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授在丈夫葬禮中自殺，遺書給子孫立下鐵規：不與日本人通婚

南京大學著名女教授在丈夫葬禮中自殺，在這殉情的背后隱藏著一段永生永世都無法化解的血海深仇，她在身亡前還特意寫下遺書，給子子孫孫立下了一條鐵律，而這一切都與日本人有關——

1987年暑假即將到來前夕，南京大學歷史系著名教授夏漱清因心肌梗死，不幸倒在了他深愛的三尺講臺上。當時，這件事并未引起社會各界多少關注，畢竟還有很多兢兢業業的教師，都是站在講臺上燃燒完自己生命的，例如著名數學家華羅庚也是死在講臺上的；這種告別世界的方式，對于一位人民教師來說，是極具浪漫主義傳奇色彩，可以說是一份崇高的職業榮譽。

因為夏教授一心鉆研學問，既無官職，又無復雜的社會關系，所以喪事辦得很簡樸，僅他的獨生女兒、女婿和三五個研究生來送了他最后一程。

真正讓夏教授的死變為轟動一時的社會性大事件的，是在他火化的當天晚上，她的夫人，南京大學退休的中文系教授凌若蘭，割腕殉情了。

當凌教授的女兒發現時，她的血已經流干了。她靜靜地躺在床上，雙手緊緊地抱著丈夫的骨灰盒，面如白紙，神態安詳，可以看出，這是她心甘情愿的選擇，也是她期盼已久的結果。

接連失去父母的女兒悲痛欲絕，覺得天都塌了，她甚至有些責怪母親為了給父親殉情，殘忍地將她一個人留在這個世上，然而，當她看見床邊母親留給她的遺書時，她才知道這事并非殉情那么簡單。

凌教授在遺書上寫著：

“甜甜，我親愛的女兒，我死后骨灰萬萬不可與你父親的骨灰一起存放，我不配。另外，我還要立下一條家規，凡是帶夏、凌血統的子孫，世世代代都絕對不能與日本人通婚。理由在我遺物中藏著，你看完就能明白一切了！媽媽愛你！”

遺書字跡娟秀，運筆一絲不亂，再次印證了，自殺，是凌教授深思熟慮后選擇。

凌教授自殺時77歲，她為丈夫殉情的事，帶給了人們濃重的嘆息、艷羨之情外，更多的是疑惑、不解，尤其是既然選擇了殉情，又為何說自己不配與丈夫“死同穴”呢？

要知道，凌教授和夏教授是南京學術圈有名的神仙眷侶，他們相濡以沫地度過了53個春夏秋冬，三年前她們金婚紀念日時，南京電視臺還專門派攝制組來給她們拍專題片，雖然被凌教授拒絕了，但人們當時只覺得是凌教授低調，可如今想來，其中必有隱情啊！

可是，一個77歲的老人、大教授，究竟與丈夫之間究竟有何不能說出來的秘密呢？她在這個世界上究竟還有何仇怨難以化解呢？她為何要在遺書中給子孫后代立下不能與日本人通婚的家規鐵律呢？

疑團越想越多，人們為了找到答案，都紛紛到凌教授家悼念，可始終沒有人能從中看出任何蹊蹺之處，皆無功而返。

夏甜甜花了兩天兩夜的時間才整理完母親的遺物，最后對外宣布了一個決定：“死者為大，一切按照母親的遺愿辦！”別人問她為什么，她一律以沉默回答，就連自己的丈夫也不例外。

夏教授和凌教授的學生們因確實得不到確實的答案，只好自己編撰了許多個故事來解釋這件事，一為給自己解惑，二為堵住絡繹不絕的詢問者之口。

學生們編撰的故事中，有兩個非常著名，且廣為流傳，而且都是關于愛情的。

夏教授年輕時曾前往日本留學，這一段經歷也是這兩個故事的現實根據。

第一個故事，將凌若蘭教授塑造為了一壇“山西老陳醋”。

這是一個三角戀的故事，說夏教授留學時愛上了一個日本少女，叫山口小百合，長得貌美如花，乖巧可人，與夏教授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而在這個故事中，凌教授的人物設定就有些過分了，說她是一個性情古怪、丑陋無比的潑婦，這一形象的藍本自然是來自老年時期的凌教授，很顯然，這是青年學生的想當然。

這個故事流傳起來沒多久，有好幾位年輕時與凌教授一起求學的老教授就出面批評、糾正了這一錯誤。他們甚至拿出了幾十年前的老照片當作證據，證明了凌教授年輕時是一位才貌皆佳，性格溫柔，是個人見人愛的女子。

同時，這些老教授也說明了一點，凌教授性格突然發生變化是在50年前，但具體是因為什么誰也不知道，只知道她當時也割腕自殺過一回，最后被外國醫生給搶救了回來。

老教授們都和凌若蘭教授的同時代人，其中還有她的老同學，提供的證據自然可靠有力。自此，凌教授的形象開始和山口小姐齊頭并驅了。

夏教授心里一直深愛著山口小百合小姐，兩人是雙向奔赴的戀人，而凌若蘭對夏教授屬于單相思，后來因為中日關系緊張，夏教授不得不回國，無法迎娶小百合為妻，最終在家人的逼迫下，這才勉強答應和凌若蘭結婚的。

