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的“月經報備”，已經涉嫌違法

近日，云南宣威一則基層通知在社交媒體引發震動：一個所謂的“兒童健康學習群”中，村醫要求群內所有兒童母親上報自己的末次月經日期、姓名、電話號碼，甚至位置信息。這一要求不僅針對孕婦，還包括早已結束生育階段的女性。面對質疑，當地衛健局輕描淡寫地回應稱此為“孕情排查”，只是執行方式“不太合適”。

然而，這并非簡單的“執行方式不當”，而是對公民個人隱私權的公然侵犯，已經涉嫌違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基層治理中如此魔幻的一幕，折射出權力慣性對個體尊嚴的漠視，以及公共衛生服務在具體落實中的異化。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二十八條，醫療健康信息屬于敏感個人信息。法律明確規定，處理敏感個人信息應當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此外，采取嚴格的保護措施是法定義務。

在微信群中公開收集末次月經信息，不僅將個人最私密的健康數據暴露于數十甚至上百人面前，更以“必須上報”的強制口吻剝奪了公民的同意權。這種工作方式，將本應嚴謹保密的醫療信息收集，變成了類似“買菜接龍”的隨意行為，完全漠視了法律對敏感個人信息的特殊保護要求。

當地衛健局以“孕情排查”和“提供免費公共衛生服務”為由進行辯解，確實，孕產婦健康管理是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重要內容，早期發現孕婦有助于提供及時服務。然而，正當目的不能為不當手段開脫，更不能成為權力無限擴張的借口。

事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為何要求“所有兒童媽媽”上報信息？按照醫學常識，末次月經主要用于推算孕周和預產期，對于非孕期的女性，收集此類信息既無醫學必要性，也超出了“孕情排查”的合理范疇。這種“一刀切”的做法，暴露了基層執行中常見的懶政思維，寧可錯報千人，不可漏報一個。

這一事件更值得深思的，是基層治理中依然存在的權力慣性，通知中“必須上報”的強硬措辭，以及將個人敏感信息收集工作公然置于微信群聊場景，反映了執行者對公權力與私權利界限的模糊認知。

在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治理的今天，工作效率提升不應以公民權利減損為代價，微信辦公確實便捷，但絕不意味著可以規避法律程序、忽視隱私保護。當村醫將微信群視為行政命令的延伸渠道時，已然模糊了公共服務與私人社交的邊界。

反復發生的“月經報備”要求，還暴露出基層公共衛生服務中的形式主義傾向，據報道，這類上報已是“月月都要報”，形成了一種循環往復的填報負擔。當健康管理淪為機械的數據收集，當人文關懷異化為冰冷的統計報表，公共衛生服務的初衷便已迷失在官僚程序中。

更深層次看，這種現象可能與基層醫療資源的緊張、考核機制的不合理有關。上級部門需要數據，基層單位便生產數據——至于數據如何得來、是否必要、是否合法，則成了次要問題。這種“壓力型體制”下的應對策略，往往導致執行變形，最終損害群眾利益。

公共衛生事業的成功，建立在民眾信任與配合的基礎上，而這種信任，源于對個體尊嚴的尊重、對法律規定的遵守、對專業倫理的堅守。以侵犯隱私的方式收集信息，即便初衷良好，也會侵蝕本就脆弱的醫患信任。

當前，我國正不斷完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個人信息保護法》《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等法律法規為醫療健康信息處理劃定了清晰紅線。基層公共衛生服務必須在此框架內開展，探索既保護隱私又實現管理目標的科學方法。例如，通過一對一隨訪、加密信息系統、明確告知同意程序等合法合規方式進行信息收集。

魔幻的“月經報備”事件，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基層治理現代化進程中亟待彌補的短板，公共衛生服務不能成為侵犯私權的“特洛伊木馬”，效率追求不能逾越法律底線與人性尊嚴。只有當每一個執行細節都體現出對公民權利的敬畏，基層治理才能真正贏得民心，公共衛生事業才能行穩致遠。

此事不應止于“確實不太合適”的輕描淡寫，而應成為基層治理法治化、規范化轉型的契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這類魔幻現實劇在數字時代的中國反復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