妹拒絕進去，只想睡覺；兄弟們正在PlayStation上打游戲的最終關卡。“你們會死的，”父親說，他們回答：“至少我們會帶著成就死去！”阿米爾在廚房吃東西。父親同樣懇求她離開。“但我說，‘我不想餓著肚子死。’”

克里斯、麗塔和黛比禮貌地笑了，但我能看出他們不舒服。后來，他們分享了自己的戰爭故事：克里斯無視撤離命令只為在食堂拿一塊檸檬蛋白派；黛比和室友約定晚上待在房間，這樣至少能死得休息充分。我告訴他們，他們的故事聽起來和阿米爾的驚人相似。

“真的很尷尬，”黛比說。

“演出結束后我特別想向她道歉，但我沒那個膽量，”克里斯說。

他們從彼此都在那里——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家酒吧、喝著啤酒、笑同樣的笑話——中找到了慰藉。

荷蘭是美國人尋求庇護的天然之地。荷蘭的影響在美國無處不在：建筑（谷倉、門廊、山墻屋頂）；食物（華夫餅、甜甜圈、小煎餅）；以及從范德比爾特家族到科赫兄弟的寡頭。荷蘭語聽起來像美式英語，直到你發現自己一個詞都聽不懂。然而，閱讀荷蘭語卻是完全相反的體驗。盯著那些奇怪的元音字母足夠久，你就能發現含義：Nieuw（新）、Brouwerij（啤酒廠）、Koekje（小餅干）。

不過這無關緊要。荷蘭各年齡段公民普遍英語流利，這讓練習荷蘭語變得困難。“他們用英語回答，因為更高效，”桑切斯說。

文化上，荷蘭人有時在歐洲大陸被稱為“歐洲的美國人”，因其高大的身材、響亮的聲音和直率的舉止。但一旦真正的美國人到來，這種說法立刻失效——美國人總是在體重、音量和各方面都壓倒當地人。就連道歉也是如此：擋了自行車道、發音錯誤、點錯調料都要道歉。“我丈夫每次我要點番茄醬時都尷尬得要命，”桑切斯一天吃薯條時說道。

桑切斯很快道歉，因為她知道荷蘭人在想什么。人們認為美國人帶來了美國的問題，比如更高的成本、假新聞和糟糕的食物。（拜托，苦味丸子除外？）總體而言，外籍人士被視為臨時、封閉且富有——有些人甚至能享受1964年一項裁決帶來的30%稅收減免，該政策旨在吸引技術型外籍勞工。桑切斯鼓勵旅行參與者保持謙遜，不要惹麻煩。“我們是移民，不是外籍人士，”她說，“你必須像移民一樣思考。”

這些自稱“DAFTers”的人實際上具備了其他移民群體的特征——不是由特權而是由必要性定義的，比如互相提供工作。旅途中，我遇到了克里斯·奧康奈爾（Chris O’Connell），一位48歲、友善的男子，深色頭發扎成發髻。奧康奈爾的祖先在愛爾蘭土豆饑荒期間逃往加利福尼亞；2024年5月，他因感到鄰居整夜開槍、嘲笑他彩虹保險杠貼紙而人身不安全，離開了俄勒岡州塞勒姆的家。回憶在美國的最后幾年，他像個被圍困的人。“我把它看作迎面而來的仇恨，”他說，“這真的讓我筋疲力盡。”

奧康奈爾和妻子在咨詢DAFT律師六周后抵達阿姆斯特丹，希望他們即將年滿18歲的長子能獲得簽證。同行的還有兩只狗、四只貓、一只鬃獅蜥和一只冠狀壁虎：諾亞方舟。這是奧康奈爾第一次來荷蘭。

奧康奈爾曾從事葡萄酒行業。如今，他開著一輛藍色大貨車，忙著接送新移民（及其寵物）從歐洲各地機場回家。“7月我幫了17批人，8月又幫了13或15批，”他說，“全是美國人。”他還幫忙跑腿，比如去宜家，“因為這里沒人有車。”

這種交易模式——頑強、封閉、專注生存——是底層移民社區的典型特征，而非拿著外籍人士套餐的專業人士。人類學家可能稱之為移民網絡。但用這種方式描述一群白人中產階級美國人卻顯得不協調。

詹姆斯·羅索（James Rosow）是前紐約客，12年前移居馬德里，現任專為外籍人士提供心理治療的杜魯門集團（Truman Group）臨床主任。羅索理解同胞為何想離開，但他擔心社交媒體誤導了他們。關于農貿市場和騎車通勤的視頻比描述申請身份證繁瑣過程的帖子更具吸引力。“最大的誤解是，一旦你到了這里，一切都會很容易，”他說。

同時，他注意到，在西班牙美國人的Facebook論壇上，已定居者常嘲笑那些尋求搬遷建議的新來者。他雖不參與，但能理解。“我離開美國是為了置身事外。現在感覺他們又來了，”他告訴我。