凌若蘭被描繪為天底下最可憐，而報復心又最強的女人，她一直都知道夏教授心里有一位“白月光”，卻死抓著夏教授不放，始終不肯離婚，折磨了夏教授整整半個世紀之久。

而夏教授也一直沉浸在青春時代的回憶中，滿腦子都是在富士山下、潔白的櫻花下與小百合的浪漫故事里，并在生下了女兒甜甜后，就與凌教授分房睡了，讓凌教授這朵鮮花因少了愛情的滋潤，而快速的枯萎掉了，逐漸變得神情呆滯，不茍言笑。

第二種故事，要顯得客觀、柔和得多，多半是夏漱清的學生編撰出用來回擊第一種的故事的。

故事的開頭也是一個三角戀愛事件。不過，另一個主角是個叫高倉由紀夫的日本男青年。凌若蘭，是被描述成一位才貌雙絕、內心感情十分豐富的女子，在日本留學時，他幾乎同時愛上了夏漱清和那個日本男青年。后來，中日關系緊張，夏漱清和凌若蘭一起回國，也是在愛情的基礎上結了婚，但高倉由紀夫卻為她終身未娶。

凌教授是一個多情的女子，按她乖戾的行事作風，遺書里面無外乎兩種用意：

第一，在凌若蘭教授心中，夏漱清和高倉由紀夫的地位是不分上下了，她覺得自己生前陪夏漱清度過了一生，對高倉由紀夫欠下了一筆無法償還的情債，因此她死后不愿和夏教授合葬，是為了來世能和高倉續寫前緣，償還今生欠下的情債。

第二，凌若蘭教授立下后代不準和日本人通婚的家規，是因為她一生飽受愛情的折磨，害怕自己的后代重蹈覆轍。

研究生們編這樣一個故事，也不僅是單純的為了回擊第一種故事，而是想還原歷史的真相，畢竟夏教授和凌教授有多相愛，他們都親眼見過，半年前，近80歲的夏教授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凌教授梳頭，然后就是做早飯，十分溫柔體貼。僅此一個細節，就足說明一切問題了。

至于說兩位老人幾十年都分房睡，他們沒有足夠的理由反駁，對方只要說：“那時又沒實行計劃生育，夏教授每月幾百大洋的工資，為什么只養了一個獨生女兒？”他們就啞口無言了。他們都是學歷史的，不長于詭辯之術。

應該是10年前，筆者還在讀大學時，跟學校組織的交流團到南京大學學習，因為酷愛中國近現代史，便聽那些老教授講起了這兩個故事。

當時筆者才20出頭的年齡，所以剛開始并未在意，畢竟在中國的歷史文學典籍中，記載了太多類似“梁山伯與祝英臺”這樣的故事，發生這種事太平常了。

可就在即將交流結束，要返回成都的前一天，筆者猛然發現這個事情并不這么簡單，無論從哪個方面來分析，凌教授在遺書中不讓子孫后代與日本人通婚這件事都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要留下這樣的家規呢？

筆者申請到南京大學校史館查閱了凌教授的相關資料，有一則信息成了解開這個謎題的金鑰匙——

凌若蘭是1910年生人，27歲在南京大學任教時，剛好是1937年……

我開始反復琢磨這兩個故事——

兩個故事的邏輯都是混亂的，稍微仔細想想，就能知道兩個三角戀完全是子虛烏有的。兩個日本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一種故事就是生搬硬套“梁山伯、祝英臺、馬文才”的故事。第二種故事干脆就是把祥林嫂的故事給強加到了凌教授身上。祥林嫂害怕到了陰間被鋸成兩半分給兩個男人，把這種思維硬套在一個大學著名女教授身上實在是荒唐可笑。

而且，這兩種故事的編造者顯然忽略了一個可能性，夏教授和凌教授十分相愛，后來是因為突然發生了一件令人無法接受的惡性事件，可以說是因為有一種外力突然橫插了一杠子，才促使他們的愛完全變了型，扭曲了。

這個秘密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他們的女兒夏甜甜知道，她就住在南京大學的老教職工院子里，筆者能貿貿然去找她嗎？她會告訴筆者這個謎底嗎？筆者沒有把握。

但筆者很自信自己的感覺的真實和準確：凌若蘭教授相隔50年的兩次自殺，一定和1937年12月日本鬼子在南京實施的大屠殺罪行有關。

筆者在一位相處不錯的90多歲的老教授的帶領下，帶著從成都準備的特產禮品，叩響了夏甜甜老師的家門，但她非常干脆地拒絕了我想跟她談論她母親凌教授的請求，甚至下達了逐客令。

