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一女匪首被活捉，李達請示殺不殺？毛主席：這個人不能殺

1953年春，貴州一女匪首在剿匪行動中被解放軍活捉，但關于殺不殺她的問題，卻引起了爭論。

時任西南軍區參謀長李達向上請示，到底殺不殺，毛主席得知后表示：“這個人不能殺。”

這個女匪首到底是誰？毛主席又為何指示不能殺她？

這個女匪首叫程蓮珍，1922年出生在貴州廣順縣白云鄉的一個布依族小山寨里。

她皮膚白凈、四肢勻稱，尤其是那圓鼓鼓的小臉蛋，仿佛是山林間剛破土而出的春筍，父母便給她取了一個親昵的乳名：筍妹。

筍妹從小性格靈巧，眼睛明亮，等她長到十四五歲，一米六幾的個子，在那時的布依山寨里稱得上高挑。

五官清秀，肌膚白皙，哪怕只是站在寨口喂雞，都能讓路過的少年忍不住多看幾眼。

那幾年，程家門檻幾乎要被踏破，媒人三天兩頭來敲門，想為兒子求親。

為了圖清靜，程蓮珍來到惠水縣親戚家避一段時間，在這里，她認識了地主家的兒子陳正明。

這個人不懷好意，認識不久后，就將程蓮珍挾持回家，當他的三房小老婆。

1947年，陳正明突患急病撒手人寰，留下幼女陳大蓮，還有一座空蕩蕩的宅院與大片良田。

程蓮珍驟然成了孤兒寡母的家主，更糟的是，丈夫尸骨未寒，族人便紛紛出手覬覦家產。

一開始，是耳語和冷眼，族里的老人開始勸她把一部分田地“讓”出來，給還沒成家的堂兄弟們打理。

有人表面稱她為“陳大嫂”，背地里卻咬牙切齒地喊她“外來人”。

過不了多久，家門口出現了陌生的腳印，晚上屋后的狗吠聲也變得尖銳驚恐。

不久之后，她蹲在院壩里曬谷子，突如其來的槍聲劃破寂靜，子彈貼著她的耳根飛過，打在院墻的青磚上。

她沒有尖叫，也沒有逃跑，只是緩緩站起身，拍了拍衣襟上的灰塵，然后轉身回屋，將厚實的木門緊緊插上。

那一夜，她幾乎一夜未眠，第二天，她帶著兩個壯漢下山，走了兩天兩夜，翻山越嶺，到集市上用重金買下三支長槍，并聘回三個退伍的保安團兵。

從此以后，程蓮珍的宅子，不再是布依族鄉間的平靜人家，而成了一個小型的堡壘。

高墻外，竹林密布，墻根下埋了鐵釘陷阱；院落中，木樓上設有哨位，黑夜中總有人端槍巡邏。

她在屋后開辟了一塊空地，用石灰畫出靶心，每天親自練槍，不管陰雨晴雪，從不間斷。

有一次，族人集結二十多人，夜里翻墻闖入，試圖以武力奪下宅院。

程蓮珍早有防備，她讓人關上大門，在樓閣高處架起兩桿步槍，自己披著黑斗篷，站在二樓陽臺，手持雙槍，對準院中的入侵者連開數槍。

那一夜，三人當場斃命，余者四散而逃，第二天，死者家屬圍在寨口哭嚎，怒斥她狠毒，但無人敢再貿然闖入。

從此，“雙槍大嫂”的名聲不脛而走，原本那些覬覦家產的人再不敢明著挑釁。

她雖一戰揚名，卻也徹底割裂了與族人的關系，而在寨子外面，一些更危險的人開始對她產生興趣。

惠水縣白日鄉鄉長羅紹銓，是舊時國民黨第八十九軍的營長出身，投機取巧、善于周旋。

他聽說廣順山里出了個會打槍的寡婦，帶著八個保鏢，守住百畝良田，十分佩服，也十分眼紅。

他主動派人前來探望，還帶著一壇酒，稱兄道妹地稱她“賢妹”，說：“你一個女人，這樣苦守孤宅，實在讓人心疼。”

程蓮珍沒說話，只遞了一盞茶，她當然明白羅紹銓的來意，他覬覦的不是她這個人，而是她身后的槍和地。

但在這個時候，她也正需要一個靠山，不是用來依附，而是用來制衡周邊那些藏著毒牙的“同族”。

兩人逐漸密切來往，一個手里有兵，一個手里有財，起初只是互通情報、互幫運輸，后來，羅紹銓更進一步，想要借婚姻來綁定這場合作。

他勸說弟弟羅紹凡出面與程蓮珍成親，表面上是為弟弟謀福，實則是想以“家人”之名吞并她手中的資源。

程蓮珍沒有立刻答應，這樁“聯姻”不過是一場利益交易，可她更清楚，在這個混亂的世道，一個人再強，也斗不過十面埋伏。

最終，她點頭，成了羅紹凡名義上的“妻子”，而實質上，她依然掌握著自己的兵與槍。

從此以后，她的名字不再只在布依山寨流傳，而是登上了縣府密報，解放后也出現在了解放軍剿匪名單上。

1949年冬，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步步推進，惠水、長順也相繼解放，程蓮珍原本打算去投靠人民政府，卻被羅紹銓攔下，被迫參與了對人民政府的突襲。

