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劉振德成為劉少奇秘書后，劉少奇找他談話：我對你有三個要求

1978年3月的一場老干部口述史座談會上，輪到劉振德發言時，他沒有立刻講自己當年在機要室忙碌的日夜，而是先說到1956年春天的一棵槐樹——那是中南海義務植樹現場隨手種下的小樹。幾枝嫩芽把眾人的注意力拉回二十多年前，也把他自己帶進了記憶深處的關鍵節點：從普通機要干部到劉少奇機要秘書的轉折。

1953年6月，二十五歲的劉振德接到調令，從南京軍區調入中央辦公廳機要室。那是一個需要晝夜運轉、信息滾動的地方，電報機不停敲擊，文件袋在手推車里堆得像小山。資歷最深的老機要員高飛常說一句話：“這里沒有休止符。”劉振德記得，高飛說這話時正把一份特急件從夾萬里取出來，轉身遞到他手里，語速極快，卻毫無慌亂。

機要室瀕臨中南海北長街，兩層小樓，外表普通。晚風最盛的是樓頂天臺，夏夜一到，值班的同志常在那里吹風歇腳。也是在那兒，劉振德第一次搞清楚中南海內部的“地理坐標”：懷仁堂、福祿居、永福堂……同事邱蘭標指著燈火給他講“哪幢房子是哪位領導住”。說罷又補一句：“知道可以，嘴要嚴。”這一提醒，比空中晚風更有份量，讓劉振德真正體會到“機要”二字的分量。

入職三年，劉振德漸漸成了值班骨干。機要室沒窗簾，燈光通宵，文件傳送鏈分秒必爭，截稿線卡得比前線炮火還準。有人說中央機關一定“清閑”，他笑稱：“你試試凌晨兩點還得翻譯外文電報，第二天清晨再參加會務布置，肩膀跟沙袋似的。”

1956年4月初，中南海沿岸組織植樹。黃河故道的柳條和河北槐苗排成行，劉振德正忙著扶苗壓土，突然被人輕拍后背。“吳振英找你。”看到傳話的警衛員，他先愣了一秒，心想：是不是機要室又有夜班安排？跟過去才知道，事情更大——吳振英開門見山：“組織決定，你調任少奇同志機要秘書。”短短一句，讓他腦子嗡了一下。

劉振德當即婉拒：“我文化淺，怕誤事。”吳振英擺手：“少奇同志同意先試用，你到他那兒做的還是機要，但接觸面更寬。”莫大的信任與壓力夾雜在一起，那晚，他在北長街宿舍里翻來覆去到凌晨，本子上只寫下一句話：聽從組織，絕不辜負。

第二天上午九點，警衛員引他進了劉少奇辦公室。窗外陽光正好，屋里卻顯得素淡。劉少奇正靠在藤躺椅上讀文件，看見他來，放下文件起身，客氣地招呼：“坐吧，先說說你的經歷。”短短幾句談話，沒有任何官架子。聽說劉振德在陳賡將軍部隊干過，劉少奇隨口評述戰役：“抗戰那幾年常打游擊，拼的就是耐力。”話不多，卻顯然對全局爛熟于心。

簡短寒暄后，劉少奇才把主題拋出：“你來這里，有三個要點必須記住。”他舉起手指，語速平穩而清晰：

“一，實事求是。什么情況就報什么情況，不替任何人涂色；以我的名義對外發話，必須事先請示，不許擅自作主，也不準借我的名頭辦私事。”

“二，機密嚴守。比你以前接觸的內容更大，知道得早、知道得多，本領就是閉緊嘴，眼觀六路心有譜。哪怕是自己孩子問，也只能回答三個字：不知道。”

“三，態度。外來電話、來訪人員，小到轉告時間，大到溝通政策，都得謙遜有禮，不擺臉色。工作要分輕重緩急，不慌不忙，但要分秒必爭。”說完，他抬頭注視對面的年輕人，“能做到嗎？”

“能！”劉振德聲音不高，卻異常堅定。劉少奇點點頭，沒有多說其他，這次談話到此結束，卻像一把尺子，日后十余年無時無刻不在他腦海里量度自身言行。

隨后的日子，劉振德把原本就緊湊的作息再提速。為了適應劉少奇的閱讀習慣，他練習用毛筆寫條簽，字要大、要準、要一眼抓重點；為了減少中轉環節，他學會自己動手編號歸檔。有人笑他“對文件比對親人還上心”，他只回一句：“三條要求，不能掉鏈子。”

1959年廬山會議前夕，文件雪片一樣飛來。深夜兩點多，劉振德剛校對完一份二千多字報告，劉少奇忽然問：“數據再核一下，寧愿慢一點，也要準。”劉振德立刻連夜與相關部門電話確認，次日上午九點前把改正版本送到桌面，差錯歸零。秘書處老同志點評：“這小子穩。”其實沒人知道，為趕那份報告，他整整四十個小時沒合眼。

也有棘手狀況。一次地方來人急盼批示，見劉振德態度平和，竟嘟囔：“都說中南海門難進，你倒好像不急。”劉振德不會拍桌子，只淡淡一句：“規矩在這兒，哪怕總理來了，流程也是相同。”對方一愣，也就安靜等候。三條要求的精髓——守規矩、有分寸——就體現在這種細節里。

到1967年因工作調整離開崗位時，劉振德厚厚的筆記本上滿是符號：紅圈是急件，藍圈是待核實，黑圈代表已歸檔。有人問他，干了十一年，有何感想？他答得簡單：“三條要求，天天提醒自己。”說這話時，他把那本翻得卷邊的筆記本壓在手下，仿佛那才是最可靠的憑據。

座談會臨近結束，主持人請他作補充。他看了看窗外已經長成大樹的槐影，只補一句：“領導的三條要求，看似針對秘書，其實也是黨員干部的底線。”然后便把話筒遞給下一位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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