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推動大規模補貼，財政赤字再創新高，市場反應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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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嘍大家好，小銳這篇財經觀察，帶大家深入剖析日本經濟正在上演的一出“高風險劇目”。

財政赤字不斷攀升，國債利息逼近警戒水平，日元匯率跌至多年低位，幾乎成了國際市場的廉價貨幣，而高市早苗上任后卻果斷將補充預算從原定的17萬億日元大幅上調至21.3萬億。

輿論紛紛批評她“為博支持率揮霍公帑”，這究竟是刺激經濟的必要手段，還是孤注一擲的政治豪賭？日本是否正滑向屬于自己的“特拉斯式危機”？

市場率先發出警告信號

近日東京金融圈氣氛緊張，多位分析師通宵盯盤。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短短七天內飆升至1.935%，創下自2007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日元對美元匯率跌破157比1大關，超市貨架上的進口奶粉、清潔用品價格悄然上調，這一切動蕩的源頭，正是高市早苗政府剛剛敲定的21.3萬億日元追加支出計劃——資本市場已用實際動作表達不安。

根據東京證券交易所披露的數據，12月首個交易日長期國債成交額同比激增40%。大量本土金融機構加速拋售存量債券以規避潛在損失，海外投資機構更是連續三周凈賣出日元資產，單周資金外流規模高達80億美元。

一位來自日本生命保險的資深債券交易員坦言，市場真正擔憂的并非新增支出的具體數額，而是政府可能陷入“缺錢就印鈔、印鈔不夠就發債”的惡性循環。當前日本公共債務總額已達1350萬億日元，相當于GDP的263%，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中高居榜首。

預算背后的權力博弈

這項引發廣泛爭議的財政方案，最初由財務省提出，金額為17萬億日元。熟悉日本行政體系的人都明白，財務省素來以審慎著稱，掌握國家財政命脈，深知債務壓力之重，因此該數字絕非隨意設定。

去年石破茂執政時期的追加預算同樣維持在此水平，既能滿足能源補貼等基本民生需求，又避免過度透支信用，可謂“守線操作”。

然而高市早苗直接否決了這一方案，并親自牽頭修改，硬是追加了4萬億日元，理由是“必須讓民眾真實感受到政策帶來的溫暖與變化”。

其中約半數資金用于取消汽油“臨時稅率”，使每箱油節省約500日元；其余則全部投入民生領域，包括向低收入家庭發放食品代金券、為中小企業免除三個月電費等。

這些措施短期內確實見效迅速，街頭隨機采訪中不少人表示“手頭寬松了些許”。但業內專家指出，此類政策明顯帶有強烈的選舉導向特征。盡管財務省早已發出風險預警，但在當前政治格局下，其話語權已被邊緣化。

回想去年，甚至有年輕右翼團體舉著“解散財務省”的標語在辦公樓前抗議，只因該部門阻撓大規模舉債計劃。如今高市繞開專業機構強行擴編預算，實則是以財政信譽換取短期政治資本。若政策力度僅與前任持平，她這位新首相如何彰顯“新政氣象”？

特拉斯的前車之鑒

談及依靠激進財政博取關注，英國前首相特拉斯堪稱典型案例。2022年她推出的無底線減稅政策，在短短40天內便引發國債崩盤式下跌，最終被迫辭職，核心原因正是市場信心瞬間瓦解。

如今的高市，正踏著相似的步伐前行。不過日英兩國存在關鍵差異：英國國債外資持有比例超過三成，一旦出現波動，境外資本迅速撤離。

而日本國內持有的國債占比高達87%，尤其是日本央行自身持有超一半份額，短期抗壓能力顯著更強。但這只是延緩沖擊的“緩沖墊”，并非抵御系統性風險的“護身符”。

市場信任崩潰的機制本質上是一致的。一旦利息支出占財政收入比重突破25%紅線，即便是國內銀行也會開始質疑政府償債意愿與能力。

更棘手的是，日元貶值催生的“過度旅游熱”已將結構性失衡暴露無遺。如今前往東京迪士尼游玩，排隊等候時間較2019年翻倍；京都民宿均價上漲三成，本地老年人抱怨“買菜都得和游客搶位置”。

這種依賴本幣貶值吸引外國游客的表面繁榮，實質是掩蓋產業競爭力衰退的遮羞布。遺憾的是，高市并未著手解決根本問題，反而通過補貼進一步粉飾太平。

陷入滯脹困局

高市的補貼策略恰好撞上了日本經濟最脆弱的時間窗口。第三季度GDP環比萎縮0.4%，民間住宅投資驟降9.4%，工廠開工率連續五個月下滑，典型的增長停滯跡象已然顯現。

與此同時，核心CPI仍維持在3.2%的高位，進口能源與原材料成本持續攀升，滯脹趨勢日益清晰。此時推出大規模消費刺激，時機極不恰當。

業內普遍預測，隨著俄烏沖突逐步緩和，明年一季度全球能源價格有望自然回落，物流瓶頸也將隨之緩解，經濟本可迎來“自我修復”窗口期。

此時理應為貨幣政策騰出空間，協助日本央行平穩退出YCC（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逐步邁向正常化加息路徑。但高市的大規模支出計劃，等于提前堵死了這條退路。

所發放的21.3萬億日元終將通過消費鏈條推升物價水平。若央行選擇加息，國債利息負擔將急劇上升；若維持低利率，則通脹將進一步失控，形成兩難局面。日本央行內部已有理事公開表態：“照此發展下去，政策工具箱將被徹底耗盡。”

而高市對此置若罔聞，既不參與貨幣政策協調，也無視財務省的風險提示，所有決策均圍繞“支持者滿意度”展開。這種將政治利益凌駕于經濟安全之上的做法，比匯率下跌更值得警惕。

站在懸崖邊緣的抉擇

當前日本財政如同立于懸崖之上，向前一步是債務失控與通脹狂飆的深淵，退后一步則是緊縮開支與結構性改革的艱難之路。高市早苗選擇了前者，實際上是押注國家未來換取個人政治前途。

那些看似“惠民利民”的補貼資金，最終仍需依靠發行新債填補缺口。此次新增的11.7萬億日元國債，將成為每個日本家庭背負的隱性債務。日元持續走弱不僅推高進口商品價格，還削弱了本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實力與盈利能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明確發出警示：倘若日本繼續維持“借新還舊”的財政模式，到2026年財政赤字率或將突破6%，屆時債務可持續性將全面亮起紅燈。

歸根結底，日本經濟的核心矛盾從來不是“缺錢”，而是“錢沒花在刀刃上”。與其耗費4萬億日元進行短期福利輸送，不如將其用于推動半導體、新能源等戰略產業升級，或完善養老保障體系以緩解社會焦慮。

可惜的是，高市早苗顯然缺乏這份戰略耐心。畢竟技術升級需要十年耕耘，而選票只看眼前成效。

日本是否會遭遇“特拉斯時刻”尚難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隨著21.3萬億日元的撒出，留給日本財政的調整余地，正變得越來越狹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