杜魯門集團約四分之一的患者是現任或前任美國政府雇員。政府大幅削減USAID等項目后，并非所有海外被裁員工都急于回國。“我認識一個非洲國家的家庭，他們決定‘不回家了，’”羅索說，“于是他們辦了數字游民簽證。”

羅索和妻子原以為，當在美國上小學時移居西班牙的女兒們開始在美國上大學——或至少組建家庭時——他們會搬回去。如今，他說：“我希望她們搬來這里。”

移民學者描述人們遷移原因時，通常概括為“拉力”因素（來的原因）和“推力”因素（走的原因）。對G.T.F.O.的客戶而言，推力顯而易見，但拉力則不那么明確。荷蘭有許多優點，如優質社會服務、卓越基礎設施、毗鄰歐洲首都。但對這群人而言，其主要吸引力在于它不是哪個國家。

同樣難以夸大社交媒體對美國人逃離幻想的影響。一天早晨，桑切斯帶我們游覽哈勒姆時，黛比攔住一位戴毛線帽、正在街頭拍視頻的男子。“你是Sky嗎？”她喊道。她轉身對團隊說：“他是超火的YouTuber！”

那人確實是Sky，網名Itz SKY。“你們一直是我們的巨大動力！”黛比說。

Sky是非裔，成長于芝加哥南區，五年前離開美國前住在洛杉磯。他妻子持有愛爾蘭護照，讓他們可在歐盟國家中任選。如今，他們與兩個年幼的孩子住在哈勒姆。Sky為一家美國電視網工作，業余制作關于美國人荷蘭生活的視頻。他不像其他網紅那樣美化海外生活，但你能看出他對自己的決定很滿意。在一個片段中，Sky列舉了生活的變化：不再擔心孩子安全、沒有大規模槍擊、醫保負擔得起、也不會被警察騷擾。“直到搬到這里，警察才讓我感到安全，”他說。

桑切斯邀請Sky同行，去公園的路上他問團隊來自哪里。

“我們來自得克薩斯，”黛比說。

“得克薩斯怎么樣？”Sky問。

“嗯，我們在這兒，”她指出。

“我們1月20日就搬，”貝恩果斷地說。

“我懂，”Sky回答，“我記得有次我和兒子在家，妻子去商場時發生了槍擊，”他繼續道，“格倫代爾購物中心。”

“這種事情太頻繁了，我們甚至都不知道格倫代爾槍擊案，”黛比說。

我們到達公園，Sky去上班了。天氣潮濕陰冷，我們站在一座紀念漢妮·沙夫特（Hannie Schaft）的雕像前，這位年輕的荷蘭抵抗戰士被稱為“紅發女孩”。“有些女性不怕拿起槍殺死納粹，”桑切斯說。

旅途中，反法西斯（及反反法西斯）話題屢被提及。當時，美國人正因“轉折點美國”創始人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刺而震驚。但在荷蘭之旅的背景下，潛藏著一個問題：歐洲國家是否也在推遲不可避免的、類似特朗普式煽動民粹主義的墮落？10月，即我們訪問幾周后，荷蘭選舉中左翼政黨D66領導下一屆政府，但該國也產生了吉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這樣的“原型特朗普”，其自由黨以微弱差距位居第二。過去十年，全球各國要么選舉了右翼領導人，要么險些如此。如果美國人正是在逃離這種政治，是否還有真正安全的地方？

一天在火車上，桑切斯大聲擔憂特朗普迫害意識形態對手的計劃時，一位乘客用毫無口音的英語插話，指出荷蘭也在發生類似情況。前一周，威爾德斯呼吁議會將Antifa定為恐怖組織。他獲得了多數支持。（在荷蘭議會程序中，此類動議僅作為對政府部長的建議。）

“但你們沒有瘋狂的極右宗教狂熱分子，”桑切斯反駁道。

“這倒是，”乘客承認。

第二天，在海牙之行中，我們在火車站外遇到一群衣衫襤褸的反墮胎抗議者。他們舉著關于基督教和胎兒人格權的標語。這一切感覺非常熟悉。

桑切斯憤怒地嚇退了一位試圖遞給她傳單的老人。“不！絕對不行！”她厲聲說道。

我們正與向導、年輕的建筑史學生奧斯卡·翁克（Oskar Oonk）同行。他帶我們穿過一片田野，三天前，1500名反移民抗議者在那里焚燒警車并砸碎D66辦公室窗戶。看著工人清理殘骸，桑切斯為團隊問翁克，反移民抗議是否也針對美國人，還是僅針對尋求庇護者。

“你們有特權——接觸到的都是隱藏觀點的人，”翁克婉拒回答。事實上，白領（及僅僅是白人）外國人正是該國移民文化戰爭的重要部分。D66領袖羅布·耶滕（Rob Jetten）為他們辯護，告訴荷蘭新聞網站：“認為外籍人士像掠食者一樣進來然后離開的想法根本不真實。”