這場突襲很快宣告失敗，解放軍憑借地形與城防優勢將來犯者打得人仰馬翻。

羅紹銓兵敗如山倒，帶著殘部從北門潰逃，一路折返至雅羊寨，與程蓮珍短暫合兵，準備策動第二次反撲。

他們不知道，這一次的密謀，已被山民偷聽并悄悄上報，三日后，解放軍與民兵包圍了整個雅羊寨。

程蓮珍身邊的隊伍死傷大半，只余百余人逃入惠水與長順交界的密林之中。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她與羅紹凡四處輾轉，或藏于親戚家中，或混入農戶之間。

逃亡的日子里，她再也沒有過一夜安穩的睡眠，常常在半夜被狗吠聲驚醒，驚恐地抓緊枕邊的槍，聽著外頭的風吹草動，直到天色發白。

可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她曾躲進一處水田寨，靠一個叫韋湯巴的老鄉接濟度日。

可這份寧靜沒持續多久，韋湯巴的鄰居察覺家中多了生面孔，便悄悄報了信。

解放軍“飛虎隊”聞訊趕至，卻撲了個空，程蓮珍早已轉移，為了徹底擺脫追捕，程蓮珍假嫁給一名普通農民班永華，以“逃難婦人”的身份掩人耳目。

在那個小山村里，她學著喂豬、挑水、種地，與當地婦女無異。

可班永華的女兒剛出生便夭折，悲痛之余，村里又開始有風言風語，懷疑這個“外地媳婦”身份不明。

程蓮珍明白，留不得了，她趁一個雨夜卷起幾件衣服，頭也不回地逃向龍里，藏進她侄兒龍德穩家中。

又數月之后，她再一次被逼轉移，輾轉數十里，最后藏身在大新鄉韋萬書家。

1953年初，在貴陽分區情報科的布控下，“飛虎隊”再次出動，他們悄無聲息地摸到了韋萬書家，一腳踹開大門，家中只見一人煮飯，程蓮珍不在。

但就在眾人重新布控之際，一聲狗叫打破寧靜，一名飛虎隊員隨口一喊：“把狗管好！”

門外，剛從鄰家回來的程蓮珍，聽到陌生人的聲音頓覺不妙，拔腿就跑，飛虎隊員眼疾手快，一個箭步撲上前，將她重重壓倒在泥地上。

程蓮珍被捕后，關于要不要殺她的問題，卻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多數人毫不猶豫地提議：立即槍決！

可也有人猶疑，尤其是政策處的干部，聲音不大，卻擲地有聲：“她是布依族婦女，是本地極具影響的標桿人物，若處理不慎，恐激起少數民族誤解，甚至可能引發更大反彈。”

爭議的聲音如潮水般漲起，一邊是“法不容情”，一邊是“因地制宜”，貴州省軍區最終沒有下手，而是把這起特殊案件層層上報。

這份報告，一路北上，最終擺到了西南軍區參謀長李達的案頭。

恰逢此時，李達即將赴朝前線巡視，不敢貿然拍板，他將全部材料捧在手中，在動身前特地飛往北京，向正在中南海主持會議的毛主席做匯報。

毛主席沒有急著表態，抬眼看向李達，語氣不急不緩：“她，是少數民族的吧？”

“是布依族。”李達點頭。

“那就不能殺。”毛主席語氣斬釘截鐵。

李達怔住，毛主席輕輕一笑，語帶調侃地說了一句：“好不容易出了個女匪首，又是布依族的，殺了豈不可惜？”

說者輕描淡寫，聽者卻立刻明白，這句“可惜”，背后是國家民族政策的深思熟慮，是統戰理念的高度運用，也是政治智慧的集中體現。

毛主席放下煙斗，繼續說道：“你看諸葛亮七擒孟獲，擒而縱之，感其誠心，終為己用，我們共產黨人，難道就不如諸葛亮？一個陳大嫂，若真能以一人之口，換來百人投誠，那便是血未流，仗已勝。”

李達聞言頓悟，連連點頭，幾日后，他返回西南，親自主持省軍區會議，傳達毛主席指示：“此人不可殺，宜緩處，以策反之。”

1953年6月5日，惠水縣召開萬人大會，程蓮珍被押解至會場中央。

就在群眾以為即將聽到判決死刑時，法院院長卻當眾宣讀：“根據中央精神，考慮其特殊身份和改造意愿，決定予以釋放，回鄉監督勞動。”

當地政府派人解釋政策，化解群眾疑慮，連她家的糧食配給也由鄉政府代為照看。

起初，她對誰都警惕，說話斟詞酌句，甚至不敢睡整覺，可很快，她發現有人上門不是來抓她，而是請她勸說山上的“兄弟們”投誠。

那些昔日匪徒、舊部、雇來的槍手，如今也在風中飄搖，聽聞“大嫂沒死，還在家里吃飯”，紛紛下山投降。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程蓮珍成了剿匪會議上的“特邀嘉賓”，她站在會堂前講臺上，語氣緩慢卻堅定地說：“我以前走錯路，是為了保命，現在黨給我命，我要幫更多人保命。”

她不再是一個“女匪首”，而是成了穩定邊區局勢的一枚棋子，一面旗幟。

直到1998年她病逝，在床榻上最后一次喘息時，她仍緊緊握著女兒的手，用盡全力說了一句：“要去北京，替我給毛主席鞠個躬。”

她的女兒替她完成了這個愿望，而她的一生，也終于完成了從“罪人”到“政工”的巨大跨越。

她沒有再舉槍，卻用余生證明：一個人可以在亂世中落敗，也可以在和平中重生，只要有人愿意給她那一絲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