筆者當時屬于愣頭青，見如此情形，也急了，決定豁出去了，懇求道：“夏老師，如果你真的有難言之隱，我也就不再為難了，但請求您聽一下我的推測行嗎？我相信自己已經接近真相了，只是想找你證明一下，我是學戲劇表演的學生，我也一直在學習研究那段殘酷的歷史，有很多人太容易遺忘歷史了，我希望我未來有一天把夏教授和凌教授的故事搬上舞臺，提醒人們不應該遺忘那段血海深仇！”

“同學，你認為有這個必要嗎？”夏老師反問道。

“很有必要。我以為凌若蘭教授的遭遇和她后來表現出的一切，比幾萬個人頭落地都更能讓人痛心、悲憤。就她的遭遇就足以把當年占領南京的十幾萬日本鬼子和日本這個國家永遠地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同學，你真的那么自信？你說說你的推測吧，我現在想看看你到底知道多少所謂的真相？”

夏老師松口了，筆者要抓住這個機會。

“凌教授是當時南京十萬婦女的受害者之一，南京大學當年發生了什么，很多歷史文獻上都有記載，我肯定夏教授當時就在現場，要不然，后來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都解釋不通。但這件事因為沒有一個目擊者站出來說過，因此我找不到任何證據和證言。我并不想撕開你心底的傷口，折磨兩位老教授的在天之靈，我只是覺得，這件事應該讓全國、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殺帶給了中國無比深重的災難！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殘害，比那駭人聽聞的殺人比賽更應該讓人詛咒！”

夏老師沉默著，面部毫無表情。

筆者繼續說：“你也知道，有兩種故事流傳至今，難道您忍心看著世人因不明真相而用胡亂揣測的不實之言去丑化您父母的感情嗎？他們的在天之靈，一定不愿意有人將他們跟日本人聯系在一起，這對他們來說不僅是奇恥大辱，更是鞭尸！”

“嘴巴長在別人身上，他們要說什么就由他們說去吧”。夏老師再一次強調這一點，“你以為個人隱私也可以公布于眾嗎？你還想搬上舞臺，我警告你，同學，你沒有權力這么做。”

“我是沒權利，但這種事情歸根結底并不僅屬于個人，它還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事情。當然，你不愿意披露事情的真相，我也不會讓您為難。但你剛才并沒有反對我的推測，是不是可以證明我說對了呢？”

“隨你怎么想吧。”

筆者照著自己的思路講了下去，“我在校史館看過一些資料，夏教授和凌教授是1936年結婚的，他們相親相愛，第二年就生下了您，取名為甜甜，用意是對甜蜜愛情生活的紀念.......日本人攻進城的那一天晚上，夏教授扶著凌教授回家來，兩人一言不發，坐了一夜。兩天后，凌教授就自殺了，也是割的手腕。當時你在熟睡中，凌教授可能在最后一瞬間產生了猶豫，只是把血管割破了……”

“你還知道些什么？”夏老師臉色變了！

“好吧，我就直說了。凌教授覺得自己的身體已經變得骯臟，對不起夏教授了，她才想到了死。后來她確實沒再和夏教授同過房，而且性情也一日日地改變了。凌教授從此有了一個生活習慣，天天都要洗一次澡，每次都用很長時間洗呀，搓呀，她想洗掉恥辱，雖然她知道自己的身體再也無法洗干凈了。夏教授對她越是憐惜，她越是感到自己該以死相報。這種對日本的仇恨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消解掉，反倒愈來愈濃了......"

"我猜想凌教授答應過夏教授的要求；要好好活下去。夏教授一死，凌教授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告別生命了。只有這樣，才能解開所有的疑團。一九三七年冬天的一天，日本人徹底葬送了你父母親終生的幸福。你母親不該讓你看她的日記，如果你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可能要比現在過得輕松得多，她把一種痛苦轉移了，這應該是她始料不及的事情。我在來拜訪您之前，其實已經找到過您的女兒了解過了，她說這幾年你過得太沉重了，太沉重了……她很心疼您！”

夏老師站起來，用發抖的手指著道：“你，你，你沒有資格這么說，你快走吧……你滾，滾出去——”

回到招待所后，筆者反應過來自己今天太沖動、無禮了，并陷入深深的自責中，深感自己不該攪亂夏甜甜老師平靜的生活，更沒有權利把她父母的傷疤拿出來展覽。她讓我滾，已經算是很客氣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時間會把一切都消解掉。

當天晚上，在我們離開南京的前一個小時，夏甜甜老師的女兒王冬冬打來一個電話，替她母親向筆者道了歉，并答應和我談談1937年和1937年后面的半個多世紀。筆者沒有如約前往，因為筆者實在不愿再看見那封詳細的證詞了，

夏老師的和解態度已完全證明了筆者的推斷，沒有必要再知道得那么詳細了。80多年都已經過去，需要的已經不再是控訴和取證，而應該是判決。筆者所了解的一切，足夠為日本軍人寫一份判決書了。

日本兵對凌若蘭教授的殘害，一直持續了五十年，這一事實讓筆者心悸不已。這只能用筆來表達我的感情。

鑒于這種考慮，筆者在時隔10余年后才寫這篇文章，夏老師也已經故去了，所以對她會產生傷害的地方，都作了必要的技術處理。相信讀者一定能夠諒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