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吳石被捕后，他的上司周至柔做幾件事想救他，原因寫在日記

1950 年 6 月 10 日午后，臺北馬場町刑場。

一聲槍響落下，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直直倒在血泊里。

這位被毛澤東親筆題詩 “虎穴藏忠魂” 的紅色特工，終究沒能逃過死刑的判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從吳石被捕到最終遇害，這一百多天里，他的直接上司、時任參謀總長的周至柔，曾三次冒著生命危險出手營救。

而支撐他這么做的，是日記里那句擲地有聲的警示：“若今日殺吳石，他日必有人效仿！”

周至柔與吳石的交情，要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說起。

吳石是保定軍校第三期學員，畢業時成績名列第一，是公認的 “狀元”。

周至柔比他晚五期，屬于第八期學員。

當時吳石在軍界早就有 “十二能人” 的稱號，能打仗也能寫文章，英語、日語都精通，戰術和兵學更是頂尖水平。

周至柔打心底里佩服這位學長的才華，兩人在抗戰期間就有過多次協同作戰的經歷。

1944 年桂柳會戰中，吳石精準分析出日軍的作戰弱點，周至柔則指揮空軍針對性轟炸。

兩人配合默契，還得到了蔣介石 “協同典范” 的公開稱贊。

1949 年，吳石奉命赴臺，出任參謀次長一職，成了周至柔的直屬下級。

工作中兩人配合得十分順暢，周至柔心里清楚，吳石手里掌握的國防核心機密，還有他頂尖的戰術素養，都是剛退守臺灣的國民黨軍隊最缺的寶貴財富。

1950 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徹底打破了這份共事之誼。

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后，沒經得住考驗，很快就選擇了叛變。

特務在蔡孝乾的口袋里，搜出了一張 10 元新臺幣，紙幣上還寫著一個電話號碼。

另外，他遺留的公文包里，還有一張陌生女人的照片。

這兩樣看似普通的東西，立刻成了保密局追查 “匪諜” 的關鍵線索。

特務順著紙幣上的電話號碼一路追查，很快就抓獲了已經逃到舟山的中共特派員朱楓。

接著又順著那張女人照片往下查，最終找到了一張特別通行證的存根。

而這張通行證，正是吳石親自簽發的，用途就是幫助朱楓安全撤離臺灣。

證據擺到面前，吳石 “通共” 的嫌疑被徹底坐實。

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得知消息后，當即下令要連夜逮捕吳石。

可這個行動，卻被周至柔緊急攔了下來。

“吳石身居參謀次長的要職，這個案子還牽涉到國防機密。” 周至柔在電話里態度十分強硬。

“必須秘密核查清楚，絕對不能泄露半點消息。”

他以 “案件需要補充調查” 為理由，硬生生把毛人鳳的逮捕行動延后了三天。

這三天里，周至柔親自帶著人去搜查吳石的住所。

他本來是想找些能為吳石脫罪的證據，可沒成想，反而意外發現了更多情報交接的痕跡。

一向沉穩冷靜的周至柔，這時候也忍不住露出了為難的神色。

周至柔太清楚保密局的手段了，他們的刑訊逼供極其殘酷。

只要被移交過去，吳石連開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

于是他立刻做出第二個關鍵決定：把這個案子交給軍事法庭審理，絕對不能直接移交保密局。

1950 年 4 月 7 日，周至柔正式簽報蔣介石，提議組建高等軍法會審庭審理此案。

他特意推薦二級上將蔣鼎文擔任審判長，韓德勤、劉詠堯兩人擔任審判官。

這三個人都和吳石沒有直接的利益關聯，而且向來注重軍法程序，不會輕易徇私。

周至柔的想法很明確，就是希望通過嚴謹的庭審，找到 “證據存疑” 的突破口，給吳石留一條活路。

庭審過程中，蔣鼎文等人果然發現了問題。

蔡孝乾的供詞里有多處前后矛盾的地方，不少關鍵證據也沒有足夠的佐證，根本站不住腳。

最終，三人經過商議，聯名提出建議：“對吳石從重判決，但免于死刑。”

周至柔拿到這個審判意見后，立刻呈交給蔣介石，還附上了自己的補充說明。

他在說明里寫道，吳石在抗戰期間曾編纂《參二室藍皮本》，里面精準預判了日軍的多項動向，為抗戰勝利立下過不小的功勛。

更重要的是，這個案子如果草率地處死吳石，很可能會引發非嫡系將領的恐慌，影響軍隊穩定。

當時的臺灣，白色恐怖的氛圍已經非常濃厚了。

只要有人稍微沾上一點 “通共” 的嫌疑，就會被直接貼上標簽。

不少軍官僅僅因為和大陸的親友有書信往來，就被抓起來審查。

周至柔在日記里也深刻剖析過這種情況：“今天能隨便給吳石安上罪名處死，明天這種手段就可能用在任何一個人身上。”

“軍心要是散了，我們還怎么在臺灣立足？”

可周至柔的一片苦心，最終還是沒能撼動蔣介石的決心。

國民黨敗退臺灣后，蔣介石一直對吳石格外器重，甚至把他當成 “整肅軍紀” 的標桿人物。

如今突然得知，自己信任的得力干將竟然是中共特工，這種巨大的落差讓他怒不可遏。

“此等叛徒，不殺不足以儆效尤！” 蔣介石在審判意見上厲聲批示。

他不僅直接駁回了 “免于死刑” 的建議，還斥責蔣鼎文等人 “審判不公、為罪犯說情”，下令立刻判處吳石死刑。

周至柔看著這份批示，沉默了很久。

他心里清楚，這個時候再為吳石辯解，多疑的蔣介石很可能會把他也貼上 “匪諜同伙” 的標簽。

到時候不僅救不了吳石，自己也會身陷險境。

所以他沒再公開發聲，但這三次營救的行動，早已把他的立場暴露無遺。

1950 年 6 月 10 日，吳石平靜地走向刑場。

面對死亡，他沒有絲毫畏懼，從容吟誦出自己的絕筆詩：“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

吟誦完畢，他慷慨赴死。

和他一同被處決的，還有中共特派員朱楓、陳寶倉將軍，以及吳石的副官聶曦上校。

吳石犧牲后，周至柔當初的擔憂，很快就變成了現實。

蔣介石以 “肅清匪諜” 為借口，大幅擴大了清洗范圍。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先后有四百余名將校軍官被逮捕審查。

臺灣徹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壓統治。

軍官們見面后不敢多說一句話，哪怕是正常交流都小心翼翼，生怕被別人舉報 “通共”。

整個國民黨軍隊，徹底陷入了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的惡性循環。

這和周至柔日記里預言的 “人人自危” 場景，完全一模一樣。

周至柔的營救最終沒能成功，但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的黑暗環境里，他堅守的那份底線，成了歷史上一抹難得的亮色。

他之所以要救吳石，并非單純因為兩人的私交。

更多的是出于一個軍人的責任考量：守住軍法的底線，穩住軍隊的軍心。

他心里明白，當權力可以隨意給人羅織罪名，不用講任何規則的時候，沒有任何人能獨善其身。

如今，馬場町的槍聲早已遠去，但吳石將軍的忠魂，一直被后人銘記。

1973 年，國務院正式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肯定了他為國家和人民做出的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