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對當前學術研究的一點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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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銘：對當前學術研究的一點反思

12月6日，在第二十五屆中國經濟學年會的圓桌論壇環節，多位學者圍繞“如何平衡學術研究與政策影響的關系”展開討論。

上海交通大學泰安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在發言中談道，當前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之間并非簡單的平衡問題，二者本可相輔相成，高質量的政策研究應以扎實的學術為基礎。他同時批評脫離現實的“純學術”和缺乏依據的空談，指出真正矛盾在于期刊發表與政策影響力脫節。現有學術體系過度追求方法精確性，導致經驗研究窄化為因果識別，理論研究偏向復雜模型的構建，卻往往簡化掉對中國經濟至關重要的現實因素。

他強調，學術界應首先反思自身是否真正關注現實，例如連重要政策文件都少有人通讀，何以指望研究能回應重大政策議題？當前許多研究既與現實政策脫節，又因模型缺乏制度、摩擦等關鍵變量，甚至可能得出與政策初衷相悖的結論。這種狀況反映出學術界的“集體無意識”和“沒出息”心態——期刊以投稿傾向為由，青年學者以評價體系為托辭，形成相互推諉的循環。

對于青年學者，陸銘呼吁不應僅以“要生存”或“沒辦法”為由放棄學術追求。他以藝術史類比，指出大師往往誕生于打破既定規則之時。他認為，若真正關懷現實、有志貢獻，就需在年輕時積累研究興趣與熱情，而非待職稱解決后再行動。他鼓勵學生“brave to be different”，倡導學術界尤其是頂尖期刊和機構應主動承擔引領責任，推動研究回歸問題本質，實現學術與政策的有機統一。

以下為在不改變原意基礎上略經編輯的發言實錄

問題1：從宏觀總體層面看，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怎么實現統一？

陸銘：首先，按道理來講，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二者是不需要平衡的，應當百花齊放。而且，高質量的政策研究本應以扎實的學術研究為基礎。

我既反對脫離現實的所謂“純學術”研究，也反對缺乏研究支撐的空泛觀點。當前真正的矛盾在于期刊論文發表與政策影響力之間的關系。由于長期形成的學術傳統，現有期刊比較強調方法的精確性：經驗研究幾乎等同于因果識別，理論研究則偏向動態的、一般均衡的理論構建。

相比之下，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讀書時常見的那類文章——僅通過簡單公式便能體現深刻思想穿透力的研究——如今已不多見。這種傾向不僅在國外學術界較為突出，當前中文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現類似趨勢。例如，《季刊》近期所展現的傾向。我在此指出這一點，是因為它產生了顯著的負外部性：不僅讓非經濟學領域的人誤以為經濟學研究就是如此，也使經濟學界的年輕學者認為這就是權威期刊所推崇的“好論文”范式。因此，期刊的引導作用至關重要。

其次，我們是否真正關心現實？外界常有批評，這里我只問一個問題：在座各位有多少人通讀過文件？我本人通讀過。如果我們作為經濟學家，連當前最重要的文件都未曾完整閱讀，又怎能期望我們在期刊上發表的研究與中國重大政策議題產生關聯？

因此，我認為目前尚未到達需要在學術與政策研究之間進行權衡或組合的階段，因為很多研究與現實政策根本脫節。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讓學術研究對政策形成影響力？這是學術界應當自我反思的問題。

再者，這一問題也與學術研究過分追求方法精確性有關。中國經濟問題極其復雜，而越是復雜的問題，往往越需要借助復雜模型，但這類模型常常將對中國經濟至關重要的現實因素簡化掉。

由于時間有限，我簡要總結。我認為當前經濟學界的狀況恰如最近流行的一首歌曲《沒出息》所描述：本該從容從容，卻變得匆匆忙忙，甚至有時近乎“睜眼說瞎話”。我們學術研究所基于的教科書方法，擅長處理無摩擦的經濟情境，例如完全市場經濟。然而，很多已發表的高質量論文所使用的模型恰恰是無摩擦的，其中甚至沒有政策變量。這樣的模型如何能得出具有政策啟示的結論？

中國當前的許多問題恰恰源于扭曲，而模型中若沒有政策、制度背景和摩擦，便可能得出悖論。因此，當前的問題主要源于學術界內部，我們應當從自身尋找原因，而非歸咎于外部。

問題2：對年輕學者而言，做服務國家戰略、做對社會有價值的研究，路徑該是怎樣的？

陸銘：時間有限，我簡要談談。在各種場合，我聽到最多的不是“沒辦法”，而是“沒出息”。

當前經濟學界存在一種明顯的集體無意識，正如剛才提到期刊的導向，常有人辯稱“沒辦法”——期刊說因為投稿如此，青年學者說因為評價體系如此。這種循環讓整個領域陷入被動。

今天的學術界，某種程度上類似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全球美術界。當時，古典學派把持著各種沙龍與展示渠道，結果許多真正具有開創性、百年后被公認為大師的藝術家，在當時卻窮困潦倒。

那么，大師是如何產生的？如果所有人都只服從既有的沙龍規則，大師還可能誕生嗎？因此，我認為若想有所作為，就不應總是強調“沒辦法”。

首先，期刊不應以“沒辦法”作為托辭。既然自認是中國最好的期刊、最好的學院，就應承擔起引領的責任；若做不到，就不該占據那樣的位置。

其次，我也常聽到青年學者說“要生存”。確實需要生存，但如果每天都只想著生存，就難以成為梵高。我也同意剛才的觀點：可以先發表論文、解決職稱，再追求興趣。

但興趣難道不需要積累嗎？如果在年輕時不去研究自己真正感興趣的課題，到了40歲還可能保有那份熱情嗎？我同意學術分工，不同人可以做不同的工作。但如果你真正關懷中國經濟的現實問題，希望為國家做出貢獻，那么等到45歲、評上教授之后，真的還來得及嗎？我并不這樣認為。

因此，我常對學生強調的slogan就是：brave to b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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