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很不服氣，第2次告上聯合國，緬甸站隊中方，新加坡也改口了

中日在聯合國層面持續交鋒，而這一次日方再難自圓其說 —— 東南亞多國已相繼亮明立場，緬甸明確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就連此前表態相對謹慎的新加坡，也“改口”了。

涉臺言論引發風波

這場外交爭端的導火索，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的相關表述。在參議院質詢環節，當被問及 “臺灣有事” 是否屬于日本安全保障相關法規定的 “存亡危機事態” 時，高市早苗明確回應，若涉及武力行使，該情況可能符合這一界定，這一表態被普遍解讀為暗示日本自衛隊可行使集體自衛權介入臺海局勢。

作為中國內政的臺灣問題，歷來是中日關系中不可觸碰的紅線。1972 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明確規定，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關于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

高市早苗的言論顯然違背了這一核心共識，也違反了國際法基本原則中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核心準則。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隨即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清晰指出該言論對中日政治基礎的破壞，以及對地區和平穩定的潛在威脅。

面對中方的嚴正立場，日本于 11 月 24 日提交首封辯駁函件，試圖以 “專守防衛” 原則為掩護混淆視聽。函件中刻意回避武力介入中國內政的核心爭議點，轉而影射指責他國國防力量建設，試圖轉移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針對中方援引《聯合國憲章》中制約德日等戰敗國的 “敵國條款”，日方辯稱該條款已因聯合國相關決議而過時。

事實上，《聯合國憲章》第 53 條、第 77 條和第 107 條構成的 “敵國條款”，其核心目的是防止侵略戰爭重演，至今仍對未徹底完成民主改造的日本具有約束力，1995 年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僅為建議性質，并無廢除該條款的法律效力。

12 月 1 日，傅聰大使再次致信聯合國秘書長，重申 “敵國條款” 的現實意義，強調日本戰后軍事發展的危險傾向，并明確中方保留采取必要應對措施的權利。

在中方兩次清晰闡述立場后，日本代表山崎和之于 12 月 4 日再次向聯合國 “告狀”，將函件語氣升級為強硬否定，宣稱中方主張 “與事實不符、缺乏依據”，卻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確認臺灣歸屬的國際法文件避而不談，其辯解缺乏基本法理支撐。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在日本國內也引發廣泛爭議。前首相石破茂批評該表述近乎宣稱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突破了歷屆政府的謹慎立場；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則直接在社交平臺發文，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日本不應插手。

日本社民黨、《東京新聞》《京都新聞》等也紛紛發聲，指出該言論可能降低集體自衛權行使門檻，加劇地區緊張局勢，是對和平憲法的進一步架空。

緬甸強硬站隊

在日本試圖通過聯合國造勢的過程中，緬甸成為東南亞國家中首個明確表態支持中方的國家，其立場之強硬堪稱 “最強音”。緬甸國防與安全委員會新聞發布組組長佐敏吞公開點名批評高市早苗，譴責其言論既違反一個中國政策、縱容 “臺獨” 分裂勢力，又無視日本在二戰期間的侵略歷史，是不負責任且缺乏歷史反思的表現。

緬甸的鮮明立場，根植于其遭受日本侵略的慘痛歷史記憶。1942 年至 1945 年，日本法西斯占領緬甸期間推行 “以戰養戰” 政策，掠奪當地大米、石油等戰略資源，并強征大量勞工修建軍事工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泰緬鐵路建設項目，日軍將原本需要 6 年完成的工程強行壓縮至 18 個月，強征的 40 余萬名勞工中包括 18 萬名緬甸民眾。

在熱帶叢林的惡劣環境中，勞工們在刺刀威脅下從事高強度勞動，食物匱乏且醫療條件極差，最終約 4 萬名緬籍勞工死于勞累、疾病和虐待，平均每公里鐵路就有 360 人喪生，這條鐵路也因此被稱為 “死亡鐵路”。

2025 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日本政要在這一特殊節點發表無視歷史的言論，極易觸動緬甸民眾的集體傷痛。除歷史因素外，中緬長期穩定的經濟合作關系也為雙方立場契合奠定了基礎。

中國是緬甸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大外資來源地，累計投資額已超過 220 億美元，涉及能源、基建等多個關鍵領域，這些合作項目成為推動緬甸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緬甸通過明確站隊中方，既展現了對歷史正義的堅守，也意在鞏固與中國的合作關系，為自身爭取更多基礎設施建設、邊境貿易恢復等方面的支持。

新加坡態度反轉

相較于緬甸的一貫立場，新加坡的態度轉變更引人關注。11 月 19 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彭博新經濟論壇上發表 “擱置歷史、向前看” 的言論，稱東南亞國家已放下與日本的歷史恩怨，將日本視為最受信賴的伙伴，并勸說中國放下對日本二戰侵略罪行的 “仇恨”。更引人爭議的是，其發言中使用日本單方面稱呼的 “尖閣諸島” 指代中國釣魚島，變相否定了中國對該領土的主權。

這一表態迅速引發新加坡國內民眾的強烈不滿。社交平臺上，大量民眾質疑所謂 “擱置歷史” 的合理性，回憶起日軍占領新加坡期間制造的 “肅清大檢證” 慘案 —— 當時日軍對新加坡華人進行大規模屠殺，數萬無辜民眾慘遭迫害。民眾紛紛表示，這樣的歷史創傷無法輕易抹去，政府無權代表民眾遺忘歷史，部分網友甚至對黃循財的執政能力提出質疑。

在輿論爭議之下，曾任新加坡外長的楊榮文通過媒體采訪明確表達不同立場，將新加坡的態度拉回理性軌道。楊榮文指出，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絕非偶然的措辭失誤，其使用的話術與 1931 年日本為侵華戰爭辯解的表述高度相似，本質上是刻意煽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為增加國防預算、博取政治支持率制造借口。

對于中方的強硬回應，楊榮文給予充分認同，強調高市早苗的言論后果極為嚴重，中國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完全合情合理，任何國家都不會輕視此類挑釁。他坦言，若出于中方立場，同樣會要求日方作出更明確的澄清聲明。

楊榮文同時提及，新加坡民眾對日本占領期間的暴行仍有強烈記憶，不少家庭都保留著親人遭受迫害的歷史印記，而東南亞多個國家對日本重新軍事化的趨勢普遍感到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