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州戰役，我軍俘虜國軍副司令張作相，首長得知后下令：立即釋放

“報告團長，1948年10月15日晚上七點，城北巷口有人自稱‘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求見。”警衛員喘著粗氣站在泥地里，滿臉不敢置信。團長抬頭打量那位衣襟帶塵、卻仍不失軍人氣度的老人，一陣錯愕——此人竟真是張作相。消息很快傳到東北野戰軍前線指揮部，電話那端傳來林總鏗鏘兩字：“放人。”隨即又補了一句：“要送回天津，越快越好。”短短數語，讓不少年輕指戰員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眼前這位身居高位的國軍副司令，為何說放就放？

要解釋那道命令，需要把鏡頭拉回半個世紀。張作相1881年生在奉天錦州義縣，家里清貧到秋收前常揭不開鍋。他母親卻硬是摘掉最后一只簪子換紙筆，讓他進私塾三年。教書先生給他起了個響亮的大名——作相，“盼你將來封侯拜相”。可現實比墨香粗礪得多，三年后他輟學挑起灰土袋子，干過泥瓦匠，也扛過短工。20歲那年，族兄被仇家殺害，窮小子提刀復仇，一時血氣方剛，從此被官府張榜追拿。躲進山林那刻，他大概沒想到，這一步把自己推上東北軍閥舞臺。

落草后，他拉起二十號兄弟，自號“綠林武裝”。江湖人都知八角臺張作霖手下“保險隊”講義氣，張作相翻山越嶺投奔，倆人名字只差一筆，結拜時便以兄弟相稱。自1907年把酒盟誓，到1911年清政府招安，張作相跟著“大哥”一路升遷，奉系的根基就是那批從草莽轉身披軍裝的弟兄們打下來的。

1908年剿洮南土匪，是張作相第一次在遼西軍中立大功。面對敵騎兵來去如風，他主張馬步混合穿插，摳掉對方最大的機動力。張作霖夸他“兄弟打仗有章法”。從那以后，凡大帥的作戰會議，總少不了張作相的話語權。一支奉系，表面看是張作霖的鐵騎，骨子里兩股力量：張作霖的膽魄，加上張作相的謀算。

一次險些斷送奉系命脈的內亂，讓外界第一次見識這位“輔帥”的面子價值。1925年郭松齡倒戈，灤州兵鋒直指沈陽。奉軍前線告急，大帥已打算留后路。郭軍被反包圍后，高層開會處置俘虜，幾十張刀口般的嘴不離“殺”。張作相拍案：殺首犯可以，其余皆我袍澤同鄉，“真要流血，先砍我頭！”他當場放聲痛哭，場子里竟沒人再敢跟他對著干。此后被釋放回編的幾千人，在東北軍接下來數年打戰、修路、練兵時起到舉足輕重作用。那次哭諫，既救人，也穩了奉系軍心。

張作相不只打仗、講兄弟義氣，他在政務上頗有章法。1924年起兼任吉林省省長，三年時間做三件事：整頓賦稅、禁煙、興學。禁煙最難，鴉片利益鏈盤根錯節，他硬是拆掉上百個煙館，設卡阻斷種植。有人半夜送銀票求通融，他摔杯子：“掙這種錢早晚亡國。”當時東北軍閥中能做到“只收稅、不收煙錢”的，幾乎只有他。1929年，他主導創辦吉林大學，自任校長，公開說“治軍易，育人難，卻終得有人讀書才能強省”，頗見遠慮。

同一年，日方試圖用《滿蒙新五路協約》牽制東三省，他一句“能拖則拖”頂住壓力，將協約生生耗廢。此舉讓關東軍恨得咬牙，也為自己埋下危險伏筆。可張作相的態度向來硬：對外事，寸土不讓；對內政，該省就省。吉林百姓戲稱他“福帥”，倒也貼切。

義字當頭的性格延續到奉系易代。1928年皇姑屯爆炸，大帥歿于車廂。奉軍將領齊看向張作相——論資歷他該接帥位。可他一句話堵住所有人：“老帥遺言，讓我輔佐漢卿（張學良）。”張學良年少氣盛，軍政經驗不足，這位“二把手”索性做幕后舵手。日軍趁機強壓張學良兌現父輩簽下卻未執行的讓步條款，一連幾份照會擺在桌上。張學良猶豫，張作相只有一句：“答應就是賣祖宗。”少帥咬牙拒絕，日本人撲空，只能暗地打算盤。

然而大敵真正來襲時，奉系沒躲過去。1931年九一八爆發，張作相正好在錦州給父親守喪。遙望北滿火光，他當即派人赴沈陽詢問兵情，卻得到“不抵抗”三字電報。外界多把責任推給張學良，他本人則自嘲“我這把老骨頭也擋不住政治風浪”。熱河失守后，他帶家眷遷天津靜養，看似退隱，實則四處聯絡舊部準備抗戰。天津寓所墻上掛了一副對聯：“老驥伏櫪，烈士暮年。”來拜訪的人都知道，這是他說給自己聽的。

長城會戰、反滿抗日，他沒少掏腰包。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鼓勵兒子張廷樞赴延安。有人不解：“你奉系出身，怎么讓兒子投共產黨？”張作相擺手：“救國看人不看旗。”這話后來在團結會上被毛主席引用，算是對他政治立場的注腳——他并非紅軍干部，卻與共產黨保持良好往來。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請他赴南京，重金厚祿伺候，他三封電報回絕。蔣最后干脆派機票到天津，他回了八個字：“國難未已，余不遠行。”1949年春，南京風雨飄搖，蔣再度電邀，張作相卻告訴送信人：“我不陪他打內戰。”

正因如此，錦州戰役誤俘事件才出現了“俘而速釋”這一幕。林總了解他的底細：早年行伍里講義氣，抗戰里有民族立場，對人民解放軍并無敵意。更關鍵的是，張作相已年近七旬，不愿再卷兵戈。把這樣的老人關進戰俘營，既無必要，也易生誤會。于是才有了那一連串體面的安排——專列護送、首長道歉、一路暢通。

火車從錦州緩緩南下，他站在車廂連接處，望著窗外遼西的寒蘆。同行的警衛問：“張老，總算回家了，心里什么滋味？”他沉默片刻：“半生征戰，到頭來明白，誰能真正給這片土地安寧，我就佩服誰。”說罷掏出一張折得整整齊齊的紙條，上面只有四個字：人民政府。那是離開錦州前林總遞給他的。不多的幾個字，他來回折疊，看得甚久。

同年冬天，天津和平解放。張作相沒有公開站臺，但在自家院子里給幾位舊部開了個簡短茶話。“槍可以放下，地不能再丟，”他抿一口老茶，聲音低卻篤定，“東北既新生，你我也該落葉歸根。”

多年后，有人評論，他不是典型的軍閥，也不算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家，更像一塊在歷史巨石下滾動的卵石：棱角被磨平，卻仍保持硬度。即便身處舊軍界，他也盡力拒絕鴉片、抵制外侵、保全同袍；當新的力量壯大，他能識時務，選擇讓開槍口。林總那句“放人”，其實也是一種敬意——敬他早年的俠義和晚年的清醒。

1951年，張作相在天津病逝，享年七十歲。遺囑只有一句：“我之衣物，能給鄉親就給鄉親。”那年冬天，他的老家義縣雜木林子村收到一箱舊棉衣和幾本線裝書。村里老人嘆：“輔帥到底沒忘本。”士為知己者死，他把知己二字寫了一輩子；在錦州戰役那段插曲里，他也得到了另一種形式的“知己”——來自新生政權的寬厚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