盡管部分荷蘭公民對移民態度矛盾，但該國擁有完善的歡迎外來者基礎設施。海牙市政廳運營著一座嶄新的國際中心（約半數居民為第一或第二代移民），周三，一位名叫莎拉·費德（Sarah Feid）的年輕女子在那里為我們舉辦了一場關于搬遷實務和融入的研討會。

費德解釋了一些當地習俗：禮儀（荷蘭人非常直接）；如何挑選好自行車；以及“圩田模式”（polder model）——荷蘭以合作、共識和妥協精神做決策的方式。“我們是非常平等、非等級化的社會，”費德說，“清潔工、CEO、實習生、初級員工、高級員工——每個人的意見都受重視。”美國人（包括我在內）似乎有點不信，直到費德的實習生用力點頭同意。

費德還介紹了Tikkie——一款流行的手機應用，能精確到分拆分賬單。原來“AA制”（going Dutch）真的是荷蘭的。

旅行最后一天，G.T.F.O.前往鹿特丹。這座荷蘭城市比我們見過的更高、更冷峻、更現代，缺乏鄰城那種歪斜的魅力，因為它在二戰后幾乎完全重建。天氣寒冷多風，參與者似乎都沒被吸引。

當團隊進行三小時步行（他們告訴我超過22000步）時，我因荷蘭糟糕天氣感冒，在芬尼克斯博物館（Fenix）避寒。這座由倉庫改建的博物館專注于移民主題。在那里，我參觀了名為“移民之家”（The Family of Migrants）的200幅照片展覽。

該收藏致敬愛德華·斯泰肯（Edward Steichen）1955年在MoMA策劃的《人類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捕捉了從出生到死亡各階段的人類生活。該展覽本意是戰后“全球團結宣言”，但批評者指責斯泰肯忽視了“歷史的決定性重量——真實且根植于歷史的差異、不公與沖突”，正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或許正因這種感傷情懷，展覽大獲成功，全球巡展吸引了1000萬人觀看。

《移民之家》更進一步，回應了桑塔格的批評：通過離家（或在某些情況下返鄉），這些照片中的主體在各自獨特的歷史背景下行使著有限的能動性。

一些圖像很熟悉——多蘿西婭·蘭格的《移民母親》、史蒂夫·麥柯里（Steve McCurry）的《阿富汗少女》、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美國入籍儀式上的照片。這些照片拍攝于港口和海關檢查站、圍欄和墻壁后、船只和火車上、機場里。它們描繪了移民的推拉因素，同時捕捉到大量移民文學中被忽視的東西——對不同生活的簡單渴望。

我在荷蘭遇到的許多美國人與展覽中的主體有很多共同點。他們也將留下所愛之人。他們也將拖著行李、填寫表格，抵達目的地時略顯茫然。他們會離開，因為他們覺得必須離開，也因為他們想要離開。他們會離開，因為他們能夠離開。

G.T.F.O.的參與者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難民——至少目前還不是。他們無人身處即時危險。他們可以搬到佛蒙特、馬薩諸塞或加利福尼亞。他們當然都考慮過換州，但最終認為這還不夠。我認為，這些決定更多反映了美國的問題，而非做出決定的人。

盡管如此，《移民之家》提醒我們，美國人日益增長的移居欲望是一種歷史異常。幾個世紀以來，數千萬貧困移民來到美國尋求安全、繁榮和幸福，以不可磨滅且美妙的方式改變了這個國家。我2004年從瑞士作為學生來到美國，經歷了簽證和綠卡申請的重重考驗，2022年入籍，但我不確定自己現在是否還受歡迎。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會搬來這里。

有什么值得留下嗎？在沉浸于荷蘭生活方式的一周里，我反復問自己這個問題。我回到那些老理由——家人、社區、工作。

然后，在博物館的某一刻，張乾琦（Chien-Chi Chang）的一幅肖像讓我想起我熱愛紐約的原因——或許也是那個仍難以擺脫的美國理念。照片中，一位新來的中國移民穿著內衣，在防火梯上吃一碗面條。他一手拿筷子，另一手端碗到嘴邊。他的位置俯瞰鮑厄里街，汽車從下方駛過，對他渾然不覺。他擁有最佳座位。他看起來自由自在。

黃昏時分漫步哈勒姆，我注意到運河沿岸最漂亮的聯排別墅住戶特意不拉百葉窗——或許遵循古老的加爾文主義傳統，表明自己無所隱瞞。我欣賞著整潔的室內、高高的橫梁天花板，以及讓我想起布魯克林褐砂石建筑的裝飾線條。我在蜿蜒小巷和濱水街道徘徊數小時，窺視窗戶。我沒看到任何人穿著內衣吃面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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