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 6 月 10 日午后,臺北馬場町刑場。
一聲槍響落下,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直直倒在血泊里。
這位被毛澤東親筆題詩 “虎穴藏忠魂” 的紅色特工,終究沒能逃過死刑的判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從吳石被捕到最終遇害,這一百多天里,他的直接上司、時任參謀總長的周至柔,曾三次冒著生命危險出手營救。
而支撐他這么做的,是日記里那句擲地有聲的警示:“若今日殺吳石,他日必有人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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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柔與吳石的交情,要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說起。
吳石是保定軍校第三期學員,畢業時成績名列第一,是公認的 “狀元”。
周至柔比他晚五期,屬于第八期學員。
當時吳石在軍界早就有 “十二能人” 的稱號,能打仗也能寫文章,英語、日語都精通,戰術和兵學更是頂尖水平。
周至柔打心底里佩服這位學長的才華,兩人在抗戰期間就有過多次協同作戰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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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桂柳會戰中,吳石精準分析出日軍的作戰弱點,周至柔則指揮空軍針對性轟炸。
兩人配合默契,還得到了蔣介石 “協同典范” 的公開稱贊。
1949 年,吳石奉命赴臺,出任參謀次長一職,成了周至柔的直屬下級。
工作中兩人配合得十分順暢,周至柔心里清楚,吳石手里掌握的國防核心機密,還有他頂尖的戰術素養,都是剛退守臺灣的國民黨軍隊最缺的寶貴財富。
1950 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徹底打破了這份共事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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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后,沒經得住考驗,很快就選擇了叛變。
特務在蔡孝乾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張 10 元新臺幣,紙幣上還寫著一個電話號碼。
另外,他遺留的公文包里,還有一張陌生女人的照片。
這兩樣看似普通的東西,立刻成了保密局追查 “匪諜” 的關鍵線索。
特務順著紙幣上的電話號碼一路追查,很快就抓獲了已經逃到舟山的中共特派員朱楓。
接著又順著那張女人照片往下查,最終找到了一張特別通行證的存根。
而這張通行證,正是吳石親自簽發的,用途就是幫助朱楓安全撤離臺灣。
證據擺到面前,吳石 “通共” 的嫌疑被徹底坐實。
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得知消息后,當即下令要連夜逮捕吳石。
可這個行動,卻被周至柔緊急攔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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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石身居參謀次長的要職,這個案子還牽涉到國防機密。” 周至柔在電話里態度十分強硬。
“必須秘密核查清楚,絕對不能泄露半點消息。”
他以 “案件需要補充調查” 為理由,硬生生把毛人鳳的逮捕行動延后了三天。
這三天里,周至柔親自帶著人去搜查吳石的住所。
他本來是想找些能為吳石脫罪的證據,可沒成想,反而意外發現了更多情報交接的痕跡。
一向沉穩冷靜的周至柔,這時候也忍不住露出了為難的神色。
周至柔太清楚保密局的手段了,他們的刑訊逼供極其殘酷。
只要被移交過去,吳石連開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
于是他立刻做出第二個關鍵決定:把這個案子交給軍事法庭審理,絕對不能直接移交保密局。
1950 年 4 月 7 日,周至柔正式簽報蔣介石,提議組建高等軍法會審庭審理此案。
他特意推薦二級上將蔣鼎文擔任審判長,韓德勤、劉詠堯兩人擔任審判官。
這三個人都和吳石沒有直接的利益關聯,而且向來注重軍法程序,不會輕易徇私。
周至柔的想法很明確,就是希望通過嚴謹的庭審,找到 “證據存疑” 的突破口,給吳石留一條活路。
庭審過程中,蔣鼎文等人果然發現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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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的供詞里有多處前后矛盾的地方,不少關鍵證據也沒有足夠的佐證,根本站不住腳。
最終,三人經過商議,聯名提出建議:“對吳石從重判決,但免于死刑。”
周至柔拿到這個審判意見后,立刻呈交給蔣介石,還附上了自己的補充說明。
他在說明里寫道,吳石在抗戰期間曾編纂《參二室藍皮本》,里面精準預判了日軍的多項動向,為抗戰勝利立下過不小的功勛。
更重要的是,這個案子如果草率地處死吳石,很可能會引發非嫡系將領的恐慌,影響軍隊穩定。
當時的臺灣,白色恐怖的氛圍已經非常濃厚了。
只要有人稍微沾上一點 “通共” 的嫌疑,就會被直接貼上標簽。
不少軍官僅僅因為和大陸的親友有書信往來,就被抓起來審查。
周至柔在日記里也深刻剖析過這種情況:“今天能隨便給吳石安上罪名處死,明天這種手段就可能用在任何一個人身上。”
“軍心要是散了,我們還怎么在臺灣立足?”
可周至柔的一片苦心,最終還是沒能撼動蔣介石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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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敗退臺灣后,蔣介石一直對吳石格外器重,甚至把他當成 “整肅軍紀” 的標桿人物。
如今突然得知,自己信任的得力干將竟然是中共特工,這種巨大的落差讓他怒不可遏。
“此等叛徒,不殺不足以儆效尤!” 蔣介石在審判意見上厲聲批示。
他不僅直接駁回了 “免于死刑” 的建議,還斥責蔣鼎文等人 “審判不公、為罪犯說情”,下令立刻判處吳石死刑。
周至柔看著這份批示,沉默了很久。
他心里清楚,這個時候再為吳石辯解,多疑的蔣介石很可能會把他也貼上 “匪諜同伙” 的標簽。
到時候不僅救不了吳石,自己也會身陷險境。
所以他沒再公開發聲,但這三次營救的行動,早已把他的立場暴露無遺。
1950 年 6 月 10 日,吳石平靜地走向刑場。
面對死亡,他沒有絲毫畏懼,從容吟誦出自己的絕筆詩:“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
吟誦完畢,他慷慨赴死。
和他一同被處決的,還有中共特派員朱楓、陳寶倉將軍,以及吳石的副官聶曦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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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石犧牲后,周至柔當初的擔憂,很快就變成了現實。
蔣介石以 “肅清匪諜” 為借口,大幅擴大了清洗范圍。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先后有四百余名將校軍官被逮捕審查。
臺灣徹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壓統治。
軍官們見面后不敢多說一句話,哪怕是正常交流都小心翼翼,生怕被別人舉報 “通共”。
整個國民黨軍隊,徹底陷入了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的惡性循環。
這和周至柔日記里預言的 “人人自危” 場景,完全一模一樣。
周至柔的營救最終沒能成功,但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的黑暗環境里,他堅守的那份底線,成了歷史上一抹難得的亮色。
他之所以要救吳石,并非單純因為兩人的私交。
更多的是出于一個軍人的責任考量:守住軍法的底線,穩住軍隊的軍心。
他心里明白,當權力可以隨意給人羅織罪名,不用講任何規則的時候,沒有任何人能獨善其身。
如今,馬場町的槍聲早已遠去,但吳石將軍的忠魂,一直被后人銘記。
1973 年,國務院正式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肯定了他為國家和人民做出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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